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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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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派再度崛起

   •陈奎德•

     上海派之逐渐入主北京政坛,已经是当今中国政局的一个明显现象。是耶非耶,尚待观察。但作为一桩客观事实,它已装订进了历史的画册之中,不以当事者的拒绝承认而改变了。

     要全面评估上海派进军京城,入主政坛的得失,由於尘埃未定,现在论断为时尚早。不过,分析一下他们所面临的基本态势及其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有助於预估其起伏涨落的走势脉络的。

               ◆ 邓后的中国官场

     无疑,上海派的基本优势在於江本人的法统地位。同时,对他们而言,幸运的是,“太上皇”邓小平又足够长寿,使他们在其“大树”的荫庇下有较长的时间从容安排人事,占据要津。另外,当年江在上海对众南下避寒元老毕恭毕敬精心侍候作了长远“投资”,营造了“元老院”的人际关系,目前正好发挥作用,获得回报,从而使其能够回收政治“利润”,扩展政治资源。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优势,是上海人才众多,是中国技术官僚的最大“蓄水池”,有可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干的“侯任京官”。这一优势也是其他地区不具备的。

     但是,他们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其若干困难是,上海派在京并无渊源,甚至历来有宿怨,潜在地必然与原中央官僚体系有冲突,陈希同案就是一例;而且它与其他地方派系也有利益冲突,如四川肖秧等地方官员的不买帐也是证据。无疑,倘若他们扩张势力的动作过大,则必引起强烈反弹;若动作过慢,则在邓有生之年不足以经营起稳固的人脉网络和权力根基,那么在邓去世後,就难以抵挡来自各方的攻击。这是一种两难的处境,需要一种高度的平衡性政治艺术。

     另外,从目前为建立权力基础而出台的施政招数看,江氏集团尚缺乏基本的政治想象力。在他的政治视野中,只存在一种两色式的政治光谱,即毛式政治和邓式政治。这就局限了他的政治选择。为了与邓时代相区别从而建立他自身的权力基础(这几乎是所有继位政客的必然的行为逻辑,倒无可厚非),他采取的方式是向毛主义部分回归,而这一点,却是缺乏远见和创意的。因为中国当今的政治空间早已不是非邓即毛、非毛即邓的狭窄格局了。

     他们不可忘记的是,在当代,要确立长远的权力合法性基础,是不能凭借上代领袖的传位解决的,这是绝对靠不住的,它已有无数先例可供殷鉴,华国峰就是最近的一例。而要创建自己的合法性,第一,最根本的,是要具备获取权力的合法程序,这点涉及根本制度转换,当然江一时还不可能办到。第二,则需要创建你自己的政绩,这也是可资依靠的独立政治资源。对此,江绝不是不可能办到的。只要超越了非邓即毛的狭隘政治视野,江氏集团是可以发现其施展的政治空间的。但是它需要有远见的政治判断力和广阔的政治视野。

     目前,考验这种基本的判断力和视野广度,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点,即,对当前中国情势的估判:是回光返照的短暂时期还是正在进入漫长的类“勃列日涅夫时代”或“李光耀时代”?

     有人认为,中国当下正在进入某种“勃列日涅夫时代”,即较长期的意识形态保守滞缓但是经济发展的时代。理由是北京当局已经渡过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以後一段时期已经不太可能有更严重的可能危机了。同时,由於他们从反面吸取了八零年代邓、胡、赵时代的所谓“教训”,因此,政治向左摆动和收紧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统治集团中另一部分意识形态淡薄者则认为“新加坡模式”较为可取,并极力促使中国走向这一方向。

     但是,愿望和主观判断是一回事,客观的政治潜势和走向又是另一回事。笔者并不认为目前的收紧控制和向左倒退具有长期性的政治基础。从大的政治趋势和新老两代领导人的基本背景来看,目前的左倾仅是短期政治逻辑的产物,是微妙的权力继承时期的反映。它镶嵌在当下的世界局面中,格格不入,是明显的“异数”,绝对不可能持久。而这种特殊情势下的短期政治行为,这种偏左的意识形态倾向,其实,也与上海务实官员的作派有潜在矛盾。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看,它都与总的趋势不协调,只能是一个较短的过渡性时期,是业已过气的意识形态的一段回光返照而已。

     中南海今天的举措使我回想起了毛时代後期: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其时,中国内政迅速左转,批邓已成气候,批周暗潮汹涌,意识形态全面极化;然而成对比的是,外交上,却联美反苏,同最右的美国交好,抗击同为共产国家的苏联,完全放弃意识形态原则,施行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策略。很明显,外交和内政的方向上产生了严重分裂。而目前,北京的内政与外交也出现了类似格局,外交上拼命弥合对美关系,内政则加紧收缩,镇压异议和“西化”分子。只是二者背道而驰的程度不及一九七六年那样极端而已。

     然而,尽管内政外交二者偶尔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无论什么国家,这种外交和内政的政策方向分裂的局面都是不能持久的。人们注意到,毛时代後期的内外分道扬镳局面後来很快就走向了内政外交方向的某种统一,这就是邓掌权後相对一致的内外路线: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外交的(右的)方向统一并改变了毛的内政(左倾)方向。

     那么这次呢?是否务实的外交会被内政的"收紧”的左倾政策所统一?

