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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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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访俄与中国外交
·张东逊:自由派哲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9、20)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1、22)徐复观:自由儒家
·殷海光:自由的悲剧征象-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3、24)
·脱“毛”变人——点评时闻以观国运
·从“坐而言”到“起而行”: 雷震与《自由中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5、26)
·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雅虎:双手沾血
·张君劢:宪政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三位一体—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9、30、31)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序
·萧公权: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2、33)
·山雨欲来的中国金融
·林语堂:中西交流的桥梁—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两党制:台湾勾出轮廓
·潘光旦:新人文思想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6、37)
·刘宾雁祭
·梁实秋:旷达雅致自由的文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0、41)
·张佛泉:自由的卓越阐释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8、39)
·中国维权律师与美丽岛案—— 从高智晟律师案谈起
·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精神病、偏执狂,精神先知? ——从林昭所想到的
·中国政治转型的诱因
·顾准:孤独的先知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6、47、48)
·林昭:中国的圣女——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9、50、51)
·五十年回首:反斯秘密报告
·值得两岸民众关注的五个问题—— 陈奎德教授在“2006年海外华人新思路”佛州研讨会上的发言
·遇罗克:红色中国争人权的先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2,53)
·说古论今看两会
·李慎之:晚鸣的自由钟——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4-55)
·“崛起梦”是如何灭国的?
·六四断想:去国十七年……
·杨小凯:经济学家的宪政理念——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8-61)
·必也更名乎?——哀中共八十五岁文
·海水泛蓝入赤县
·王小波:自由而幽默的文学魂——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6,57)
·文明的自我拯救
·多事之秋,战乱之始?
·变与不变: 美国外交与对华政策
·民族主义的解毒剂—— 评刘晓波《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
·余英时:序陈奎德著《煮酒论思潮》——大陆当前思潮的发展
·余英时素描
·回望2006中国
·中国2006外交一瞥
·“不争论”寿终正寝
·“奥运拐点”,八面来风:汉城奥运与北京奥运
·民主溯源(1)
·民主溯源(2)
·民主溯源(3):古罗马共和制度
·民主溯源(4)——罗马帝国的政治
·民主溯源(5)——中世纪代议制民主的萌芽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北京“密友”排座次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中国罗生门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党天下」的奠基礼
·“党天下”的奠基礼——论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
·王储 选帝侯 黑厅政治
·包遵信 vs. 秘密警察国家
·风向转换:民主国际的对华外交
·风向转换:民主国际的对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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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主同盟呼之欲出
·雪域诗韵——盛雪诗集《觅雪魂》序
·二零零七:未完成的交响
·二零零七:未完成的交响
·三十年,什么“东”“西”?
·三十年,什么“东”“西”?
·三场大选与中国“两会”
·三场大选与中国“两会”
·恭贺台湾 恭贺民主
·恭贺台湾 恭贺民主
·响应达赖喇嘛呼吁
·响应达赖喇嘛呼吁
·怯懦的审判
·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一个历史比较
·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一个历史比较
·2008,“文化冷战”滥觞?
·2008,“文化冷战”滥觞?
·从控制记忆到控制街头——反西方浪潮观感
·从控制记忆到控制街头——反西方浪潮观感
·西藏撬动世界格局
·何以为师?何以为戒?——中日关系一瞥
·假如是你,被埋在废墟下……?
·废墟上,硝烟中,民间社会凸显
·今又六四,多事之秋……
·天上人间的共鸣——恭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
·天上人间的共鸣 —— 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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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过海,万窍生风《文化中国:转型期思潮及流派》会议述评


   潮流:汇聚与交响
    何谓“中国情结”?中国知识分子最近各派的观点呈何种色彩?如果你没有什么实感的话,去听听一年一度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举行的文化中国研讨会,恐怕大有俾益。这个每年在五四前后召开的、以海外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聚会,已有五年历史了。它正是所谓“中国情结”的典型象征。

    今年的热闹不同往常。原因有二,一是会议时机,一是会议主题。会期恰值中国局势敏感阶段,新旧交替,暗潮萌动,民气上升;而会题则为“文化中国:转型期思潮及流派”。有心人当会注意到,此会题与本刊第26期卷首语《迎接新诸子时代》有关,而与会的学者,有不少就是该文中所列举的流派代表。如,新儒家重镇杜维明,民主社会主义者刘宾雁、苏绍智,民主宪政派阮铭、郭罗基、于浩成,认同苏格兰派传统的林毓生、胡平(以及笔者),主张中央集中财权的社会共和主义者王绍光,希图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二分法的制度创新学派崔之元、甘阳,主张制度性分权的陈一咨、吴国光,以及孙康宜、林培瑞、曹日新、高尔泰、康正果、苏炜、孔捷生、郑义、金春峰等各种观点和流派的人物,这就使会议变成了一个“擂台”。各方神圣,粉墨登场,展示“拳脚”,评点江山,呈一时之盛。
