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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近代宪政的演化(19)英国宪政在十九世纪的进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20)多党制在美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21)十九世纪的西方政党政治
·近代宪政的演化(22)十九世纪法国民主道路的曲折历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23)日尔曼民族十九世纪的政治发展
·近代宪政的演化(24)其它欧洲国家的民主实验
·近代宪政的演化(25)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欧洲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26)日本的明治维新
·近代宪政的演化(27)中国对西方的初步反应——洋务(自强)运动的背景
·近代宪政的演化(28)中国洋务(自强)运动的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29)中国的改制:戊戌变法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30)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31)戊戌失败后的宪政改革--晚清新政
·近代宪政的演化(32)晚清新政的内容
·近代宪政的演化(33)中国的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
·近代宪政的演化(34)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尝试
·近代宪政的演化(35)袁世凯称帝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36)民初中国社会发展
·近代宪政的演化(37)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38)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39)五四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40)中国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近代宪政的演化(41)五四之后中国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近代宪政的演化(42)法西斯主义产生的背景
·近代宪政的演化(43)希特勒与德国纳粹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44)日本侵华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45)民主对法西斯的世界大战
·近代宪政的演化(46)战后秩序和冷战的肇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47)二战后中国的宪政实验
·近代宪政的演化(48)国共谈判破裂与中国内战爆发
·近代宪政的演化(49)战后日本的民主建设
·近代宪政的演化(50)战后德国重建、
·近代宪政的演化(51)柏林危机(1948-1949)
·近代宪政的演化(52)战后中国内战
·近代宪政的演化(53)朝鲜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54)中国“党-国”体制的形成
·近代宪政的演化(55)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
·近代宪政的演化(56)中共的镇反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57)三反五反运动在中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58)共产党在中国知识界的洗脑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59)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60)1956年匈牙利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61)中共的反右派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62)毛的乌托邦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63)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64)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05)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文革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66)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趋势
·近代宪政的演化(67)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尝试
·近代宪政的演化(68)毛时代的结束与中国民主浪潮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69)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70)八十年代苏联的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1)台湾的宁静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72)当代菲律宾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73)南韩转向民主
·近代宪政的演化(74)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近代宪政的演化(75)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风云
·近代宪政的演化(76)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7)一九八九年中国天安门事变
·近代宪政的演化(78)柏林墙的倒塌
·近代宪政的演化(79) 波、匈、捷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0)罗马尼亚的民主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81)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2)风雨飘摇:戈尔巴乔夫后期的苏联
·近代宪政的演化(83)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84)冷战后东欧的艰难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5)中共抗拒世界潮流
·近代宪政的演化(86)苏俄:艰难的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7)中共乞灵于民族主义
·近代宪政的演化(88)亚洲金融风暴与“亚洲价值论”的破产
·近代宪政的演化(89)1998:“北京小阳春”
·近代宪政的演化(90)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 印尼的民主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91)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战争缔造新秩序
·近代宪政的演化(92)新千禧年十字路口的中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93)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1)
·近代宪政的演化(94)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2)
·近代宪政的演化(95)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3)
·近代宪政的演化(96)“9.11”事件:历史的转折点
·近代宪政的演化(97)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1)
·近代宪政的演化(98)新保守主义的兴起(2):伊拉克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99)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1)
·近代宪政的演化(100)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2)
·近代宪政的演化(101)左翼极权滑向右翼纳粹
·近代宪政的演化(102)胡温政权向毛主义摆动
· 近代宪政的演化(103)伊拉克战后民主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104)赵紫阳逝世与中国政局
·近代宪政的演化(105)近代宪政的演化结束语
《海耶克》
·《海耶克》目次
·《海耶克》 序
·第一章导言:二十世纪的先知
·第二章风华时代:维也纳—纽约—伦敦
·第三章风雨交加:《通向奴役的道路》①
·第四章赴美前後
·第五章《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六章晚年总结:《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⑴
·第七章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海耶克生平年表
·海耶克的论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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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79年三月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后不久,《人民日报》竟然针锋相对,连续刊登了著名政论家李洪林的“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三篇长篇论文(第二、第三篇论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第四篇关于“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则终于在保守派压力下未能发出。这一事件,成为后来被追究的《人民日报》重大罪状之一。
   
    邓小平偏听保守派而连续发动的三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1年以批判白桦的影片《苦恋》开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职后的一次),无不以打击新闻自由为其重要内容之一。1981年的运动期间,中宣部发布七号文件特别规定报刊今后一切批评、揭露性稿件必须事先经批评对象的上级党委审查批准并“由本人过目”,无异于扼杀报纸的批评。1985年虽未搞运动,保守派的反攻倒算却甚于历次运动,胡耀邦在压力下竟不得不于该年三月发表“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收回了几年来新闻工作者艰难争得的新闻自由。
   
