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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41)五四之后中国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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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宪政的演化(41)

   Co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四十一、 五四之后中国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41. The Debate About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After the May 4th in China
   
   
   陈奎德
   
   
   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1930年代,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相对稳定时期。当时,在中国知识界内部,曾发生过一场关于国家政治方向的大辩论: 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由于苏联这样的共产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更主要是由于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一股世界性的思潮在蔓延,那就是:对宪政民主制度的怀疑和否定的潮流。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和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是曾在国外留学过的学者。一方是丁文江、蒋廷孚、钱端升等人,一方是胡适等人。
   
   早在1932年6月,著名学者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蒋廷黻还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发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再次强调国会制度。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丁文江接连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以取代之,还进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一时间,“新式独裁”论在知识界得到热烈的响应。胡适撰文《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再度强调民主,他说:“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丁文江等认为当时日本一天一天向中国压迫,中国国势危急,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因而需要一段时期的独裁。而胡适等人则认为,仍然应当坚持实自由民主的政治,这种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他认为:「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应当公平地说,当时双方都是在理性地讨论,丁文江等学者,并不是要向国民党献策鼓励蒋介石走希特勒的道路。他们最终也希望中国走上民主道路,只是认为中国当时若要抵抗日本侵略的话,必须有一个权威的中心力量把全国统一起来。就是说,在国家危亡时,救亡第一,民主只能暂时舍弃了。这场论辩虽然未分胜负,但仍然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在学术思想水准上平分秋色,而且树立了一个在知识界理性讨论政治的典范。但很可惜,这一切很快被日本气势汹汹的侵犯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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