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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问题:WTO与中国农业问题

   主义与问题:WTO与中国农业问题
   
   世贸大会开了这么几天,韩国农渔业民众上演了一场场的精彩大戏,让我们真的见到了农民阶级的利害。相比起来中国的农民们不只是失声,而且要说连有发声的想法都没有。这一点在有些朋友看来是他们的知情权被限制了,使得他们无法对这一事实有任何想法。我对这一论点在表示支持,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国的农民认真的了解了情况,同样的是会选择沉默。
   
   在WTO关系到农业的问题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减少政府对于农业的种种补贴;二、开放本国的农产品市场。这些就是韩国农民们被感压力的所在也是为他们的会如此的反应强列的原因。日韩两国因其发展现代化过程中选择了一种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模式,一种为保持其小农经济的存在而设计的——东亚模式或者日韩台模式。

   
   日韩台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不是直接投给农户。第一,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可以用于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业务的保险机制。第二,用于市场建设。第三,对生产性的经济实体投资。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唯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特别是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通过小农的合作日韩台的农民们可以直接在城市中经济自产的农产品,加上对于国内农产品市场的高度保护的高关税政策,尽管有时候日本的大米比美国加利福利亚大米要高20多倍,而台湾、韩国大米都比美国加利福利亚大米要高多少倍,仍然有国内市场存在保证农业人口的生计?从中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以韩国为首的农民会对WTO做出割腹、跳海、自杀的行为来了。
   
   而与之相对立的是中国农业政策,可以说是与日韩台的农业政策是对立的。以长达五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以剪刀差为手段从农民的手里不间断的剥夺资金以加强工业文明的集中体现——城市。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现在剪刀差价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而直接的农业税合国平均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如果现在消灭剪刀差,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的积累就会受到影响。”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通过剪刀差政府就从农民手里取得了六千至八千亿元。到了一九九五年,只本年的剪刀差就收取了三千五百九十一亿元。总之,中国的农民不只是没有得到过财政的补贴费,反而一直以来是为国家进行着补贴,所以WTO中所提出的要减少农业补贴的政策对中国一点也不会有影响。
   
   而就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来说,中国的农民可以说很少能享受到农产品流通中产生的利润。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保证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一直就实行产品统购统销的制度。这种制度中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达三十年之久。一九八四年实行“合同定购”,一九九零年改为“国家定购”,完成合同定购粮同时的余粮要以议价的方法卖给国家而绝对不能自己去买卖。到了一九九四年的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出现了粮食定购双轨制的局面,出现了定、超、议购等多种价格,不只是破坏了农业产品市场的基础,也以“平转议”“议转平”等方法把大量的利润在中间环结上流失了。
   
   当然中国政府也曾经提出放开城市农产品市场,放开城里的农产品市场让农民直接进城。因此,当年有了“倒蛋”大军,有了“百万雄鸡下江南”等被炒作过的事件。但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农产品市场一直是以农产品供给是和流通部门从财政拿补贴高度的方式进行供给的。如果允许农民放开鲜活农产品进城,意味着财政补贴就白瞎了。假如直接产自农村的鲜活的猪肉可以进城,谁愿意吃冻猪肉呢?如果没有人要国有流通部门的冻猪肉,财政就得增加库存和亏损的补贴、银行给的贷款也收不回来。在这种利益关系之下,商业、供销,这些国营流通部门一概向上告急,所以只放开了几十多天时间就停止了。
   
   从可以知道,我们的农业产品市场开放对于中国的农民基本上是不产生压力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早就在国营、私营的中间流通者们的压力之下生存,再多一个外国的竞争者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感觉了。真正的在WTO压力之下叫痛的是这些长期剥削农民的流通部门。
   
   如此种种,中国农民的沉默与韩国农民的激动就成为了十分生动的对比。但也不能就此得出中国农民是不会被世贸的压力影响,只不过他们面对这种压力的对抗对象早就存在了,而且这一方面中国的农民的群体行为中是可以反应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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