    社会思潮与新闻观在短短几年中发生剧烈变化,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延安时代的新闻学理论家甘惜芬先生,他本是“左”派新闻理论学家,却在八十年代中期翻然改变立场,力主新闻自由了。但保守派首脑却不肯顺应潮流,于1983年前后,就“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对胡绩伟的“党性与人民性一致,而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论点发动批判,企图使新闻媒体恢复其“党的喉舌”的地位。自然,它只能归于失败。
   Ⅱ.报业结构的变化:党报党刊衰 商业报刊兴 半民半官报刊出现
   
   1) 先声
    不应忘记,自从毛泽东去世,紧接着其妻江青等人被逮捕后,大陆政治空气松动,气氛微妙,有一段被称为“民主墙”和“民间刊物”的时期。其时,以北京为中心,一批民间刊物破土而出,并生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著名的有,《探索》、《北京之春》、《沃土》、《四五论坛》等等,魏京生、王军涛、胡平、刘青等人都是它们的编者或作者。这批刊物未经官方登记许可,由老百姓筹款自行油印或铅印出版,公开以“民主”和“言论自由”为诉求中心,完全独立于官方的传播媒介体系之外。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上,那是一段非常显眼的异数。当时,由于中共党内正进行着毛之后的“凡是派”和“实践派”的权力斗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践派”为借助民间舆论打击政敌,故对“民刊”网开一面。但是,待到“凡是派”被击败后,邓马上转过手来,逮捕魏京生,镇压并取消了“民间刊物”。
    但是,尽管如此,存在有一年之久的民刊,其影响仍是深远的,并成了“解冻时期”的先声。
   2) 解冻时期
    1978年底,以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国大陆进入前所未有的“解冻时期”。国门打开之后,过去由党报一统天下所营造的“水深火热的外部世界”突然崩塌,代之而起的则是目迷五色的西方;过去报纸宣称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突然变景,代之而起的却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于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要求,对知情权的的要求也同时高涨起来。随着经济改革的兴起,中国大陆的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据1985年3月1日的调查,自1980年以来,大陆共有1008家报纸创刊,占当时1776家报纸的56.8%,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家新报纸出现。新创刊的报纸,除120余份外,都不是党报。
    尽管这之后有1983年底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以及1986--1987年反自由化等插曲导致的起伏,但并未改变上述党报衰微的基本趋势。事实上,到1988年,全国的党报只剩下407家,在全国报纸中的比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25%。
    人民日报发行量的递减,可作为上述党报衰微的象征。让我们看一看它的发行记录⑴。
    1948年 3.1 万份
    1952年 19 万份
    1956年 88 万份
    1958年 140 万份
    1965年 151 万份
    1966年 220 万份
    1976年 538 万份
    1979年 620 万份
    1980年 540 万份
    1982年 420 万份
    1986年 378 万份
    1989年 290 万份
    1994年 232 万份
   
    我们可以看出,自中共建政到文革结束,由于党报的一元化垄断地位和官方机构的组织订阅,人民日报发行量压倒各报,与日俱增,至1979年达到顶点。然而自该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人民日报的发行量就大幅度递减了。这是两条极其明显的带象征意义的上升和下降的曲线,显示了中共新闻控制力的日益式微。
    而与人民日报衰微的同时,商业性报纸却在高速崛起。所谓商业性报纸,指的是以零售和自费订阅为主的诸如晚报、广播电视报、文化娱乐报、艺术报、体育报、健康报、家庭生活报、周末报、文摘报等等。它们以地方信息、奇闻轶事、消遣、娱乐、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相标榜,吸引读者。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潮流,商业性报纸蜂拥而起,它们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的报业结构,突破了“千报一面”的沉闷局面,改变了大陆人生活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畸形状态。这是中国新闻业迈向多元化的起步。
    另外,在新局面下,一些严肃性的报纸,由于体制的变化和结构的松动,同时,也由于从业人员新闻职业责任感的驱使,开始展现出了某种崭新的面目,明显地脱离了党报的格局和轨道。例如,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社会报》,北京的《中国广告报》、《经济学周报》,深圳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报》、《特区工人报》以及兰州的《西部晨报》等就是典型。
    此外,在刊物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譬如,武汉的《青年论坛》,北京的《新观察》、《走向未来》杂志,上海的《大学生》、《新启蒙》、《思想家》、《文汇月刊》等等。
   
