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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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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亡继绝 自我救赎——《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欢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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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吟沖天 簫聲動地—康正果《平庸的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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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與中國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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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新观察》和《思想家》杂志就是在该《通知》公布后第三天,即1989年10月7日被勒令停刊的。
    此外,中共也对外国广播和电视加强了控制。
    海外广播电视被限制和干扰的情况是有着历史性的变迁的。在毛时代,收听外国和港台广播属于犯罪行为,甚至可构成间谍罪的证据。
    1978年之后,开放的浪潮使很多中国人收听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BBC)、台湾、香港、苏联(以及后来的俄国)甚至泰国的广播,华南地区还可收到香港的电视。到八十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碟形卫星天线架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居民的屋顶上,接收从美国的有线新闻网(CNN)到大溪地电视台的各种电视节目。
    “六、四”事件后,中共重新恢复了毛时代干扰海外广播的老传统,但是效果日益式微,引起了高层的高度不安和关注。1991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出一份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下达的内部文件,承认中国国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正在失去听众和观众。听众均转向颠覆性的外国广播。中共指示电台、电视台努力赢回听众。文件警告:“电波的混乱有助于敌人进行和平演变。”文件还引用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杨伟光的话说,中共领导人相信“形势已经恶化。”该内部文件指出:“一些边境地区的民众收听外国电台广播,而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件耸人听闻地说:“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思想斗争。在下一个世纪里,我们同敌人的斗争将十分激烈。斗争的范围不仅限于无线电广播也在电视广播。”⑶
    在那段时间里,官方的报刊上回响着类似上述的“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大陆似乎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景象。
    不过,这种倒退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首先,是中国大陆报刊的发行量暴跌,许多大报的发行量减少三分之一。其次,新闻在大陆的信誉扫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1991年对全大陆新闻媒体包括电台、电视、报纸等从业人员三千多人,作了一次内部民意调查,被调查人数三千多人,问卷回收率为61%。结果显示,79%的被调查者认为,新闻报导中批评的禁区限制太多;67.6%的人认为在敏感问题上,新闻界不说真话;有一半的人认为政务和政策报导透明度不够;有15%的人表示,反映群众呼声的新闻稿太少。在这份内部问卷上,最敏感的问题是“新闻宣传受群众欢迎的程度”,回答“在群众中信誉一般、较低、很低”的占79%;对新闻宣传的领导方式“不大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88%。有6.6%的人认为大陆的宣传工作“毫无进展”。调查显示,大陆新闻界对新闻政策不满⑷。
    因此,正如《纽约时报》报导的,中国人抱怨说,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找不到新闻,那就是报纸⑸。
    人们注意到,由于这种回潮只是一桩特殊事件的临时产物。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极端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只不过是早已逝去的毛时代的不真实的无可奈何的回光反照,带有漫画的色彩。因而,该政治意识形态的狂热不可能持续得太久。
    无可逃避地,经济的逻辑要用其不可抗御的力量给它“消音”。
    尝过智慧之果的“亚当夏娃”是不可能再返回过去那种蒙昧状态了。改革开放给大多数人带来的好处及其十年形成的社会利益集团及其巨大的能量方向,已经不可逆转了。并且,由于以邓小平为旗帜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因此面临着夭折的危险,所以邓本人的政治利益与改革的历史命运已经结为一体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两股力量在邓的“南巡讲话”之后汇合了起来,扭转了“再意识形态化”的方向。
   三、 1992之后的新闻界:大潮与禁忌
   Ⅰ.两条线索}
    1992年10月,在邓的“南巡讲话”气氛的笼罩下,中共十四大通过决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从此,中国大陆经过一起一伏之后,经济发展走向了超越1989年之前的顶峰状态。
    邓小平的战略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以经济增长换取政治稳定的同时,为使人民脱离政治,可以准许其个人自由有所扩大。总体来说,1992年之后的中共新闻政策,鉴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于非政治性的新闻网开一面,较少限制,这也是由于财政困难、政府必须取消对官报补贴,因而使它们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的结果。但是,对政治性新闻,仍严加控制,不许越轨,制定了很多限制性法规。在这样一松一紧的两面作用下,中国大陆新闻业迅速走向非政治化的商业事业。
    与八十年代的后期相比,九十年代中国新闻业的政治性减弱了,但商业性却有了更加迅猛的发展。
