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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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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晚年总结:《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⑴)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这种伦理学,其实是作为一种「游戏规则」,提供了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创造了极大的经济力量,保障了个人独自拥有的自由领域,从而使采纳这种「规则」的社群,在繁衍后代方面更加成功,更能包容外人,因此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明。在这种文明的秩序产生之前,实际上人类已经尝试过多种秩序类型了。现在在世界占主流的这种秩序,不过是其中只一种。先前人们也并不知道它比较有效,不知道这种秩序方式会使自己得到成功的扩展。然而经过悠久历史的淘汰和抉择,终于使人类幸运地演化出了这样一种结构、传统、规范和制度,并有效地传播开来。

     需要特别注意海耶克对「道德」一词的用法。它与一般流行的用法略有差异。海耶克倾向于把上述的规范(即有关个别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利润、个别隐私等方面的行为规范)称为「道德」,而不把小团体内的本能性的团结互助利他主义等称为「道德」。因为在他看来,道德必须与未经思考的自然冲动有区别,同时也与只关心特定效果的理性思考有区别。所以,他对当代的一些社会生物学家把一些利他冲动视为道德上的「利他主义」,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倘按照这种说法,则交配就是最利他的道德行为。实际上,无论什么道德行为,都离不开我们体验到或意识到「应该」这种内心的命令。所以,他把「道德」一词,仅仅用于让人类得以扩展,并进入延续秩序的非本能性规范。

     所以,在海耶克那里,道德是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人类行为规范,它既非本能,又非理性计算推导出的原则,而是在本能与理性之间,事实上它是一种演化出来的传统,即,经大范围内的人类长期演化成的习惯规范。它是介于本能与理性之间的传统。有些时候它违反我们的本能,以至十七世纪移居英国的荷兰裔心理分析学家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要把这些大原则称为「罪恶」。其实,它不过是与我们的小团体本能冲突罢了。

     有时候道德反应发生作用的方式是不能用语言描述的,它象真正的本能反应一样,只是模糊地讨厌某些行为。道德通常是告诉我们,如何选择和避免各种天生的本能冲动。以至这种道德文化形式实际上是以一种非凡的手段延续了生物的遗传演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学习而来的行为规则逐渐取代了天生的本能反应,人类才愈来愈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了。即是说,从动物到人的决定性转变,主要是由于因文化发展所决定的规范,对天生本能反应起了约束作用才导致的。  在海耶克理论中,道德占有的等级顺序与理性、理智是在同一阶梯上的。他认为:「追问人类意识到什么理由才去接纳自己的道德,就象是追问人类意识到什么理由才去接纳自己的理性一样荒唐。」⑵这是对企图用理性审判道德传统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辛辣反驳。对海耶克而言,根本不存在所谓「以理性之光来检验我们的道德传统」这件事。理性与道德是平等的,没有谁有资格以自己为标准来评判对方、裁决对方。

     即使有些文化属性几乎在所有的人群中都可以发现,但是也不能说它们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因为,或许只有唯一的方法可以满足延续的秩序所要求的条件。正象我们在生物界看到的,昆虫、鸟类和蝙蝠的翅膀各自有完全不同的遗传基因来源。但既然生物飞行的必要条件是必须具备翅膀,因而它们具有的非常不同的基因方式却都发展出了「翅膀」,殊途而同归。虽然,从内部结构演化脉络看,此「翅膀」非彼「翅膀」也;但是既然大家都同样承担了飞行的功能,因而仍然可以都称之为「翅膀」。  这里涉及到了对风行一时的所谓「生物社会学」的批评。这一个由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创立的学说,把人类的社会行为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与特征都归结和化约为生物的遗传本性,据此,伦理规范、制度特点,......就都成了生物本能的附带产物。按海耶克的理论,这里混淆了遗传本能与文化传统(它介于该本能和理性之间)之间的差别,显然是荒谬的。

     三、贸易与社会秩序

     贸易早于国家

     海耶克极其强调贸易活动对於延续的秩序的出现所作出的根本性贡献。这种活动早于政治性的活动,早于国家组织的建立。  从地理分布来看,由於地中海沿岸的自然条件有利于长程贸易的发展,倘若允许人们自由交换,则这样的社群逐渐强盛繁荣。因此,那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先出现的、人们有权在公认的私人领域内自主决定个别行动的地方。这种领域的存在是发展出延续的秩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  现代考古学证实,贸易比农业或其他经常性的生产活动都早。如果不是从其他地方得到别的人群的(贸易)帮忙的话,大多数人类将发现,他们所住的地方不是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就是只能养活很少的人。考古也表明,贸易的市场在人类历史上,也比政治性的结构出现得更早,同时也更为根本。  经济史表明,并非有组织的国家的出现构成了远古文明的顶峰,相反,人类贸易的出现远早于国家的出现。而且,历史上发生的屡次破坏人们自发改善自身生活的力量,并且迫使文化演化过程半途而废的,往往就是那些被有些学者呕歌的强大的政府。例如,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政府和古代中国政府就是典型。而欧洲中古时期文明的非凡扩张,很大程度上要拜当时的无政府状况所赐。

