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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割历史:中共之能事

   阉割历史:中共之能事
   
   陈破空
   
   秉笔直书,齐之良史。说的是战国时代,齐国有四个史官,伯、仲、叔、季,他们其实也是四兄弟,因齐国权臣崔抒杀死了齐庄公,四兄弟先后在史书上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前三个兄弟,先后被崔抒杀害。轮到最小的弟弟季,照旧写下“崔抒弑其君”。这时,权臣崔抒也不得不感叹史官的风骨而最终屈服,没有再杀季,而是任由他在史书中评说自己。

   
   这段故事说明,中国古代,具有保护历史、尊重历史的良好传统。的确,纵观各朝各代,即便对本朝有所忌讳,下一个朝代对上一个朝代,还都客观叙述其历史。一代明君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旺。其实,中国古代大多数君臣,都明白这个道理。
   
   现代文明国家更是如此。美国南北战争,北胜南败。但在美国国会大堂里,南北双方将领的雕像,并行矗立。美国人明白,不论谁胜谁败,他们都是手足同胞。
   
   如今的中国,已经没有伯、仲、叔、季四兄弟了,也没有不得不面对史实的崔抒了。这是因为,到了共产党时代,一切都变了,连史学界也面目全非了,历史断流了。历经无数回“七、八年来一次”的大恐怖之后,今天,这个几近绝望和窒息的民族,已经被引诱到物欲横流、声色犬马的深渊,集体堕落,整体沉沦。
   
   中共不仅创下了屠杀与迫害之最,也创下了气量狭小之最,凡事走极端,不留半点余地。面对敌手,一概抹煞,国民党失败后,中共史书将其写得一团漆黑,连国民党领衔抗日的丰功伟绩,都全然予以抹煞,甚至扭曲、颠倒、抹黑。
   
   不仅如此,连友军也都一概抹煞,比如抹煞美国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支援。最后,连自己人都一概抹煞,谁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谁就改写历史,销毁文件,篡改档案,把失败或失势的一方,写得一无是处。
   
   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最后,哪是正史,哪是野史,不仅把人民搞糊涂了,就连当权者自己,也都糊涂了。也就是说,就连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也被他们写成了一笔糊涂帐。以至于,文革后,中共需要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弥补中共文史的空白。
   
   比如,三十年代的北上与南下之争,明明是只有6千人军队的毛泽东要北逃,说成是拥有12万大军的张国焘要南逃;又比如,四十年代初期的皖南事变,毛泽东假国民党之手,消灭周恩来的嫡系部队新四军,周恩来写的那首诗,却被曲解成另一种意思(参见《司马璐回忆录》);再比如,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直接原因,乃是毛泽东以盲目的“大跃进”,令中国经济崩溃。却以“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推脱。刘少奇,就因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一句实话:“哪里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分明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被毛泽东怀恨在心,直到置之死地;还比如,七十年代的林彪事件。林彪无谋反之心,却硬被毛泽东扣上谋反之罪;林彪并无外逃之念,却硬是被毛泽东、周恩来联手设置圈套,逼其出走,在异国荒漠,折戟沉沙。
   
   独裁需要谎言,专制需要黑幕。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领导人的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个名词“假大空”,也是中共的专利。面对现实,他们需要谎言,面对历史,他们同样需要谎言。因为,他们知道,历史,就是现实的镜子。隐瞒、杜撰、和伪造历史,是独裁者的共性。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共产党需要人们忘记历史,背叛祖宗。
   
   千百家电台、电视台,千百家报纸、期刊,千百家出版社、研究所,都掌握在一个党的手中,没有对比,没有参照,没有监督,他们想把历史怎样写,就怎样写,
   
   对共产党之前的历史,他们也任意裁剪、阉割,为我所用。在中共炮制的教科书中,历史上所有政治人物,一度都被简单而生硬地归为两类:法家和儒家。对所谓法家人物,则大肆歌颂、吹捧;对所谓儒家人物,则肆意贬低、丑化。法家人物,往往是那些残暴嗜杀、横征暴敛、不择手段、无恶不作的暴君、奸臣,诸如秦始皇、曹操、张献忠、洪秀全等;儒家人物,则是历代公认的持礼仪、怀仁爱的明君、良臣、贤达,如周文王、孔子、刘备、朱熹等。这一划分与褒贬,本身说明,毛泽东和共产党自比奸臣、暴君,毫不汗颜。
   
   除了任意褒贬,颠倒乾坤,他们甚至直接动手,篡改近代和古代历史。比如,篡改太平天国史。他们将太平天国的内讧、及其起因,都一古脑推到功勋卓著的杨秀清、石达开等人头上,这一彻头彻尾的篡改,目的是要粉饰骄奢淫逸、滥杀忠良、残害无辜的洪秀全。因为,那一段历史,与后来,共产党内,毛泽东监禁彭德怀、虐杀刘少奇、逼死林彪等片断,实在具有惊人的相似!
   
   共产党执政才五十多年,就狂妄到要左右我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由于谎言太多,痕迹太重,当权者怕露马脚,处处设置禁区。今天不准研究这个,明天不准考证那个;这个是内参,那个是机密。为此又制造出大批文字狱。于是,
   六四成了禁区,文革成了禁区,大饥荒成了禁区,大跃进成了禁区,反右成了禁区,抗日战争成了禁区……最后,整个共产党的历史,甚至于,整个中国现代史,都成了国内历史研究的禁区。于是,在中国,一个具有独立思维的史学家,几乎已经无从下笔。
   
   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大不幸,也是人类史学界的大不幸。
   
   最近,围绕《司马璐回忆录》,大家都在谈论一个现象,说加入中共的一般党员,都是傻子,中共的领袖们,则都是骗子。这是讲党内。党外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少民众是傻子,大多数共产党人是骗子。一些民众,不久相信了中共胡乱编造的历史,也相信了中共任意粉饰的现实。
   
   延伸地说来,那些从向往海外、到移居海外、到定居海外的华人,有几个人,不是因为共产党祸国,而选择留居异国他乡?不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不论在海外过得如意还是不如意,不论他(她)知觉还是不知觉于此,导致他们背井离乡的命运之源头,或多或少,都有共产党祸国的成分。至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因爱国心切,而误为“爱党”;因思乡心切,而误被“统战”;因顾及民族的面子和虚荣,而肆意攻击他们寄居、并入籍的“第二祖国”,不惜助纣为虐,甚至充当间谍,迎合邪恶而糟蹋良知,奉承中共而背弃人类。他们,何尝又不是傻到了家的傻子?
   
   在海外,亲共的与反共的华人,即他们与我们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区别在于,他们爱党,我们爱国;他们为中国政府辩护,我们为中国人民辩护;他们贪图虚荣和钱财,我们追求真理和良知。
   
   共产党是一个历史现象,是一场噩梦。这场噩梦,已经在许多国家成为过去,相信在中国,也终将烟消云散。噩梦醒来是早晨,我们坚信阳光的力量。
   
   (在“九评中共”研讨会上的演讲,1/16/05,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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