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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

  密尔的继承者与批判者

     继在1955年发表有关法理学的〈法治的政治理想〉之后,终于,于1960年,海耶克完成了他的煌煌大著《自由宪章》,建构起了他的自由哲学的体系框架。

     实际上,在结束欧洲旅行后不久,海耶克这本主题与密尔相近的书的计划轮廓,已经围绕着其开罗演讲的内容而诞生了。在此後的三年里,该书总共三编的稿子就已经逐编杀青,并于1958到1959年的冬季修改完毕。於是,海耶克在1959年5 月8 日,即他六十岁生日时把书稿交给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该书于1959年12月已经全部印出,但正式的出版时间则是1960年2 月9 日。

     从海耶克的回忆看来,他的《自由宪章》的确与密尔的《论自由》有精神上的关联。难怪亨利。哈兹里特(Henry Hazlitt )在《新闻周刊》上对《自由宪章》的评论说它是:「我们时代伟大的政治著作之一,………………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在二十世纪的继承者。」实际上,很多知识分子也都注意到了二者之间跨越时空的联系。这一联系,既包括继承的因素,更包括了大量的更新、纠偏和深入发掘的内容。因为在海耶克看来,密尔是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导致了费边主义的兴起,扩大了边沁(Bentham )哲学的传播,对於社会主义的因素渗透进入自由主义有重要影响,因此,海耶克认为密尔这一转折的方向是错误的。他的《自由宪章》的使命是扭转这一转向,使之恢复到十九世纪密尔之前的经典自由主义传统上,恢复到英国辉格党时期的自由主义精神上。另外,他也面临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所受到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性挑战,必须作出新的系统的回应。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宪章》既是对密尔思想转向的再扭转,同时也是在遭遇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後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纲领。

     而他后来又对《自由宪章》的法治部分加以补充,写成了一部三卷本的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全面完成了他的自由哲学体系。

     海耶克在《自由宪章》的序言中坦承,虽然,如果没有经济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的进展,他写不成此书。但是,这本书本身却并不是论述事实及其因果关系的「科学著作」。因为该书旨在描绘出一个理想,讨论如何实现该理想,以及实现该理想在实践上意味着什么。因此,很显然,海耶克公开表明他的书是有其价值取向的,读者必须自行决定是否接受他的价值标准。当然,对於一切已知的事实科学材料,他认为书中是竭力诚实加以运用的。

     此外,他还特别交代了自己的奥地利与英国的基本教养、知识和心态的背景,提醒读者与他写作此书时的美国环境相对照和相区别。

     《自由宪章》是一本原理式的通论式的著作。它以自由这一概念为中心,进行宏大的分析与论述,基本内容分成导言、一、二、三编以及跋。

     第一编「自由的价值」,论述自由的概念,它的重要性及其功能。它涉及各种文化赖以生长的因素。本编包含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人类学的诸种内容,相当理论化。

     第二编「自由与法律」,从哲学层面进入制度层面。这里所谓制度,是指源流自西方其主旨用于保护个人自由的法规的一系列发展,这里主要涉及法理学范畴,并从历史的眼光研究与自由有关问题。但这里的研究取径,既非律师和法律专家的方法,也非历史学家的方法。作者强调的是理想的生长。这一理想,大多时间都是晦暗不明,极不全面,甚至被权力遮蔽。为了回答当代的基本问题,必须对此有清晰的论述。

     第三编「福利国家」,把一些原则应用于现代紧迫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便一一检验。作者所选择的待检验的问题,局限于一定范围。它试图说明,当我们面临多种选择时,若选择错误,则将置自由于危险的境地。这里的讨论想阐明的是,追求的目标虽然相同,但倘若方法有异,结果仍会不同:有的可能增进自由,有的则会摧毁自由。涉及此类问题,单单靠经济专家并无法提供正确的政策导向,需要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架构内,才能获得解决。这里的问题极为复杂,数量亦繁杂众多,不可能在一编的篇幅内进行详尽讨论。但为了该书主要目标的阐明,仍然需要纵横交织的自由的哲学、法学和经济学各领域的系统研究。

     尽管海耶克承认本书有确定的价值取向,但他仍不愿意把诸如「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当做天经地义不容争辩的前提,仍然对此类价值作了深入的论证。他反复申论,「自由」不仅是一项特殊的价值,更重要的,它还是大多数其他道德价值的源泉及其条件。自由社会向个人提供的,不仅是个人能否自由生活的问题,同时,自由人组成的社会蕴涵有无穷的创造力,提供出前所未有的优美事物与品味,而与扼杀人类创造力的不自由社会划然而别。

     应当看清楚的是,与《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样,《自由宪章》的基本问题是面对近百年来自由主义的被忽视与衰落,面对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各种集体主义、民粹主义和完美主义的强悍进攻应运而生的。即是说,它是自由主义处於逆境时的一记反击,一次奋发,一轮新生。

     海耶克这一代人所具有的众多新鲜经验,是自由主义的前辈——麦迪逊、密尔、托克维尔和洪堡特等思想家——所未曾经历没有预见到的。特别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左右两翼的集体主义极权主义,以天堂般的社会终极目标为号召,以巍峨庞大的理论体系为包装,以经济平等的诉求为口号,向自由主义发起了空前规模的进攻。可以不夸张的说,这是全人类命运所面临的一次严峻的考验。