     达成这种非凡的照顾到各个私人目的的交换秩序,有一个很基本的条件,就是要保障每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利。而当时地中海沿岸「古希腊—罗马的世界,基本上正是一个私有财产权的世界。不管是面积只有数亩的土地,或是每个罗马皇帝与元老们所占有的广大领地,都是属於私人的产业;那是一个私人贸易与私人制造业的世界。」⑶  在海耶克看来,个别财产权(several property,海耶克用这一说法替代私有财产权,他认为它比较精确。)是任何先进文明的道德系统的核心。而古希腊人是最先看出这一权利与自由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海耶克也指出,财产权概念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它有一个逐步延伸和精细化的过程。从最远古时代到今天它都在不断地精密化。而且,在不同的人群之间,例如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财产权的发展步骤可能是千差万别的。然而,无论何种形式,个别财产权的发展是贸易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个别财产权的发展在先,就不可能有连绵千万里,而相互合作的大型结构与秩序。财产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古罗马给全世界带来的以纯粹的个别财产权为基础的民法法典。它造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如此大范围的延续秩序。当然,这一历史过程也伴随着对财产权的抗拒,在古希腊时代,最主要就是斯巴达人(Spartans),他们否认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利,甚至鼓励盗窃。这种典范後来在欧洲历史上时有重演,但都历时不久。  虽然欧洲文明的上述尊重财产权的传统历经沧桑最後仍顽强地传承了下来,但在亚洲,情况就很不相同。海耶克认为,亚洲历史上,每当有类似的文明秩序的发展出现希望时,立即就会遭到中央政府的强有力干预而终结。他指出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正如李约瑟(J. Needham)发现的,古代中国各种迈向文明与先进工业技术的重大成就,总是诞生于政府控制力减弱的「多事之秋」,即分裂时期。但这些发展,不久就会被重新统一的大帝国扼杀掉,恢复到传统的「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的老路上去。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关各自财产权的问题,是一个处于晦暗阴影下的谜,难于一言以断,其在学术界未获共识,是显而易见的。诚然,不可否认,直至1949年共产政权笼罩中国大陆之前,在中国历史上,,各自财产权大体上是基本存在的,只是1950年代以後才如一切共产党国家一样,丧失了各自财产权这一文明社会的根本基础,从而发生了惨烈的悲剧。  但是,即使在传统中国,与西方历史悠久的法律保障的深厚的财产权传统相比,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不重视个别财产权的保障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历代政治力量对於个人的土地财产权从未给予坚定而普遍的保障和承诺的。除了儒家等的经典论述外,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民法」(或称「普通法」或「习惯法」)等类裁决财产权利纠纷的严密法规。虽然中国的法律体系相当早就发展得极其详尽,但基本上都是「刑法」,即统治者裁决和惩办刑事犯罪的法律。关於中国人的财产权从未获得完整的保障这一点,如果看过中国小说《红楼梦》中贾府被抄家一节就会获得一点具体的感受。在西方私有财产保障制度下,某人犯了法,可以判刑,但绝不可任意抄家,犯人亦是人,而财产权是其重要的人权,是另有法律保障的。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财产权状态究竟应如何评估,如何概括,恐怕是一个值得深究的有趣问题。而现代中国之所以被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扫荡,除了众所周知的中国现代史发展的一些基本脉络和二战之後的国际态势外,与其财产权传统是否也有一点相关之处呢?  我想,答案恐怕是肯定的。

     历史上对于商业贸易的怀疑和恐惧

     但即使在西方的历史脉络中,由於商业贸易要求的规范与远古时代小部落时的规范有着内在的冲突,因此,自文明诞生以来就存在着对商业贸易的根深蒂固的敌视。  霍佛(Eric Hoffer)曾说:「对于商人的敌意,特别是读书人对商人的敌意,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用McNeill 的话来说,自有历史以来,「商人便是被鄙视和咒骂的对象......,只有骨子里就不老实的人才会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商人的行为违反了早期人类小圈子相互帮助提携的行为类型。」⑷  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一种没有创造出实质的、而只是将已有的东西重新安排的行动,居然「无中生有」地增加了可供利用的财富,总是带有巫术的意味。  其二,是与「额头上的汗水」的联想有关。可见的、可触摸的体力工作,早就被认为是美德的象征。这种态度是人类经历部落生活后,遗留下来的本能之一。上世纪和本世纪的「劳工神圣」的口号,也诞生于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

     因此,一旦既非公开、又非可见的(商贸)知识介入竞争,成为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时,原来所熟悉的公平感消失了,从而产生了对商业的敌视。

     上述涉及经济学的一个谬误:「整个劳动的成果主要来自体力劳动」。包括自由主义思想重镇密尔也怀有这种很表面的看法,因而他应对传播此谬误负有相当大的责任。他认为财富的大小纯粹是个工程技术问题,和财富的分配方式无关。他说,东西一旦在那里,我们即可随心所欲处理它。  但是,事实上,这是谬论。因为除非人们在取得其各自那一份财富的同时,也发出了种种价格信息,否则,东西就不会在那里。  简言之,交易增加价值。  密尔的第二个谬见是,他与马克思一样,把价格仅仅看成人类行为的结果,忽略了它也是人类行为的原因。边际效用理论对此已有精辟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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