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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63)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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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宪政的演化(63)
   Co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六十三、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63. The Beginn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陈奎德
   
   前面已讲到,毛泽东因大跃进失败而「退居二线」。但是,他并不甘愿如此退隐。实际上,从1963年起,即大饥荒刚过去,不甘于坐冷板凳的毛已经在筹备反攻,他开始搞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提高阶级斗争的调门,用林彪掌握军队,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已经暗中把矛头转向了在第一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官僚体系。
   
   实际上,到1966年发动文革,中共的所谓文革前“十七年体制”已经使各级领导成为中国普通百姓头上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作威作福,颐指气使,享有不容置疑、更不容任何挑战的绝对权势。再加上文革前一、二年,以“深入贯彻阶级路线”为标志、“家庭出身歧视”的泛化到全社会,政治迫害业已制度化。这样,通过十七年的积累,在底层百姓中特别是各类出身不好的“贱民”中,埋藏了对各级领导的极深的怨气。
   
   毛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官僚体系,他就想到了要借助民众的这股怨气。
   
   当然,毛发动文革的动机,除了权力斗争的逻辑对毛的要求外,毛还欲给自己增加道义上的分量。就是说,在翦除其政治对手这一现实的目标之外,他还欲赋予自己以崇高的道义形象。 毛批评中共大官僚们说:“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
   
   因此,可以看出,毛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更高的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既要作为一个国家体系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要作为受该体系压制的下层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身而兼二任,既是民粹主义者又是极权主义者。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角色。而毛正是以这种“首创者”的角色自命的。毛在前半生的惊人成功使其飘飘然,无限地膨胀了他的自我估价。
   
   开始,大家并不清楚毛的意图,以为文革也是与57年反右一样整社会上阶级敌人的运动。所以,文革早期,即所谓“老红卫兵”或“联动”时期,也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期,对老知识分子和原国民政府的留用人员以及菁英文化大打出手,实际上还不过是十七年体制顺理成章的发展和极化。
   
   但是,1966年10月之后,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轰然而起。在毛泽东的意旨下,文革出现了新的方向----实质上是质疑和挑战前十七年体制的方向。这是毛的文革与中共过去历次运动的最大不同点。
   
   新特点是,这次,毛以下层阶级的代表自居。于是,一种怪异的文革式“反权威”逻辑诞生了: 以一个最高的权威为凭借并在其支持与庇护下的反(次等)权威的运动。它内含先天的逻辑悖论:即,一个体制的主要缔造者和象征符号起而号召反对该体制。由于其中所固有的非自然性和矫伪性,使毛的举措充满矛盾。
   
   文革一开始,他鼓动学生“炮打司令部”“反对资反路线”,明显地要全面摧毁原十七年的官僚体制的同时,但他又预留一手,把军队排除在运动之外,亲自制止“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造反,精心地要维持原十七年体制的最主要支柱---军队;
   
   他在六六年怒斥刘邓工作组“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声称“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到后来的1968年八月他自己又把工宣队、军宣队派驻进校,镇压学生组织,并于之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使类似六六年“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恐怖时代重新降临;等等。
   
   于是,影响中国当代历史极为深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一种疯狂的气氛中,同时也在毛泽东矛盾的策略运作下席卷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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