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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近代宪政的演化(58)共产党在中国知识界的洗脑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59)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60)1956年匈牙利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61)中共的反右派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62)毛的乌托邦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63)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64)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05)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文革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66)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趋势
·近代宪政的演化(67)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尝试
·近代宪政的演化(68)毛时代的结束与中国民主浪潮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69)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70)八十年代苏联的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1)台湾的宁静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72)当代菲律宾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73)南韩转向民主
·近代宪政的演化(74)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近代宪政的演化(75)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风云
·近代宪政的演化(76)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7)一九八九年中国天安门事变
·近代宪政的演化(78)柏林墙的倒塌
·近代宪政的演化(79) 波、匈、捷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0)罗马尼亚的民主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81)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2)风雨飘摇:戈尔巴乔夫后期的苏联
·近代宪政的演化(83)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84)冷战后东欧的艰难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5)中共抗拒世界潮流
·近代宪政的演化(86)苏俄:艰难的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7)中共乞灵于民族主义
·近代宪政的演化(88)亚洲金融风暴与“亚洲价值论”的破产
·近代宪政的演化(89)1998:“北京小阳春”
·近代宪政的演化(90)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 印尼的民主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91)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战争缔造新秩序
·近代宪政的演化(92)新千禧年十字路口的中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93)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1)
·近代宪政的演化(94)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2)
·近代宪政的演化(95)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3)
·近代宪政的演化(96)“9.11”事件:历史的转折点
·近代宪政的演化(97)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1)
·近代宪政的演化(98)新保守主义的兴起(2):伊拉克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99)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1)
·近代宪政的演化(100)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2)
·近代宪政的演化(101)左翼极权滑向右翼纳粹
·近代宪政的演化(102)胡温政权向毛主义摆动
· 近代宪政的演化(103)伊拉克战后民主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104)赵紫阳逝世与中国政局
·近代宪政的演化(105)近代宪政的演化结束语
《海耶克》
·《海耶克》目次
·《海耶克》 序
·第一章导言:二十世纪的先知
·第二章风华时代:维也纳—纽约—伦敦
·第三章风雨交加:《通向奴役的道路》①
·第四章赴美前後
·第五章《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六章晚年总结:《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⑴
·第七章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海耶克生平年表
·海耶克的论著
·参考文献
陈奎德部分中文作品
·陈奎德部份文章目录
·2003回眸:民权年
·超越两极线性摆动
·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 ————毛泽东忌日二十七周年
·迎接“新诸子时代”
·退而结网 疏理混沌
·论道问学揽风云
·《浴火重生》阅后
·六四薪火——关于六四与中国新生代
·“1984”,又临中国
·三个中国的演变趋势
·吊“萨斯北京”文
·六四:现代中国的十字架
·纳税人的诞生
·"自请违法":公民不服从运动
·追梦的踪迹——从近代史看中国的宪法.宪政.法统
·儒家谱系 . 自由主义——与新儒家杜维明先生对话
·中国大陆新闻政策与执行的分析
·回儒恩怨_______兼评“张承志现象”
·审毛: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 ————毛泽东忌日二十七周年
·【祭文】悼金尧如先生
·韩战与中国国运——韩战停战五十年纪念
·公开信:致中国网警
·台湾总统大选与中国大陆的互动
·滑向“新纳粹国家”之路?
·稳定,稳定,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超越中共的两极化线性政治摆动
·“反向歧视”何时休?
