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陈奎德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陈奎德作品选编]->[美国之音(采访):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50年的风风雨雨]
陈奎德作品选编
·淡然旁观十六大
·五十三年家国
·小布希政府对华政策与东亚风云 (一)东亚的战略重要性获得肯定
·小布希政府对华政策与东亚风云 (二)朝鲜半岛:牵一发而动全身
·小布希政府对华政策与东亚风云 (三)美国对华政策:历史与走向
·小布希政府对华政策与东亚风云 (四)中国的内政外交
·政治后果:正还是负?
·中国大陆黑社会的崛起
·从外交知情权看中俄密约
·反美联俄的绝路
·「风行草偃」,天下糜烂
·一厢情愿的外交谋略——评李寒秋的《运筹帷幄谋及子孙》(1)
·三角同盟——幻想还是现实?——评李寒秋的《运筹帷幄 谋及子孙(2)
·五问中南海
·政治春假,官场百态
·布钱会晤的背后
·互联网与北京的两个命根子
·把中国人从「自虐症」中解放出来!——《鲍彤交代》的双重意义
·陈奎德: 反智主义回潮
·中国——「党军」的国家化问题
·中国:「大逃亡综合症」
·后共産主义中国的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
·上海「神圣同盟」 vs. 西方?
·《远华案黑幕》:谁之罪?
·奥运拔河赛:1936 vs. 1988
·香港司法独立的又一战
·中国的自由派与新左派论争
·三国游戏与北京外交
·回光返照的"圣战": 中共镇压法轮功
·中国被WTO诱导的制度变迁:到底为了谁的利益?
·人类文明的警钟
·三角男孩」和华纳公司的穿「墙」游戏
·争夺灵魂的战斗
·美国言论自由是神话吗?
·中国乡村民选官员与党支部的紧张关系
·评中共的“道德重建运动”
·自由与安全:如何平衡?
·加入WTO 后——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
·橄榄,还是金字塔?──形塑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共産国家与国际大奖的恩怨
·北京的对台哑剧
·中国大陆地下教会浮出水面?
·死囚之怒
·进亦忧,退亦忧──中国出版巨兽之命运
·民无信不立─中国社会诚信的瓦解
·读《沙哈洛夫传记》的感慨和启迪
·点评克林顿对华政策
·《观察》发刊词
·让步 但是静悄悄──近年来中共与民间角力的模式
·分析一份调查报告——在战争中中国青年将如何对待妇孺和战俘
·“后 9.11 时代”和中国面临的选择
·中共诞生的胎记——中共81周年题记(1)
·早期中共与国民党的苏联情结——中共81周年题记 (2)
·对仰融案的一些思考
·“成都爆炸案”与“国会纵火案”
·淡然旁观十六大
·打官司,变制度
·天安门母亲——永垂青史的群体
·从“包二奶”看中国的司法解释权
·解除历史的魔咒
·“叶公好龙”与“胡公好宪”
·《红朝谎言录》序
·互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回光返照的哀鸣
·作为历史形态的民族主义
·新保、世局与共产中国命运
·丁子霖给陈奎德的信
·赵紫阳的遗产
·流亡者:苏武还是摩西?
