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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晚鸣的自由钟——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4-55)

一、 “……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这是 1999年北京50 周年“国庆”大游行之后,一个叫李慎之的老人在北京所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最后一段话。不久,这篇文章传遍海内外,李慎之也因此而名动天下。

   三年多之后,2003年四月,在SARS肆虐的北京城,李慎之先生溘然去世。消息传开后,悼文蜂起,哀思潮涌,数百篇纪念文章在中国内外的纸媒与网络出现。

   李先生的文章及其逝世,何以牵动如此之多人的心绪和情感?

   重要的原因,除了文章本身的内容外,还在于作者其人——李慎之先生被视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

   李慎之, 生于江苏无锡,祖父是米店小老板,父亲以商会文书和报社记者为生,参加过辛亥革命。中学时期阅读了大量文史哲类著作,包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41年至1945年,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成都燕京大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1946年,进入新华日报社,后去延安,在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任编辑。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起,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副主任,负责《参考资料》(即所谓“大参考”)和《参考消息》。曾参加板门店谈判。1954年至1957年,任周恩来外交秘书。反右期间,因为提倡“大民主”而被毛泽东亲自打成右派,开除共产党党籍。1973年回京工作。参加中共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其间,陪同邓小平出访美国,担任顾问。1980年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筹建。1982年任该所所长。1985年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9年六四后放言“决不在刺刀下做官”而挂冠辞职。

   李慎之在晚年,大彻大悟,潜心研究并广为传布自由主义,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和政治进行了深刻反思,被誉为中国世纪之交自由派的领军人物。

   李慎之早年背叛殷实的家庭、弃置燕京大学所学之经济专业,投奔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他的革命生涯实可称少年得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未届而立之年便官至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分管编辑供最高领导层阅读的《参考资料》(大参考)和供普通党员干部消费的《参考消息》,还作为国际问题的高参策士、经常接触上至周恩来总理之类的上层人物。

   既然少年得志,未免出言张狂,顺理成章,李慎之糊里糊涂地受到飞来之祸的严重打击。因为工作关系,李慎之广泛接触有关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来的斯大林问题和1956年的波、匈事件的材料,引发他对共产党政权体制的思考,得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总根源是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民主制度。并且,他当时还受到内部传出的毛泽东批评新中国的“愚民政策”和“专制主义”的激发,遂在1956年的鸣放运动中倡议“大民主”,要求“建立宪法法院”、“还政于民”、“开放新闻自由”等。结果因言罹祸,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

   李慎之比多数右派同胞想得更深入之处在于,他在六十年代就明白了真理在他手中,并以身为右派为荣。但在经受了反右的严酷打击之后,他也丧失了挑战党国的少年之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噤若寒蝉”了。而且,他在这一时期似乎还未完全认清所谓“新民主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反民主本质。后来,他2000年10月给舒芜的信中说:“前两年读了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逝世前的言论,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旧民主与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

二、

   李慎之的思想飞跃发生于1997-1998年。其自由主义言论始于1997年评论顾准的文章。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铸成了晚年的辉煌。

   他的自由主义转向与中国文革后的戏剧性变迁是联系在一起的,李慎之在经历了漫长的右派之灾的炼狱之后,于1973年由周恩来点名从干校解放,重回北京新华社工作。1979年以外交顾问身份陪新主邓小平出访美国,1982奉命参与中共十二大文件的起草,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由于前面曾提到他的“噤若寒蝉”的精神状态,因此,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风起云涌,虽然这些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如苏绍智等都是他的老朋友,但李慎之仍与他们保持着距离,隐忍不发,维持低调。然而,当1989狂飙突起,以及随后的血腥屠城发生后,他终于忍无可忍,破门而出,公开亮相了。在六四事件后,他决绝地表示“不愿在刺刀下做官”,因而第二次罹难,遭撤职查办。不久,“苏东波”起,红色大帝国苏联轰然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李慎之于此彻底抛弃了共产主义,达到对专制主义的大彻大悟,在思想和行动上告别了党国体制,并终于在九十年代公开改宗自由主义。

   李慎之的风格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在九十年代的改宗自由主义,其姿态之彻底决绝,已经超越了它的那些朋友同道,与他的多数党内的社会民主派朋友不同,他扔掉了那些与马克思主义仍然千丝万缕联系的左翼羁绊,一步到位地立在了自由主义基地上。在1998年春天,北京的大学和学术团体开始掀起一场有关民主的争鸣,知识分子要求限制共产党的权限。在中国思想政治领域,活跃的气氛悄然兴起。知识界重新引进和介绍自由主义思潮,李慎之出来“破题”,他在《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这是他改宗转向的自由主义宣言。

   自此之后,他加强了同中国的自由派知识界的联系,特别乐于与年轻一辈的中年知识分子相互分享和辩难自由主义,以其学识、年龄与声望,李慎之隐然成为北方自由派重镇。1999年,在亲历了江泽民这一代中共新贵好大喜功、极度夸饰、大肆挥霍于典型极权主义式的五十年庆典后,他愤而命笔,其名篇《风雨苍黄五十年》遂流布天下。以历次庆典目击者和国家磨难目睹者的身份, “风烛残年”的李慎之,毅然点燃了自己那支在中国的风雨中已经明灭摇曳了几十年的烛光,厚积了其“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喷薄而出,痛斥当道“掩盖历史,伪造历史”;痛斥“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不知后悔”,痛惜对难得的历史机遇“视若无睹,轻轻放过”;而“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政治改革的步子却依旧不肯迈出。全文史论交融,辞意恳切,拳拳之心,跃然而出。

   大作既发,天下景从,赞声不绝,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共鸣。对仍留在中共党内曾与他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同道,该文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对于已经弃绝中共的自由派,对于为民主中国奋斗的各类异议人士,该文也有一种痛快淋漓清澈透明的鼓舞力量。其文刊出之时,李慎之已年届76,这是他晚年诀别中共的个人一纸“独立宣言”,这是中国大地上引动万千人聆听的晚鸣的自由祷告钟声。这钟声,标志着李慎之决然扔掉了一切历史包袱,真正像一个独立人一样站起来,决志发出独立之声,在垂暮之年,生活在尊严之中,生活在真实之中。

   作为一位其大半生与中国共产党纠葛缠绕的知识分子,李慎之“剔骨還父,剜肉還母”的曲折痛苦经历,是中国一部分左翼知识人的典型缩影;而他的晚年皈依自由主义,则标志了这类秉持良知的知识者的基本精神归宿。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虽然不乏局外人的深刻论定与批判,但是出自一生魂魄精血系之的亲身经历者的反思批判,则另有一番独特的深度和撼动人心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李慎之们在自由主义复兴史上,有其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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