·评中共的“内外神经分裂症”
·伊战与江胡
·中国人文精神的现代命运
·悲剧人物---邓小平
·创建未来,还是毁弃未来?_______概览中国教育界
·潮起潮落又逢君--“反西方主义”一瞥
·新阶层: 绿卡精英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分疏
·文化中国的历史际遇
·扫荡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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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宁静革命看大陆政治转型


   ㈠ 历史传递的信号:台湾反对党成长的启示
   台湾反对党生长的两条主线:办刊与参选
    五十年代以来,台湾反对党的萌芽与成长,有两条基本线索:办刊与参选。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
    不过,二者都对志同道合者的组织起了凝聚的作用,一为理念的凝聚,一为人员的凝聚。
    中国大陆目前的异议群体也逐步出现了类似的区隔,开始有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组党的政治反对派的划分。同时,大陆还在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在中共的泛政治化的打压下,一些本来并不过问政治的宗教与准宗教组织,在客观上,也被迫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反对力量,从而使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景观。
    虽然大陆与当年台湾二者的时空不同,不可能遵循完全同样的政治发展轨迹。但考察当年台湾反对力量的成长史,对于滞后发展的大陆反对运动,仍然可能带来某种启示。
   第一波:“自由中国事件”
    1949年,中国大陆国民党政府,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击败,退守台湾,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只是由于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才使台湾稳住阵脚,逃过一劫。此后,以蒋介石为轴心的政治主流派和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历史经验,对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剿共手软,致共坐大;中共特务网罗密布,渗入国民党心脏;加以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相互掣肘所致。而自由主义者认为主要是国民党独裁专制,腐败不堪,丧失民心,从而为共所乘所致。因此,才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先生在国民党撤出大陆前夕,痛切地呼吁国民党“收拾人心”之举。然时不我待,国民党大势已去了。
    概括而言,国民党大陆统治在政治上的基本问题,是所谓: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即,它虽然实行专制统治,但并无胆子把它推向彻底的极权,还存在私有经济和民间社会,民间仍可以办报办刊,只不过时时受到官方的审查与骚扰而已,甚至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亦曾合法存在。然而它又没有肚量实行民主宪政,不敢真正实施公开公正的普选,彻底开放党禁和言禁,仍然施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以垄断政治权力。即是说,它在独裁与民主这两方面都不够彻底,都半心半意。结果,一方面,由于并未做到彻底极权,共产党与自由派仍有一小块舆论与组织空间;另一方面,它又拒绝民主宪政,给对方坐实了证据,使之能够用民主理念有力有理有据地公开攻击其专制,从而使其丧失了统治的正当性。
    国民党当局与自由主义者总结历史时,都希望把政治逻辑走到底,结果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官方要求彻底独裁,不让对手钻空子;自由派要求完全民主,从根本上确立统治的合法性。这就是台湾在五、六十年代面临的基本政治态势。
    迁台之后,在老蒋统治的台湾五十年代,以著名杂志《自由中国》为核心,集结了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陶百川、殷海光、张佛泉、徐复观等。《自由中国》1949年11月20日创刊,以雷震为主编,抨击时政,力倡言论自由。雷震原来是国民党重要官员,曾任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自从主编《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后,从1951年开始激怒台湾军方与党方,他个人遂受到一连串打击:被当局一一革职,并不准出国探亲等。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胡适先生远在美国,但一直与《自由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出任该刊的发行人,常对编辑方针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在杂志遭遇困境时,运用自己的影响、地位与上层关系,设法为之缓颊。从1957年开始,杂志推出15篇系列社论,总题是“今日的问题”,而以“反对党问题”作为总结。鲜明而果敢地指出,反对党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不久,胡适自美国返台,在《自由中国》宴会上发表演说,主张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以取得政权为目标的在野党,随后,《自由中国》马上发表“积极开展新党运动”的社论,并开始逐步进入实际准备的阶段。
    后来,在主编雷震先生以及傅正先生领头下,1960年8月,宣布在9月底之前成立“中国民主党”。至9月4日,雷震以“涉嫌叛乱”罪名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中国民主党”遂告流产,《自由中国》同时夭折。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于9月4日当天向行政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腾笑世界。”(载于解密文件,见《世界日报》2001年2月28日,A4版)