· 两会:“和谐”的定时炸弹
·玩火者的尴尬
·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前言 & 自由盗火者:严复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03)自由思潮的舆论骄子—梁启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家
· 胡适: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0、11、12)傅斯年:自由之虎
·把杀人看作杀人— 六四十六周年祭
·罗隆基:人权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3、14、15)
· 储安平:政论家的命运——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6、17、18)
·胡锦涛访俄与中国外交
·张东逊:自由派哲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9、20)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1、22)徐复观:自由儒家
·殷海光:自由的悲剧征象-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3、24)
·脱“毛”变人——点评时闻以观国运
·从“坐而言”到“起而行”: 雷震与《自由中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5、26)
·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雅虎:双手沾血
·张君劢:宪政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三位一体—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9、30、31)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序
·萧公权: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2、33)
·山雨欲来的中国金融
·林语堂:中西交流的桥梁—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两党制:台湾勾出轮廓
·潘光旦:新人文思想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6、37)
·刘宾雁祭
·梁实秋:旷达雅致自由的文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0、41)
·张佛泉:自由的卓越阐释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8、39)
·中国维权律师与美丽岛案—— 从高智晟律师案谈起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美国之音(采访):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50年的风风雨雨


   记者叶兵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著名学者和新闻界知名人士回顾中国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谈到知识分子同执政党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处在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说起知识分子在中国50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说,5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执政党关系总是一张一驰,起伏不定,松驰总是短暂的。陈奎德说:「实际上,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时,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出了不少力,包括重要民主党派民盟,当时和中共联手,对推翻国民党政府起了不少作用。但是,中共掌握政权后,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地位开始发生迅速的转变。新政权建立起来后,许多知识分子觉得似乎比国民党统治时面貌一新,非常心悦诚服,或欢欣鼓舞,要投入新国家的建设,海外很多知识分子也回来,像钱学森等人,各种各样重要科学家,各种人才,似乎是可以重新建设新国家了。」
     思想改造运动大家都噤若寒蝉
     但是,陈奎德指出,解放初期那个局面只延续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有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改造运动出来以后,大家都噤若寒蝉了。根据已经披露出来的历史资料,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新政权一度怀有满腔热情和希望的大批知识分子逐渐都失望了。陈奎德说:「49年进城以后,中共就开展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后人称的洗脑运动。开始要讲交心运动,大家还找些理由来解释,觉得这是政权的转换,体系的转换,思想要改造。批判胡适,批判武训,批判红学专家俞平伯,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镇压胡风等等,气压很低,知识分子慢慢就不敢说话了。最大打击之一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几乎都被打到社会底层。然后更严重的摧残是文化革命。文革尤其在前期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对文化人的摧残,所有的文化人知识分子都遭到很严重的迫害。」
     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受迫害打击最多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北京家中接受记者越洋电话访问的时候说,文革的结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分成两个历史时期,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和以邓小平时代为开端的「后毛时代」。王若水说:「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是受迫害的,遭受的打击也最多。在建国初期,的确知识分子很兴奋的,很拥护共产党,对共产党有感恩之情,因为共产党统一了中国,而且取得民族独立。知识分子都很爱国。这一点他们拥护共产党。共产党也给了知识分子一些地位,比方说参加政协或负责一点文化方面的工作。但实质上是知识分子信任党,党并不信任知识分子。这个不信任主要是指毛泽东。」王若水指出,当时中共最高层领导对知识分子几乎都不信任,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周恩来。王若水说,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长篇报告,充分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贡献,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要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一部分,依靠他们建设。王若水说,毛泽东当时也支持周恩来的提法,还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可是到1957年夏天形势就发生剧变。随着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顿时掀起一场波及全中国知识界和其他各界的反右派运动。
     划定的百万右派全部打成贱民
     陈奎德在回顾和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共关系几次大反复时表示,每当中国知识分子遭到中共重大压制前,都会有一小段关系暂时缓和,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时期。1957年反右运动前后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他说:「1956年似乎有一个比较转折的时期,就是毛泽东看到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苏共内部报告,提到斯大林压制国内知识分子,压
   制党内各种官员。毛泽东企图超越,他有很大的雄心或野心。他企图超越匈牙利事件这种规范,想在中国创造一个既生动活泼又有纪律的政治局面,。他描写一种非常美好的状况,作了一个报告。」当时很多听报告的知识分子觉得似乎中国的情况确实有点不同。觉得毛泽东好像高瞻远瞩,要把知识分子的束缚解开,真正自由研究,探讨,创造,听了后很感动。在
