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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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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陈奎德
   (一)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 近代中国最富自由独立色彩的报纸《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和主笔,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在他主持笔政期间,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这是当时国际新闻界极富声誉的奖项。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并创办《夏声》杂志,1911年归国,任《民立报》编辑。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因其文名,经于右任推荐,张季鸾任孙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张季鸾先生处世颇有棱角,仗义执言,以致曾两度入狱。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他对于宋教仁被刺杀案,秉笔直言,遭到无理逮捕,囚禁三个月之久。袁世凯死后,他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致他再陷囹圄,后经各方营救获释。一介书生,两度落难,两次获救,大落大起,预示了其一生的坎坷与辉煌。
   
   张季鸾染有中国文人的文风余韵,又有现代学人的广博知识,象梁任公一样,笔起波澜,引领风潮,掀一时之气象,成舆论之重镇。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吴出资5万元使报纸经济独立)合作接手大公报,这是其一生的转折点。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论及“不党”,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论及“不私”,他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论及“不盲”,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这八个字,并非心血来潮,并非灵感骤涌,而是渊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张季鸾为文坦承:“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社评[抗战与报人])
   
   事实上,张季鸾的确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性人物胡适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季鸾先生品评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则品评季鸾先生,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以胡适之为人为文的平实理性、宽容厚道和冷静渊博,以张季鸾为人为文的理路清晰、见解独到和热情洋溢来看,上述品评,绝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论世,一语中的。诚如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所说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二)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应当注意他所指的《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点。即,《大公报》虽然具有国际媒体通行的商业经营的性质,但同时,它还拥有中国文人论政的深厚传统。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蕴含深重的伦理担当,即“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这是从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中传承下来的道统,这就使《大公报》获得了一种在中国征服人心的力量,从而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报刊中脱颖而出,臻于化境,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就张季鸾自己的为文风格而言,他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的基本宗旨。
   
   有鉴于此,他的政论,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说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又提纲挈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而一流的学识经验与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沓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有时,他也不惜违逆众意,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给出化解难局的应对之方。当时有人评论说,张季鸾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这种风格,播洒于万千社评之内,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有助于造就社会上健全的判断力,有益于公众非情绪化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助于迈向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 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 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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