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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沅森传记
《佛怀煽仇录》
·《佛怀煽仇录》简介
·第一章 会爬坡的骷髅头
·第二章 谁谋杀了他
·第三章 大山里的隐者
·第四章 宴乡邻小论贫富
·第五章 可怜巴巴的财主们
·第六章 勇敢分子的诞生
·第七章 红色恐怖
·第八章 惨绝人寰
·第九章 揭掉你的天灵盖
·第十章 冤冤相报,了无尽时
·第十一章 莫敬斋漫谈“中共与农民”
·善语哀言话《佛怀》
《笑泯恩仇》
· 前言
·一、豪宅主人
·二、麻园湾
·三、入住阁楼
·四、忘年交
·五、肺腑之言
·六、笑泯恩仇
·七、妻子初来
·八、001号案件
·九、“反动”了一回
·十、结友何须多
·十一、融化在工人中
·十二、黑脸大汉
·长篇连载 《笑泯恩仇》十三、转忧为喜
·十四、夜战“打击办”(上)
·提堂在即,「肥黎」卑躬屈膝求「外援」
·暴徒死捉警員「小辮」唔放,監警會公平公正勇撐警隊
·「暴力黑布秀」難掩黑暴,「真攬炒十步」寸步難行
·鋃鐺入獄絕非「浴火重生」,年青人當睇清現實「再出發」
·唔喺「嬉笑怒駡」而喺顛倒黑白,《頭條新聞》停播實喺香港之幸
·教育係培育主流價值觀嘅途徑,唔係傳播仇恨祖國、暴力違法思想嘅「無掩雞籠
·立法護港彰顯決心 亂港宵小如喪考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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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莫敬斋漫谈“中共与农民”

陈沅森  

     莫敬斋老先生,生于1900年,是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和经营大师。上个世纪40年代末,因为“跑得快”,逃离中国大陆,躲过了“土改大劫”。莫老到香港后,拍卖几件珍贵文物做本钱,重振旗鼓,出山经商,利用百战不殆的“陶朱公商法”,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大展宏图,成为亿万富翁。

     莫老许多同学、朋友,在中共土地改革中都罹难了,因此,他对50年代中共土改特别关注。从1950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所有有关土改的文件、报刊文章、著作、论文以及小说等,无不仔细研读。他对土改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农民出身的莫老,进一步关注“中共与农民”课题,收获颇多,体会很深。

     1990年前后,笔者有机会多次与莫老见面,聆听他讲“土改”、“中共与农民”的故事。现根据录音,整理如下:

     莫敬斋老先生说:中共是利用农民起家的,由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参加红军、解放军前赴后继,由亿万农民提供根据地、提供资金、粮食和其它农产品,才把中共和毛泽东推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巅峰。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中共与农民”的关系,了解这种关系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按理说,从感恩的角度出发,中共建政后的各项政策应该向农民倾斜,多多关照农民的利益,让他们休养生息,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但是,截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毛泽东寿命终结时,农民没有过个几天安生日子。相反,他们遭受国家的压榨与盘剥,60年代初饿死三千五百多万;活着的,大多数至今依然过着辛酸、贫困的日子。

     从1924年年底毛泽东到韶山组织农民协会开始,中共就与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共的每一步发展壮大,都离不开亿万农民的血汗支持。在这里,我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回顾毛泽东为利用农民创办的四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四件大事是:

     第一件大事:“农民运动”,即1927年“大革命”时期,由毛泽东掀起以湖南为主的农民运动。

     第二件大事:“土地革命”,即30年代前后毛泽东在井冈山武装割据,建立瑞金中央苏区。这段历史中共称之为“土地革命时期”。

     第三件大事: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

     第四件大事: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四个时期的四件大事,毛泽东和中共为农民做了些什么?给农民带来了什么?

     首先谈第一件大事:“农民运动”。

     从晚清到民国,民间结社盛行,秘密团体林立。什么“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红枪会”、“圈子会”和“青帮”“红帮”等,各霸一方,时不时显示出他们人多势众的威力。这些秘密团体的主要成员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他们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大多数拥有武装。加入这种团体,要举行严格的类宗教仪式,并利用鬼神、图腾和一系列迷信活动,作为团体的凝聚力。民间秘密组织的参与者,能够得到团体的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照顾,但同时也担负着援助团体内其它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当他们联合起来反抗官僚、劣绅和奸商的剥削、压迫时,由于一呼百应,聚众如蚁,官府也奈何不得。与这类团体发生冲突的肇事者,往往只能赔礼道歉,赔钱让步。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同学郑士良,少习武术,与绿林豪客、江湖侠士交游甚广。孙中山对郑士良“一见奇之”,引为知交。通过郑士良,他第一次认识到民间秘密社会潜藏着巨大的力量。民间社团,纪律森严,如果“反水”(背叛),格杀勿论。随着反清、革命思想的成熟,孙中山汲取、移植了民间社团的一些做法,让革命党人举手宣誓、盖手模,效忠他本人。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毛泽东参加这类民间秘密团体的文字记载。但毛泽东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少年时期即具反叛思想,又勤学好问,对这类团体组织,绝对不可能不闻不问。

     那时候,他是一介穷学生,做农村调查时,身上没有钱,怎么办呢?他自己说是当“游学先生”,到地主家去,与地主老爷谈天说地,论诗作文,地主便留餐留宿,送给盘缠。有这样的事,但并不十分可靠,碰到文化层次较低又吝啬的地主,便要吃闭门羹。可靠的办法是,参加秘密团体,享受其成员“身无分文,走遍天下”(所谓“天下”,指这一社团的势力范围)的便利。