     我想,只有一种情势会导致这种“左倾式”的政策统一:即,中国全面彻底地从世界撤出,断绝经贸政治和文化往来,重新退回到闭关锁国的局面,完全孤悬於国际社会。在笔者看来,朝这个方向统一的可能性几乎等於零。

     那么在逻辑上,剩下的方向就只可能是:更深刻地卷入世界,接受并遵守国际通行的规范。而且,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内政在这种“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过程中,将会受到制约和调整。人们有理由期待,在一段并不短的时期内,中国的内政逐步演化,与外交协调起来,从而变成一个真正文明的现代国家。很显然,类似目前这种全面封锁外部新闻,司法听命於党,以言治罪,是不可能长久推行的。这是瞎子也能看出的趋势。

     然而,这里的问题是,既然众所公认,在中国社会马列毛意识形态在实际上早已名声扫地,在民间甚至成了被嘲弄的对象,然而何以会发生目前的左转?证诸历史,在中共和前苏联这类以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只要仍然是共产党掌权,则每当权力继承的危机阶段,几乎都会出现某种意识形态极化的现象。原因在於,其时已经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来为政权总体利益作现实的考量了,而各王位争夺者是根据自己在权力角逐中的利弊来出招的。此时,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和激烈是竞争场上最稳妥的策略。反正他不会为激进口号的後果负政治责任,而仅仅是获取权力的策略。(至於上台後是否真要实行激进政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样,就形成一种“比赛激进”的机制。它是这种体制在权力危机时刻的内部逻辑:向左转。否则,如果某人稍示软弱和温和,立即授人以柄,在王储候选人角逐场上被逐出局。

     这种时候,正是考验政治人物的智慧及其远见的关键时期。其微妙点在於,如果屈从於这种暂时性的政治气氛,摆出明显的(左倾)政治姿态以回应现状,虽能全身於一时,但未来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而倘若公开对抗,则立即丧失候选人资格。因此,恐怕只有持某种低姿态,消极沉默,但仍保留在候选者圈子中,强撑过此刻之後,有可能遭逢“柳暗花明”之机,进入一个更加广阔可供挥洒的空间。

                 ◆ “京沪情结”

     鉴於极权国家转型期的微妙特点,对於上海派的入主北京,笔者倾向於尽量剔除目前短期的政策举措和江本人的一些不合潮流的偶然性特征,同时也不想固定化地看待这些政策和特征,而试图把它放进较为长远的历史格局中来考察。

     质言之,笔者想指出的是,上海派的崛起并非偶然,它有某种中国政治的内在脉络蕴涵其中。

     我们只要看中国建政後,两位个性和政策相反的最高领袖毛与邓都曾打出“上海牌”,就可看出其中的玄机了。

     人们或许会诧异,毛泽东崛起於农家,进行了一场农民革命,一生以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自居,饮食起居也不改农民本色,特别厌恶洋派作风,何以居然在其最为重视的、倾其後半生心力的“文革”中,一直依赖几个洋场恶少“上海帮”(四人帮)扫荡天下,把自己的巨大的政治资源押在“上海滩政客”的身上。

     更为可怪之点在於,在毛後期,邓小平与上海帮势同水火,成为死敌。邓是通过反对上海帮的艰难历程才积累了自己的政治资本的。可以说,“反上海”是邓的一个基本象征符号,是他後期崛起於政坛的本钱。然而,在一九八九年後,正是这同一个邓小平,居然也打起了“上海牌”:立江泽民为核心,调朱熔基进北京,启动上海股票市场,集中全力开发浦东。使得无论是人事提升或在政策优惠上上海都成了中国九十年代瞩目的重心。

     原因无他,首先源於上海在当代中国政治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它是唯一可借以抗衡北京的制约力量和谈判筹码。须知,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是倾向於惰性保守反对变革的,概无例外。中国的最高领袖,如果希望贯彻自己的主动性的政治意志,摆脱庞大的中央官僚系统的牵制和阻挠,都不得不借助上海的力量。这是政治平衡术的需要。

     第二,一九四九年之後至八十年代末,多年来,上海年均上交中央的份额约占上海财政收入的87%,上海本身的市政建设严重欠债。由於中央对上海财政的超额搜刮,多年以来,上海蓄积了与北京对立的深厚情绪,即所谓“京沪情结”。足资借用,正好提供了制衡北京的资源。

     即是说,从毛、邓之运用上海派,可以看出“京沪情结”在政治互动的平衡逻辑中的重要作用。

           ◆ “北伐”和“南下”的政治隐喻

     然而,这种借用是会产生政治後果的。它主要源於上海的特殊性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取向,使其在现代中国各地域中显得特别是一个“异数”。

     从长远看,“京沪情结”在政治分野中的作用,它们各自代表的区域文化的价值取向的差异,它们的消涨沉浮,将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自上海开埠直至一九四九年,作为“十里洋场”,上海是中国乃至东亚最繁华夺目的“东方明珠”,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上海,尤其是其租界,作为中国西化和多元化的窗口,其法治程度,言论自由度,观念行为,市政管理,交通卫生……甚至使一生反帝的孙中山先生也极口称赞其租界是“市政典范”。总之,现代中国,凡与国际性现代性相联系的潮流,大多发端於上海。如,洋务运动的江南制造局等等大型企业的兴起,报馆的兴办,学校的创立,各学会的组建,商团的创办,《新青年》创刊於沪(後再移师北京),其後又有电影奠基、各翼文艺争艳。而其言论自由度,使得中国各类持不同政见者避难於此,讽刺的是,连反西方最烈的中共也是在其租界的荫庇下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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