    此外,早在十四大前夕,1992年9月,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就召开了“舆论监督和改革开放”研讨会,确定今后的传媒工作的重要课题就是舆论监督。1992年10月,中共首次召开“亚太地区报刊科技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亚太地区上百家媒体负责人齐聚一堂,展开媒体功能、未来合作、报刊促进科技与社会发展等议题的讨论,会议呈现了一片新闻自由的气氛。
    1993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甘惜分撰文指出:“新闻改革不能仅限于业务上、形式上、版面上的改革,而必须进行新闻体制改革。”⑹
    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新闻界的发展有两条基本的线索:1) 客观上,经济起飞对讯息的渴求,在驱迫着新闻业的大发展,大扩张;2) 主观上,北京当局又颁布了种种限制性的规章法令,试图把新闻框限在它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因此,1992年之后的中国新闻业的历史,就是上述两种因素此起彼落,起伏消涨的历史。
   
   Ⅱ. 静悄悄的革命
   1)从“宣传型”到“企业型”:媒体形态的转换
    不可能想象,存在一种没有发达新闻媒体的现代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对新闻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无所不在的。
    在市场经济的逻辑支配下,传播媒介进入市场,自负盈亏,参与竞争,广告业的大规模介入和冲击,传播媒介由“宣传型”转型为“企业型”,都成了题中应有之义。新闻事业的竞争和繁荣构成了九十年代的一大景观。
    1992年之后,商潮冲击,晚报、小报、副刊、周末版、文摘版现象,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改革,电视台专栏现象,伴随着新闻政策的几次起伏,深入到了一般中国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新闻界形成高潮的时间,是1993年。大陆报业在1993年出现了“办报热”、“扩版热”、“广告热”、“小报热”、“增刊热”,这种“热度”也弥散到了电视和广播事业之中,例如于1992年10月28日民间创办的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实行24小时直播方式,直接反映社会基层的声音,强化了媒体的监督功能,并且,还与英国BBC、英国厨窗通讯公司、澳大利亚民族电台、日本SELAH 公司等进十家外国广播公司签订了节目交流计划,引起中国新闻界的强烈反响。1993年1月1日正式开播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午夜之后甚至开出了“成人节目”;浙江省。开播的“西湖之声”电台,以别具匠心而柔美的24小时直播节目争取听众,……如此等等。有人称这是新闻界的的所谓“一场静悄悄的革命”⑺。
    仅就报纸的数量而言,全大陆从文革期间的42种,到1978年的186种,到1992年增加到1791种,再过一年到1993,居然竟达到了2039种,比92年增加13.9%,平均不到一天半就诞生一份新报纸⑻。这种速度是惊人的。
    报纸种类的丰富,更是使习惯了过去“千报一面”的人们瞠目结舌。1990年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登记的经济类报纸共137家,1992年增加到164家⑼。另外,还有晚报、生活类报纸、行业报、企业报、文摘报等都飞速增加。 中国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指出,“中国的“办报热”有五个特点:一是重要的中央机关要求办报;二是很多县委甚至区委要求办报;三是开始出现报业集团;四是要求各类生活服务类报纸,如周末报、文摘报;五是要求股份制和合资办报。各地最想办的是走软性路线的晚报。”⑽
    总之,中共传统的一个地方只有一加党报、一个党办电台和电视台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一种新的新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
    如果看看下面的两年比较表格就会大陆报纸增长速度有一个大体的印象。
   
   图表1. 1991、1992年报纸发展情况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了报纸的总量增加以外,凡是与经济以及日常生活有关的报纸,如企业报、晚报、文摘报和生活报,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于总体的比例,都较前增加了。而传统的党机关报军队报等,相对于总体的比例却有所下降。这是九十年代前期的基本趋向。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晚报在中国市民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由于过去党报大报的板着面孔说教,令市民望而生厌,因而纷纷转向了轻松活泼的晚报。在这种市场需求的支配下,晚报异军突起。文革之前,大陆曾有13家晚报,文革中全部关门。从文革结束那时的一无所有,到1979年原晚报再度复刊,至1989年,晚报增至38家,而1992年,已达66家,1994年,则增加到了136家。而且,与党报大报最不同的地方在于,晚报绝大部分都是自费订阅或报摊零售的。它是真正靠市场供养的报纸。例如,上海就有近半数的人家自费订阅《新民晚报》。这家软性的贴近市民生活的综合性小报,拥有发行量达160万份,居全国第一。阅读《新民晚报》成了上海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上海街头巷尾流传的一句口头禅“晚饭吃好,晚报看好”,形象地表达了晚报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报纸在人民生活重地位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其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争取读者的需要使报纸较之八十年代更加面向社会、面向读者了。举凡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从物价、社会风气、官员腐败、犯罪等等,都成为报道的热点,并时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以及相关的民意调查。许多报道主题以及与正统相左的意见,官方并不喜欢,但也不能一一制止。有时纵使官方明确表示过不悦的东西,如民意调查,报刊仍继续照登。只有当涉及到政治上敏感问题时,如1995年《法制日报》主张司法独立的文章,《法制》杂志关于“宪法规定中共是领导党,但领导党不等于执政党”的文章,才予以干涉。
    显然,九十年代的新闻媒体以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方式赢得了一些新的自由。例如在八十年代,所谓党和社会“阴暗面”暴露的常规仍未完全突破,军队和公、检、法司法机构的问题属于禁区,绝对禁区。而现在,这些机构的腐败问题则常见诸报端。这并不是由于当局的开明,而是“阴暗面”之泛滥已引起社会强烈愤怒,不得不予以暴露以表明当局无意纵容而有心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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