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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陈奎德博士
《近代宪政的演化》历史系列(前64节)
·近代宪政的演化(1)近代宪政在中世纪的渊源
·近代宪政的演化(2)大宪章的缘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3)大宪章运动的意义与成就
·近代宪政的演化(4)欧洲宗教改革与宪政民主
·近代宪政的演化(5)异端宗教信仰的政治功能
·近代宪政的演化(6)英国人身保护法(提审法)的创立
·近代宪政的演化(7)英国光荣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8)法国君主专制的强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9)欧洲专制时代及其内部张力
·近代宪政的演化(10)法国启蒙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11)苏格兰启蒙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12)美国独立宣言
·近代宪政的演化(13)制宪会议和美国宪法
·近代宪政的演化(14)法国革命背景
·近代宪政的演化(15)革命法兰西的激进化及其对欧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16)拿破仑时代
·近代宪政的演化(17)拿破仑的失败及其遗产
·近代宪政的演化(18)维也纳会议与欧洲复辟
·近代宪政的演化(19)英国宪政在十九世纪的进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20)多党制在美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21)十九世纪的西方政党政治
·近代宪政的演化(22)十九世纪法国民主道路的曲折历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23)日尔曼民族十九世纪的政治发展
·近代宪政的演化(24)其它欧洲国家的民主实验
·近代宪政的演化(25)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欧洲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26)日本的明治维新
·近代宪政的演化(27)中国对西方的初步反应——洋务(自强)运动的背景
·近代宪政的演化(28)中国洋务(自强)运动的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29)中国的改制:戊戌变法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30)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31)戊戌失败后的宪政改革--晚清新政
·近代宪政的演化(32)晚清新政的内容
·近代宪政的演化(33)中国的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
·近代宪政的演化(34)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尝试
·近代宪政的演化(35)袁世凯称帝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36)民初中国社会发展
·近代宪政的演化(37)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38)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39)五四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40)中国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近代宪政的演化(41)五四之后中国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近代宪政的演化(42)法西斯主义产生的背景
·近代宪政的演化(43)希特勒与德国纳粹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44)日本侵华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45)民主对法西斯的世界大战
·近代宪政的演化(46)战后秩序和冷战的肇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47)二战后中国的宪政实验
·近代宪政的演化(48)国共谈判破裂与中国内战爆发
·近代宪政的演化(49)战后日本的民主建设
·近代宪政的演化(50)战后德国重建、
·近代宪政的演化(51)柏林危机(1948-1949)
·近代宪政的演化(52)战后中国内战
·近代宪政的演化(53)朝鲜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54)中国“党-国”体制的形成
·近代宪政的演化(55)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
·近代宪政的演化(56)中共的镇反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57)三反五反运动在中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58)共产党在中国知识界的洗脑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59)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60)1956年匈牙利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61)中共的反右派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62)毛的乌托邦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63)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64)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05)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文革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66)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趋势
·近代宪政的演化(67)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尝试
·近代宪政的演化(68)毛时代的结束与中国民主浪潮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69)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70)八十年代苏联的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1)台湾的宁静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72)当代菲律宾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73)南韩转向民主
·近代宪政的演化(74)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近代宪政的演化(75)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风云
·近代宪政的演化(76)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7)一九八九年中国天安门事变
·近代宪政的演化(78)柏林墙的倒塌
·近代宪政的演化(79) 波、匈、捷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0)罗马尼亚的民主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81)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2)风雨飘摇:戈尔巴乔夫后期的苏联
·近代宪政的演化(83)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84)冷战后东欧的艰难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5)中共抗拒世界潮流
·近代宪政的演化(86)苏俄:艰难的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7)中共乞灵于民族主义
