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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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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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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序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由于若干次戏剧性事件的发生,不知道刘晓波这个名字的人,在中国以及关心中国的圈子里恐怕不多了。晓波是当代中国极其活跃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批评家,特别是他作品的喷泉式高产的惊人数量,据我所知,在当代中国恐怕无人能出其右。虽然,他的文章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上了。但是,无论你对其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你都无法否认,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言论界一个方面的代表,成为中国民间舆论的一个标杆。而“在本国‘隐身’的热门作家”,这一矛盾的词语所彰显的异象,正是当代的一个“中国特色”,一个国族的瞩目标记,一个文化的黑色幽默。
   眼下,摆在我们面前这本书,正是在中国被“消音”的他的言论之书面凝结,作为刘晓波最近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思考,正是他近年来声音的共鸣汇聚,是关心中国的人不能不读的。
   但这是一本读来并不轻松之书。它全面涉及了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的的条件、有关民权与官权的相对涨落、有关产权改革、人权意识觉醒、工潮、基层民主自治、民间网络言论维权、新闻改革、体制内异见的兴起诸问题,系统地论述了上述问题与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举凡中国近年来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举凡中国社会近年的重要变迁,几乎都没有逃出晓波的视野。人们注意到,每当中国发生一桩重要事件时,人们都能听到晓波那熟悉的犀利的批判言辞,踏着互联网的宽频道路,凌空而来。
   翻阅本书,不难发现,刘晓波分析中国问题,有一个基本方式:民间与官方的两分法;有一个基本视角:从民间流变的角度考察中国走向。作为一种分析模式,这样的方式与视角,在讨论其它不少国家的问题时,或许失之疏阔,但对于讨论当代中国的情势,我以为是切题的。
   原因在于,对多数现代国家而言,“民间与官方”在学术上的严格界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存在一些交叉重叠的灰色地带,分界线并不十分清楚;同时,二者之间的流动性也很大。但是,中国不同。当代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民间与官方的分野是远为清晰和固定的,二者之间的张力也是相当显豁的。虽然,近些年来,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群体社会地位的上升使上述划分面临了一些复杂性,但大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从基本面看,民间与官方的分析工具仍然是对中国有效的。此外,任何人都难于忽略一个事实:中国民间的流变与中国之外的国际环境存在某种“互动性”及“和谐性”,这的确与中国的发展趋势息息相关。因此,对当代中国民间的流变,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此外,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当然就是晓波对自由主义的持守了,这是他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脉络,也是其鲜明特征。但晓波的特色不在于书斋式地解说自由主义学理,而是集中焦点于讨论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剖这些问题时,他自然而然地亮出了自由主义这把不锈钢解剖刀。基本上,这把刀,他使用起来游刃有余,同时在语言方式上,常常还带有一些令人眼睛一亮的“刘晓波特色”,直接而醒目,从不晦涩拗口,故弄玄虚。譬如,如下的句式,就是典型的“刘晓波式”的——劈头而来,醍醐灌顶:
   “现代文明的凸出特征,表现为政治权力的“天下为公”和财产权利的“天下为私”,而在中国却完全相反:政治权力的“天下为私”和财产权利的“天下为公”。
   有人或许会挑剔其术语使用的精确性。但是,就直接抓住要害并令广大读者印象深刻这点而言,有时候,一句话胜过有些专业术语连篇的政治论文。
   了解晓波经历的人知道,此自由主义刘晓波已非彼刘晓波也。我想说的是,这本书呈现出来的刘晓波,与八十年代中叶的“黑马”刘晓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就我的观察,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
   其转捩点,大致上应当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一九八九(或许还更早一点)。
   至于晓波何以会发生这种思想上的“范式转换”,它当有自己的内在和外缘的理路,甚至或有自己的很私人化的不足以与外人道的原因,据晓波说。在高中时代,马克思早期著作对他影响很大;在大学时代及八十年代,对其思想形成的最关键的人为圣•奥古斯丁,康德,洛克,尼采,再有就是文学家卡夫卡。自1988年起,他在德国哲学上开始明显向康德倾斜,同时对基督教也开始语多尊重,此当是重要端倪。从这些我们或许可循迹找出他的转变脉络。笔者不欲在此过多着墨。只想简单地说,自己是很欣赏这一转折的。