   毛泽东57年初发表双百方针时,许多知识分子深受鼓舞,就诚心诚意向党建言,帮助党整风。王若水表示,谁也没想到57年夏天就开始整肃知识分子了。他指出:「要发动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些知识分子七嘴八舌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越多,毛泽东就不高兴了。」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不仅没有使共产党主要领导者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相反,大批爱国忧民的人才由于直言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惩罚。陈奎德说,毛泽东后来解释自己出尔反尔,发动反右运动的动机就是为了引蛇出洞,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中共强行压制压迫下划的右派一共有100来万人左右,全部打成贱民,顿入社会底层长达20多年。
     文化生活非常贫乏万马齐喑
     专家学者表示,1962年到65年,毛泽东由于「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和经济大倒退后退居二线,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比较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收拾残局,中国大陆又出现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共领导层再次试图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王若水表示,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在这种缺少创作自由的气氛下,像曹禺,巴金,茅盾,老舍等
   过去有名作家在49年后都写不出东西了。王若水说,文革开始后,中国出现文化生活非常贫乏,万马齐喑的局面。「1962年周恩来在广州和陈毅一起重新肯定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想恢复知识分子的地位。后来又受到抵制,毛泽东很快又发动文艺方面的批判,然后是哲学方面的批判,一直发展到文革。文革有两个主要打击对象,一
   个是所谓走资派,就是党内负责官员。第二个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所以,这又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浩劫。许多著名作家学者都在这场运动中或迫害致死,或是自杀。文化大革命成为文化大摧残,文化大破坏,八亿人口就看八个样板戏。」
     1976年秋,随着毛泽东去世和毛泽东亲信所谓四人帮倒台,中国进入一个新时期。东山再起的邓小平重返权力中心,一时给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认为,知识分子的处境在那个时候出现一些转机。王若水在北京说:「一直到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然后有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地位就慢慢逐步提高,
   有了更多自由。」
     邓小平时代知识分子跟中共关系仍然起伏不定
     但是,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说,在邓小平时代知识分子跟中共关系仍然起伏不定。他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仍然起伏不定有各种各样针对知识分子或说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关系起伏不定的运动,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批白桦,批这个那个知识分子种种运动。所以尽管极力想改善,包括中共党内负责人极力想改善
   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但是总不能改善,很难改善,总是处于一种非常微妙,而且常常相当敌对关系中。」
     左倾势力强大继续干扰知识分子
     为什么呢?王若水认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受到左倾势力干扰。他说:「在78年到八十年代初那个时间思想很活跃。知识分子也很兴奋,重新觉得共产党还是有希望。关键问题是左的干扰并没有去掉,影响势力仍然不小。1979年党中央开了一个理论讨论务虚会。」王若水回忆说,在这个有好几百名知识分子参加的大型会议上,提出很多改革意见和
   新思想,包括批判毛泽东和否定文革。同时,一些青年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表达各种意见,要求平反1976年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事件,许多下乡知识青年提出返回城市要求。王若水表示,这种思想活跃的形势,中共当局感到恐惧,以为这是党内党外遥相呼应,威胁党的领导地位。他说:「把他们吓坏了。非常恐惧,民主墙得到党内一些自由化知识分子的支持,说不定这两股力量会结合起来。非常担心。
     四项基本原则框死知识份子的思想
     邓小平在会议中期发表一个著名的讲话,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这四项基本原则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意思就是不要走得太远了。」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框出来以后几年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先后进行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白桦的电影「苦恋」,批人道主义和
   社会主义异化等意识形态领域问题。一些知识分子也被撤职,劝其退党或开除等形式的整肃。代表改革派的胡耀邦,赵紫阳也是由于保护知识分子的作法被认为手软而先后下台。王若水指出,在新闻单位和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上也加强严格控制。
     必须要对知识分子重新认识
     六四以后的共产党怎样才能恢复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希望呢?能不能重新燃起原来的希望呢?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认为:「这关系到中共自己的决定。我们看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像印尼最近发生政变,也都是学生出来领导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只有学生和知识分子才有充分的知识,可以对政治丶社会问题提出一些根本看法。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一
   把抓。党的一元化领导。而且是绝对的,不许挑战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想改头换面,想走上一条比较合理的现代化路子,不一定是激烈的丶马上的变化。可是要有局部的变化,或者逐渐的变化的话,也必须要对知识分子重新认识。」
     共产党政权性质是反智主义政权
     陈奎德指出,知识分子和中共党内领导人都抱有改善双方关系的意愿,并且多次努力,但是都没能如愿。「最基本的原因不在于所谓知识分子政策这些问题,而在于根本性的共产党建立政权性质,有某种根本性叫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是反智主义政权。要用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步伐来笼罩一个国家。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创造性见解,最不统一的丶思想最复杂的丶最有怀疑精神的一批人。企图为个国家引领新道路的一批人。因此,必定和被一种意识形态笼罩的国家体制发生根本性冲突和矛盾。尽管知识分子也很努力,想尽量缓和关系。中共官员,包括高级领导人也屡次谈到要和知识分子搞好关系,实行好的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毛泽东1956年的讲话,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周恩来1962对知识分子政策讲话,陈毅讲话等等,都表明这个愿望。但是愿望总不能实现。应该追溯到有根本的问题存在。不是愿望所能改变的。」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