    这就是著名的“自由中国事件”,或称“雷震事件”(参见《当代》第47期 张忠栋:〈离开权力核心的雷震〉)
    这次组党虽然失败,但是开启了台湾组织反对党的先声。台湾反对党后来的再次出现和壮大,无疑是有先驱雷震点燃的火种在里面燃烧。
    历史惊人地相似。三十八年后,1998年,中国大陆也有知识分子公开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虽然时空遥隔,然而“心有灵犀一点通”。二者连党名也一模一样,隐隐象征了中国知识阶层政治取向的历史传承性。
   第二波:美丽岛事件
    “自由中国事件”之后,由箫孟能先生主编的《文星》杂志承续了《自由中国》的历史使命,接过了自由主义的旗帜,但刊物的重心也由纯粹政治转向了文化问题。六十年代台湾知识界的中西文化争论等运动与此密切相关。但不久,《文星》也在政治压力下夭折了。
    1971-1973年,新一代崛起,台湾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张俊宏等)开办了《大学杂志》,提出“国是铮言”、“国是九论”和“台湾社会力的分析”,要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改革。这些社会压力,潜在地导致蒋经国先生提出第一次改革:1972年的本土化改革。他提拔与任命了大量台湾本土成长起来的官员,即所谓“向内的合法化”运动。它使得过去几乎是清一色的自大陆迁台的国民党官员垄断政权的官僚机器,在结构上产生了很大变化。这次转型,可以称之为中央硬性威权统治的本土化、软性化运动。某种意义上,李登辉正是这次本土化运动的产物。
    在这样的气氛下,由上述知识分子与政治活动家、选举运动派黄信介、康宁祥等联手经营的《台湾政论》杂志于1975年8月创刊。这实际上成了“党外”民主运动之滥觞。由地方性选举集结的“党外”力量开始合作同时与知识界联系,从而提升了其运作的视野与格局。
    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是著名的《美丽岛》事件,及其随之而来的政治审判。
    1978年,从大陆到台湾后一直未变的国民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年事已高,必须替换了。于是,当年举办了增额中央民代改选(1950至1969年这20年间,台湾选举只到省议员和县市长层次,中央选举是冻结的)。以此为契机,“党外”人士开始正式组织化。他们以巡回助选团的方式到台湾各地大串联,并发表12条共同政见:要求开放党禁、报禁、解严、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司法独立、军队中立等。
    1979年5月,《美丽岛》杂志社宣布成立,并在全岛建立了13个地方分处。8月,创刊号出版。施明德先生指出,《美丽岛》杂志的组织方式,其实就是为了组建一个没有名称的政党。
    面对反对党禁区被突破的危险,国民党当局开始镇压。不久,《美丽岛》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全部入狱并被审。该事件使黄信介、施明德、陈水扁等新星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政治合法化进程却出现倒退。
    国民党合法化进程倒退的主要原因,在于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不存在制度化沟通的管道,相互隔绝导致互不信任,而互不信任极易导致零和游戏,难于达成任何妥协。
    当年显示其合法化倒退的措施主要在于,第一,国民党开始强化其与地方派系之关系,第二,强化与国际国内大资本家的关系,第三,军人力量高涨,侵入政治决策中枢,例如王升将军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象征。
    三十八年后中国民主党在大陆公开要求登记成立,中共在一段不知所措的默许应对之后,同样也实施了镇压及其他一系列倒退性措施,譬如,逮捕创党骨干,强化民族主义宣传,强化与改革中既得利益的财团——太子党的关系,军队在中共政治结构内强烈要求提高发言权与地位。这一切都形成了与国民党当年的举措的有意味的比较。
    但是,当年国民党的镇压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它并未解决政权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更为戏剧性的是,“党外”也并未因此消失。1980年底,“党外”入狱者的家属代替配偶参加选举,这些“代夫出征”者均以高票当选,且国际支持日隆。此事震撼了当局。1981年地方选举,“党外”中央民意代表在县市推荐的人选出战,获得极出色的选战成绩。从此,“党外”逐渐形成以康宁祥先生主导的主流力量。其策略转变主要是扬弃街头抗争,而以准政党式的室内集会以及议会改革为主线,进行合法竞争。
    然而,不久之后,“党外”集团内部就爆发了路线之争。主要原因在于上述康宁祥的议会改革路线遭到以《深耕》杂志为核心的“党外”新生代的抗拒与批判。这就是所谓“批康”“倒康”运动。新生代提出所谓“鸡兔共笼”难题,指出二者的分歧在于:新生代主张诉诸高层次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以推展民主运动和改革政治体制为主要目标;他们批评康宁祥派主要以分配个人性的利益来动员政治支持。简言之,新生代赋有更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康宁祥派的政治现实主义较浓。
    但是历史表明,诉诸实践,实际上二者理念的具体内容相差并不大。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意识形态之战很快就成了过眼烟云。
    考虑到大陆的海内外民主运动内部聚松纷纭的理念之争,上述台湾经验所获致的重要教训并非全无意义,它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必要夸大乃至激化阵营内部的所谓“路线之争”和“理念之争”。“水至清则无鱼”,一个纯而又纯的组织是没有前途的。
    当年,面对台湾如此明显的民间意向、情绪和社会压力, 1983年之后,国民党当局开始考虑调整自己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了。其第一步转变,是扩大台湾选举的层级 ;第二步,则是1986年功载史册的重大历史性的步骤: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自此,台湾就不可遏止走上了民主之途。
    必须承认,除了社会反对力量长期奋斗所形成的压力外,晚年的蒋经国先生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睿智是极其关键的,其历史功勋理应彪炳史册,垂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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