   说来话长。记得1988年在我主编的《思想家》(上海)创刊号上,就刊载了刘晓波的文章“论理性精神”。因此追溯以往,我与晓波,可算已相交多年。以后,虽生命轨迹各自东西,然文字缘份迄今已有十七载了。不过,说也怪诞,虽然电话中我们聊天无数,文字联络也频频往还,然而多年来竟然缘悭一面。这一现象,也可算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地理”的产物之一吧
   坦诚地说,对于八十年代中叶的带有某种萨特(J.P. Sartre)、尼采((F.W. Nietzsche)印记的刘晓波,我个人虽然欣赏其叛逆性、坦率无畏的真性情,但对他推崇的有几位大师及其思想,却不敢恭维;同时也感觉当年他思想中精芜并存,比较庞杂,时有内在冲突。我个人虽然由衷肯定他在当时中国的先锋作用和冲击力,但又难于接受其行事及语言的夸张方式。然而,令人讶异的是,1988年后,特别是跨出监狱后的晓波,犹如经历了太白金星八卦炉的冶炼,居然如浴火凤凰,翩然重生。从外在风格到内在思想,他似乎都变了一个人;变得内敛谦和,平抑坚韧,并在思想上走向了被人视为“温吞水”的英美自由主义。从此之后,处变不惊,随遇而安,一路写来,得心应手,思路清晰,言辞从容了。其前后反差之大,令人不能不叹为观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尚不知是否上帝创造的奇迹。
   诚然,如上所述,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晓波的转捩,其飞跃性断裂性大于其连续性传承性。但平情而论,在两个“刘晓波”之间,连续性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就我的观察,晓波自八十年代至今,其未变者在于,虽然外在表现风格已然不同,然究其底色,仍然是性情中人;而另一未变者则是,他自始至终兼有沉思性和行动性,从来都不是纯然书斋中人。
   所谓兼容沉思性和行动性,是指晓波对自己的清楚定位——民间的代言人。在当代中国,人们习用一对范畴“体制外”与“体制内”来做社会分析。这一划分,同刘晓波的范畴“民间”与“官方”颇为近似。因此,大体也可以说,他的自我定位是体制外的代言人。他及他的朋友们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挤开一条缝隙,挤出一片民间天地,挤出一个公民社会,挤出一方体制外的政治空间。
   这使我自然联想到目前有些国内学者如康晓光等人所提出的所谓“行政吸纳政治”的治理模式问题。他们极力推崇1975年以前港英治理香港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管治模式”——行政吸纳政治,并用它来比照解释和形塑当今中国大陆,为中国当下现实铺垫一层“合理化”的学术地基。这一说法,源于康晓光借用金耀基教授对英治香港的研究;“‘行政吸纳政治’是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 (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28页)。这样,一些利益群体、压力集团的代表或怀有社会、政治诉求的人士,最终被吸纳到各个咨询、决策架构中去,委以重任,成了体制内的一员,压力也就自然而然的大大减轻以至消弭于无形了。
   
   但是,当年英人管治下的香港社会,虽然没有民主,但却拥有法治与自由,拥有成熟的市场规则和文官系统。就连康晓光自己也承认:“香港有法治、高效率的廉洁的文官系统、高度的社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建党自由)、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全民公费医疗、面向低收入阶层的政府住房计划和各种援助方案)。”(“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年8月号)。此外,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 “香港行政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制度设计:即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设有咨询性的机构,……这些委员会的目的是使各个行政单位能广泛地经常地接触社会各界的人士及他们的意见,以使政府的决定尽可能地符合公众的意愿和利益。……香港行政这个咨询性的制度设计,使政府对社会的意向有更敏锐的反应,因而常能化解许多潜在的冲突,同时,也使政府不至孤傲地脱离社会,形成一个闭锁的集团”(《中国政治与文化》,第37页)。所有这些,都显然不同于当下中国。对目前的中国社会,就连康晓光自己也不得不如此描述:“政治精英或党政官员垄断了政治活动空间,严格禁止其他人染指政治活动。政治领域对其他社会集团来说是封闭的。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试观察比较上述香港的诸种自由、法治、文官制度、咨询制度、社会福利,有哪一条目前中国大陆具备?当年的香港,由于大批精英被吸纳入行政体系内,由于不存在普选制度,由于没有因选举而成长成熟的政治精英,因而在行政体系之外的政治人物,其政治影响力的确是相当有限。然而,在高度自由的保障下,这个社会毕竟还是存在政治的。因此,在上述很多重要方面,当年香港与当今大陆基本上是不具可比性的。当然,就更不必细说1975年之后,香港社会草根政治力量的逐步崛起与壮大了。
   在当今中国的统治结构下,如果 “行政吸纳政治”成功,则其后果,必定是在中国社会彻底消灭政治,必定是是精英的一体化,必定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向权力精英的归顺化,驯服化,奴才化。最后,政治就只成了权力精英内部的宫廷内斗。就政治形态这一侧面而言,其退化程度与毛时代有何区别?
   因此,对中国而言,紧要的问题,不是用行政去吸纳政治。恰恰相反,在中国,当行政(党政系统)已经不能吸纳各派政治利益集团之时,真正的现代政治才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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