     而海耶克代表他的时代的自由主义,作了系统的理论回应,这就是《自由宪章》。

     《自由宪章》包罗广泛,结构谨严。以下讨论的,是它在几个核心问题上观点及其论证。

     二、自由:涵义的深化

     虽然,早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海耶克就对於个人自由有严重威胁的种种思潮与政策作了深入的解剖,但那主要是从反面阐述。而从正面着墨,阐释自由真义的任务,就落到了《自由宪章》的身上。

     海耶克首先定义说:「自由即人的这样一种状态,其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强制(coercion)被减少到社会所能达到的最低限度。」这一定义显然蕴涵着T.H. 格林(T.H. Green)最早提出,而由伊赛亚。柏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 )精细发挥的对自由概念的著名划分,即存在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与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两种。而海耶克所认同的乃是消极自由,即他人压迫之不存在。他所强调的「强制」,基本是指人为的因素。譬如他指出,若某人登山时坠入冰雪窟窿而无法自拔,则很难说他是不自由的。虽然其客观境况使他无法脱身,但是却没有人在强迫他或禁止他做某事。

     海耶克考察了历史上常见的对自由的几种定义。

     首先,是所谓「内在自由」(inner freedom )的概念。它指一个人只有在做他应当做的事情时才是自由的;若他凭冲动而非理性去行事,则他是不自由的。按此定义,即使没有外人强制,某人也可能是不自由的。一个人之被奴役,不仅是强制的结果,同样也可能是被感情操纵的结果。因为照柏拉图的说法,一个人若被情欲所驾驭了,他就会做一些不仅可能是邪恶的,同时也是违背他自己意愿的事情。若某人干了他根本上不想干的事,难道还是自由的吗?

     但海耶克认为,情欲和理性之间的上述冲突同自由与否并不是一回事。因为照前面定义,自由与被强制互相对立,而与「内在自由」对立的并非被强制,而是道德弱点。既然道德弱点与被强制并不相同,则「内在自由」与个人自由也不能划等号。

     但是,上述论证并不妨碍「内在自由」与个人自由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事实上,如果某甲要求某乙去杀人,乙不愿去并视之为罪恶。但甲以断交相要挟,乙被与甲保持友谊的欲望所控制,终於去犯罪了。这里,乙是否受到强制?按海耶克,没有。但乙却有道德弱点,他丧失了「内在自由」,他的道德理性被情欲所征服,然而他仍是自由地作出的决定。

     不过,倘若甲以枪威逼乙去犯罪,恐怕乙的行动就是不自由的了。这里显然是有程度的差别的。

     要言之,「内在自由」与个人自由不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二者是有联系的。

     其次,是把自由定义为政治自由。即,只有当一个人参与制定集体决策或政府决策时,他才是自由的。法国人卢梭是这一观点的重要代表。众所周知,英国本是公认的自由之邦,但卢梭认为,英国人只是在参加选举那一刻才是自由的。海耶克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是两码事。他甚至说,人们可以用政治自由投票把自己选为奴隶,从而丧失个人自由。简单地说,政治自由是回答「谁来统治」的问题,而个人自由则是回答「我被统治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第三,是把自由定义为积极自由即肯定性的自由,即是做某事的能力和权力(power )。在海耶克看来,这一定义是晚近才出现的,也是他最为深恶痛绝,并集中力量抨击的概念。他把这一定义与社会主义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一概念与对财富再分配的要求有逻辑上的关联。本来,按照我们的普通语言的逻辑,没有人禁止你买汽车,则意味着你有买车的自由。但是,积极自由的信奉者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上述定义仅仅是形式上的。他们说,若你钱不够,买不起汽车,即使无人禁止你买,你仍然没有买车的自由。这完全是偷换概念。然而多年来,社会主义就是如此宣传的。社会主义政权总是论证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有饿饭的「自由」,有露宿街头的「自由」等等,因此,他们没有任何自由。在社会主义者的这种肯定性的自由概念中,自由是与权力、财富和能力相关的东西,自由成了做某事的能力,「成了能够为所欲为的实在权力」。这是海耶克不能容忍的。他指出:「一个一文不名生活不安定的流浪汉比一个应征入伍的具有完全安全保障和相对舒适条件的士兵更加自由。」(0 )

     海耶克后来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更进一步指出,当代,「权利」(rights)这个概念正在逐渐被滥用。他甚至举出响彻四海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作例证。其中有一条规定指出,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有权享有带薪假日,共享科学进步以及由科学进步带来的各种好处。然而,海耶克论证说,倘若某人有权享有某一种东西,那么,另一个人就有义务提供这一东西,社会正义以及新的社会经济权利,「其理论基础就是把社会解释成一个经过精心计划的、其中所有成员都能够得到雇用的组织。」⑴但是在一个市场社会中,这些权利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这种社会中没有谁有义务来提供这些权利。而要想把这些权利变成实在的权利,社会就得由一个流动的过程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组织,因为只有在有人为某些事情负责的情况下,另一个人才谈得上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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