     当年,势力比较强大的民间团体,在各地都设有秘密联络点。通常,这些联络点多是小饭馆、小旅社。执行任务的圈内哥们、爷们,背着“搭裢”(装随身衣物、用具的背包)、雨伞,看到门前暗记,便迈步进去,放好搭裢、雨伞,开口与老板打招呼。进门的一系列动作,步伐、眼神、手势、置放搭裢、雨伞的方法和位置,以及与老板的对话(对暗号),都显示了你在这一组织中的身份。于是,老板便按你的地位,给予相应的招待,留餐留宿。不但吃住不要钱,临别时还赠送路费。

     现代小青年会想,这真好玩,找一个圈内熟人,把这一套学好、演习好,然后去云游四方,有吃有住,有零钱花,岂不快活!——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森严的纪律,一整套考验方法,残酷的手段,错一点,夜晚便身首分离了。因此,没有人敢假冒,也没有人敢教你。

     文革期间,有一幅全世界印刷数量最大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青年毛泽东拿着雨伞,风尘仆仆地走在一座小山头上。一般人认为,带伞是湖南省雨多,旅行必备,但我不仅仅这样认为。我猜想,这雨伞同时担负着吃饭、住宿不要钱的道具。以毛泽东之聪明能干,能说会道,给秘密团体的“龙头大爷”献计献策,他在圈内地位一定不低。七下安源和几番农村考察,当然都是全部免费的罗。

     1924年底,毛泽东以“养病”为由,回到湖南老家韶山。他深入农村底层,了解到农村民间会党组织严密,势力强大,自然联想到共产党完全可以利用之,自己可以仿效之。他分析了农民的特点:头脑简单、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接受鼓动且容易盲目从众。如果用现代政治手腕组织、动员广大农民闹革命,不愁不改朝换代,“黄袍加身”。于是,当李立三、刘少奇等“革命老乡”愚蠢地积极投身外地工人运动时,毛泽东却悄悄地在偏僻的湖南乡村,以办夜校、学文化为幌子,暗中组织了二十余处乡农民协会,集结农民力量,摸索农运经验。当农民协会发展到一定规模,旋即小试牛刀,发动“阻禁平粜”(阻止地主外运米粮,迫其平价卖给农民)。当事情稍有进展,初步产生成效时,地主、商人便到省政府告状,军阀赵恒惕急忙派兵来搜捕他。毛泽东匆匆出逃,于1925年10月抵广州,代理汪精卫主持国民党宣传部。这时,他生搬硬套马列主义原理,发表了论文(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从此,他的脑海中逐步形成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革命夺权策略——其最终目的是自己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不要小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它标志着毛泽东在韶山初步实践,掌握一些农运经验之后,开始从理论上研讨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它首次向外部世界,展示了毛泽东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独特的的思维逻辑。这篇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决定着日后中国数亿人的命运,决定了他们的生死存亡。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宗明义的纲领性文件,它首先提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接着,不是按生产关系,而是仅仅按财富的多寡,轻率地将人群分为几等几类,一组组对号入座,“敌友分明”。这种“假想敌友”标准,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他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假想并认定不同的敌人,竭尽全力打击之。

     毛泽东比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任何一位“龙头大爷”都高明,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后一段,分析了三合会、哥老会等民间秘密团体,虽然能给参与者带来一些暂时的眼前利益,但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同时,由于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它们又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这类落后的团体就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请注意最后一句引号内的话,这证明在中共领导之下建立的“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例如“农民协会”,脱胎于民间秘密团体,必然继承原来组织的一些特点和做法。原有的“落后团体”失去存在价值,是因为领导权不在中共手中,容易被敌人操纵利用。

     毛泽东对民间秘密会社的熟稔,另一个左证是,后来他在井冈山收编了土匪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袁、王两位农民出身的绿林好汉,原来都是黑社会头目。他俩视毛泽东为“自己人”,相当友好,言听计从。但是,他俩身上依然存在绿林气息,不大敬服其它共产党人。当毛泽东短暂离开大本营的时候,手下那些不懂民间秘密社会规则、不懂“统战”的人,便把袁、王二人诱杀了。失去两员猛将,毛泽东惋叹不已。

     1926年3月“中山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被迫放弃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随后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一个地位显赫的“部级长官”,为何心甘情愿屈尊就驾,去担任一所小小培训学校的班主任呢?原来,毛泽东看到了这里面的巨大潜力。培训的青年学员毕业后,大多数成为共产党的骨干和中坚。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师生之谊”的国家,这些学员今后必定成为他最可靠的心腹和助手。当时,毛泽东的月薪180银圆,是做北京图书馆员的22.5倍,生活富裕。于是,他竭尽全力办学,招收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的中学毕业或相等学历的年轻学生,施以1—3个月的农民运动训练,任命为特派员,或派回原籍,或送到指定地方去建立农民协会组织。5月3日,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员班开学(前五届为彭湃等人培训)。

     就在这个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留守广州的李济琛为了维持后方安定,压制农民运动,所以,广东农运冷冷清清。到6月份,北伐军沿湘江北上,所到之处,各县国民党党部和农民协会纷纷从地下冒出来,农民运动如狂飙突起,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这一阶段,即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述1926年1—9月的“组织时期”,农民协会配合北伐军作战,担任欢迎、供给、向导、侦探、运输和扰乱敌人后方任务,喊出“打倒军阀”(湖南的赵恒惕、直隶的吴佩孚等)的口号,与北伐军相处融洽,赢得湖南军事头目唐生智的赞赏,予以支持。农民协会借势成长,短时间内会员陡增七、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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