·近代宪政的演化(88)亚洲金融风暴与“亚洲价值论”的破产
·近代宪政的演化(89)1998:“北京小阳春”
·近代宪政的演化(90)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 印尼的民主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91)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战争缔造新秩序
·近代宪政的演化(92)新千禧年十字路口的中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93)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1)
·近代宪政的演化(94)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2)
·近代宪政的演化(95)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3)
·近代宪政的演化(96)“9.11”事件:历史的转折点
·近代宪政的演化(97)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1)
·近代宪政的演化(98)新保守主义的兴起(2):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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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旷达雅致自由的文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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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世纪下半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知道梁实秋其人者,泰半是由于鲁迅。因为鲁迅一纸斥骂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文章,被国家教育主管当局选进了中学课本,于是梁实秋先生借鲁迅之笔,摇身而变成了非人。但梁实秋自己,在鲁迅过世后,仍口口声声称之为“鲁迅先生”,并推举鲁迅的杂感文字当代无人能及。他虽然反击鲁迅对自己的挖苦,却承认“一个能写好文章论战的如鲁迅先生是不可多得的。” 他曾说,“鲁迅死前遗言‘不饶恕人,也不求人饶恕。’那种态度当然也可备一格。不似鲁迅那般伟大的人,便在体力不济时和人类容易妥协。我僵卧了许多天之后,看着每个人都有人性,觉得这世界还是可留恋的。不过我在体温脉搏都快恢复正常时,又故态复萌,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了。”语中半带同情理解,半带揶揄无奈(《雅舍小品•病》)。

   梁实秋(1903.1.-1987.11.3)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时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回忆说:“我那时候在清华学校读书,学校在北京郊外,我们只能在周末进城一次。我记得第二天全体学生集合在操场上体育馆前面,….上和城里的学生不一样,平时都是布衣一袭,但是列队外出则颇为整齐严肃,高等科的学生一律着兵操军服,中等科的学生一律着童子军装。我们列队进城受到盛大欢迎。天安门前集会,被军警包围,拘送北大法学院,清华的同学亦在其列。以后我们逐日派队进城参加游行,作街头演说鼓舞民众抗议政府。这时候有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我们一涌而上,用旗竿打破了汽车玻璃,汽车狼狈而逃,我们不知道汽车里坐的是什么人,我们觉得坐汽车的人大概挨打不算冤枉。….这个运动由学生掀起,是自动的,没有人指使,也没有人操纵,只是爱国的热情表现。所以等到学生运动扩展而为商人罢市,由北京而及于上海,这运动的目标初步达成之后,这运动也就消歇下去了。但是影响所及,学生们醒起来了,五四运动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学生们的组织力加强,学生会纷纷成立。以清华的学生会而论,其组织是颇为民主的,评议会的成员由各级选举,干事会为执行机构分组工作。我们的学生会因为和学校当局龃龉,一连发生三次风潮,把校长三人逐出校外,其基本原因是当局的官僚作风未能因势利导。全国其他各校也是事变迭起,秩序大乱。但是在另一方面,学生们的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对旧有的不能一律满意,乃欢迎外来的新的思潮,诸如政治学说、经济理论、文学、艺术的思想,纷至沓来。”栩栩如生的回忆表达了他对那一时期气氛的憧憬。(《我参加了五四运动》)
   在清华高等科求学期间他开始写作。梁实秋的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若论及梁实秋与鲁迅在一些严肃观念方面的论战,譬如,当年鲁迅与梁实秋对卢梭的不同看法——鲁迅赞美居多而梁实秋批评居多——,以及二人对“人性论”的观点等诸方面争论中,在笔者看来,梁实秋的看法其实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他曾正面谈到自己对鲁迅的看法:
   “….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贬’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
   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梁实秋评鲁迅》)
   虽然鲁迅曾经刻薄地咒骂过梁实秋,但是,1949年以后,在台湾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当有人把鲁迅形容成赤色怪兽时,梁实秋仍有胸怀与勇气站出来客观地品评鲁迅,他在上文中就公开说:“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鲁迅)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梁的这番话,白纸黑字,有案可查,坦坦荡荡,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应当说是是难能可贵的。
   二、
   在思想倾向上,梁实秋的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是不能回避的。概括言之,梁实秋是在中国文学领域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代表性作家。他获得这种声誉当然应归诸其写作成就,但也应当看到,这与他的骂名是由鲁迅和毛泽东所赐不无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时候,他对自己的政治倾向都并未太多着墨,该倾向只是零散地流落在自己的散文和文学批评中。关于梁对政治的态度,他自己曾有一段自白:“我对政治并无野心 ,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 ,提倡民主原则 。” 这方面,他像与他一起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的好友徐志摩、闻一多等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宁可被人称作文学家,而不是思想家。虽然如此,但他们相互之间的个性风格还是很不相同的:闻一多的方式是诗人式的,感性的,火山爆发似的,岩浆喷涌完毕后,灰飞烟灭。而梁实秋的方式则是散文式的,理性式的,由绚烂趋于平淡,优雅从容,隽永沉郁,幽默绵长。
   在文学上,梁实秋最初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他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梁实秋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梁实秋在文化立场上表现出在东西融合基础上眷顾东方文化的特色,在民主与浪漫的时代表现出一种唯美的、贵族的倾向,他充满了后起的焦虑,与主流文坛对抗。这种文化倾向一直延续下来了。梁实秋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广泛影响的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发表不同的意见,他利用了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希望重建“道”,重建掺揉了西方精华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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