    这些报刊已经开始赋有了“半官半民”的性质。即,它们仍须“挂靠”在某一单位名下,即在名义上登记注册为某一单位的(挂靠)下属机构,但在经费筹措、出版宗旨、审稿权限、人员安置等方面都是独立自主的。有鉴于此,它们就不再是“喉舌”式的传声筒,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自己的独特声音。
    譬如,上海的《思想家》杂志(本文执笔者之一陈奎德创办并任主编),当年就是“挂靠”在一所大学(即,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该校校长陈敏恒先生是著名的开明派)名下的。该刊经济独立,公开亮出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⑵的旗帜,在编辑人员的任命、稿件终审权方面,都是完全自主的,校方从不过问。
    上面“商业性报刊”和“半官半民”报刊的出现,使它们不再是纯粹的党的宣传工具,而变成了提供信息服务满足读者“知的权利”的企业。报刊成为真正的商品,由读者挑选,进市场竞争,这就迫使它们提高质量,提高专业化水准,满足市场需要。同时,这种竞争局面也使党报式的意识形态宣传八股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迫使党报也要改换自己的面貌,例如发表了一些像刘宾雁等人的报告文学,引起全国瞩目,并使它逐渐贴近了人们的心声和日常生活。
    此外,上述那种“半官半民”式的报刊的出现,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党报党刊垄断天下的格局,同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们还不自觉地创造了某种知识界的组合与交往方式,促成了独立的新闻出版文化系统的萌芽,从更深远的视野来看,这些组合与交流,有助于公共交往空间(public sphere)的出现,从而为重建中国式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创造了条件。
    前面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导致新闻业发展的趋势,八十年代的顶点是1989年。八九年的短暂新闻春天里,其中有三件其重要性足以载入史册的事件是:其一,由于《世界经济导报》报导了知识界有关胡耀邦逝世的座谈会发言纪要,其总编钦本立因此被撤职,从而导致全国新闻界抗议。其二,学运期间,成千上万的新闻记者走上街头,高举“不要逼我们说谎!”的标语,支持学生的民主诉求。其三,在有限的几天内,中共的新闻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客观地报导了当时发生的撼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公开地突破了充任“喉舌”的中共“家规”。
   Ⅲ.制定《新闻法》的困境
    大陆新闻工作者苦于新闻自由甚至个人安全缺乏法律保障久矣。在中共开明派首脑人物赞同下,由已被罢黜的《人民日报》社长职务、却仍是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的胡绩伟主持下,从1984年起,中共人大就酝酿起草《新闻法》,但屡经波折,迄今仍未能出台,使《新闻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难产的一部法律。
    1987年,作为赵紫阳时代推行的“党政分开”方针的一部分,国务院成立了“新闻出版署”,试图把新闻业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正常轨道,从而脱离中共宣传部的直接控制。此后,起草《新闻法》的具体工作就划归“新闻出版署”管辖了。
    中共当局的“两难困境”是:《新闻法》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法规,若把新闻界业已享有的部分自由肯定下来,便会使之合法化,势必使当局无法象过去那样随时干涉或任意缩小;但以法律形式否定事实上已存在的新闻自由,又拿不出法理依据。若禁令太多太苛,则贻笑世人,同时必遭新闻界反对;况且,禁不胜禁,总会被钻空子。若《新闻法》禁令太少,则“法不禁者皆可为”,不仅不能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反而为“自由化”提供了法律依据,打开了缺口。
   
   Ⅳ. 1989到1991: 回潮阶段
    1989年的“六、四”流血事件,开启了一段回潮黑暗时期。
    事件之后,中共当局受到极大震撼。“六、四”刚过之后的一年多,中国大陆全面倒退,凸现了一个基本的趋向,即,使中国社会“再意识形态化”的趋向。强大的中共党内保守力量试图把中国社会扳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旧有轨道上去。这种整肃和回潮的努力首先是从新闻界和教育界开始的。其方法依旧是沿袭过去固有的组织处理和舆论批判双管齐下的故伎。
    官方首先是整肃新闻界,清理门户,查禁报刊。在1989年10月4日颁布《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这是“六、四”事件之后对新闻界整肃的文件。作为该《通知》的结果,是相当一批在八十年代活跃的报刊被关闭、查封、停办。六四前后被查禁的报纸有: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社会报》,北京的《经济学周报》,深圳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报》、《特区工人报》以及兰州的《西部晨报》等;在刊物方面则有:武汉的《青年论坛》,北京的《新观察》、《走向未来》杂志,上海的《大学生》、《新启蒙》、《思想家》、《文汇月刊》 (以及后来因发表许良英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在92年12月8日被命令停刊的北京科学杂志《未来与发展》和94年《广州现代人报》被迫关闭(该报因香港智才集团拥有七成股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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