    如果有人大胆发挥想象力,把它看做未来中国的论坛部分派别论战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虽不中亦不远矣。
    余英时教授在开幕辞中,追述了文化中国系列研讨会的缘起,指出,从六四事件落幕到今天,中国大陆从无声到有声,进而到声音越来越大,目前再次出现了有希望的征兆。他预测,经历即将到来的重大变化后,由于基本背景的转换,《新诸子》文中所提的各思潮流派恐怕将发生重大的组合与分化。希望今年这次会议有一个新的开始,明年或者後年这个会可以移到北京去开,那么各种思潮的意义会更大。
   群儒舌战 色彩斑斓
    第一节的论题是:“中国当代思潮与社会转型”。作为挑起这场论说的始作俑者,笔者的发言阐述了自己对当前中国思想界的背景及状况的看法,笔者指出,虽然最近几年我们目睹了世界史上罕见的戏剧性的重大事件:如中国的天安门事件、苏联和东欧的解体、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东亚经济的崛起、伊斯兰文化的复兴等等,但是,思想界尚未出现分量相称的总结。而目前的思潮涌动,正在创造一个精神收获的历史契机。我并简要介绍了目前已成形的思潮流派以及作如此划分的依据。指出,现在各种思潮的不同取向与多数派别共同认可的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相互间的冲突有关,特别是与自由与平等之间,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有关。因此,政治思想光谱比较过去而言,宽度与密度都增加了,它事实上表现了派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果我们再次把它们简化为对立的两极,那将重蹈“本质主义”的覆辙,恰如中共把所有思想分为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即把多元的彩色归结黑白二色一样,既不合事实,也堵塞了选择的空间。在论及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由来时,我坦言主要不来源于创新的纯粹智力冲动,而取决于在中国大陆四十多年经验的笼罩,取决于世界史上一桩罕见的事实:一种制度(共产制度)能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济水平、不同地理环境和不同大小的国家产生如此一致性的、压倒性的、灾难性的影响,相关系数如此之大,是史无前例的。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没有办法对此无动于衷。
    王绍光主要从经济转型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的六种基本的思想流派: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共和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古典社会主义、现存的社会主义。他赖以划分的标准主要视之与自由、产权、市场、民主、西方(对中国而言)这几个坐标原点的距离而定。与笔者的取向有所不同,他把自己定位于社会共和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之间,特别强调平等和参与,而经济民主则是其关注的重心。
    甘阳对笔者派别划分如此众多不以为然。按其本质,他把六四之后的主导思潮归约为保守主义以及目前的走出保守主义的趋向。他划分保守主义为行动层面、学术层面和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三方面,并集中注意力批评第三种:柏克、海耶克式的保守主义。他认为海耶克虽然看到了现代大众民主的一些问题,但其路线却把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张力绷得太紧,在社会大众已经进入历史的时代,那种政治结构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困难点正是,在现在的大众民主状况下,有没有可能去建立一种政治结构去适应它?基于此,他提出两点看法,第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全盘否定(俄国70年和中国40年),否则将面临退回到沙俄和中国49年前的状况。他认为共产党革命的遗产中有很多正面的东西,可以看成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过程。其问题主要是没有找到相应的政治制度去适应它,因此变成高度专制。第二,虽然二者之间有张力,但现在绝不能用自由主义去排斥民主,而是如何缓解其矛盾的问题。
    杜维明在评论中提出一个问题,冷战后世界新秩序所需要的主流思潮是什么?有文明冲突论,有历史终结论,有保守主义兴起论,也有以人权为核心概念进行整合的普遍看法。但无论如何,基本上都涉及了价值冲突的问题:如平等与自由,公正与效率,义务和权利,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我们今天的讨论涉及现代化中的多元倾向以及现代性中的传统,它与根源性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杜先生还特别强调了无论何派,都有一个增加自己论述深度的问题。
    胡平的评论指出,前面所说的大多数流派,在有些最基本的原则上,是有其共同的承诺的,如,对言论自由的肯定。但是言论自由在中国何以仍渺无踪影,以至我们的会议仍不得不在海外召开?这就涉及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的承诺究竟有多大的真诚度?在言论自由遭到压制的时候,你及你所认同的流派,是否站出来抗议了?
   第三条道路?
    日前,在中国知识界,所谓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走出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的想法正成为热点。这也是崔之元发言的基本思路。笔者称之为“第三条道路”诉求。崔之元强调,现代化没有规律,其发展前景有无限多的可能性。他特别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元划分,抨击他所称的“制度拜物教”和“绝对产权”的思想。崔的论述完全采取特例分析的方法。他用一个实例把财产权分解为“一束权利”之后,似乎进一步有意化解“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区别和对立,进而瓦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他写到,“西方发达国家并无统一的制度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应抛弃“统一的西方资本主义概念”。但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批评他人看不到“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内在矛盾”,并说“现在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妥协的产物。”问题是,既然并无统一的所指,这里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岂非自相抵捂?事实上,在崔文中不自觉的价值倾斜中已透露出某种“潜意识后遗症”了。他声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前者为“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后者为“少数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笔者想,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何必要“超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分法”?固守社会主义岂不更妙?可见,要摆脱过去某一话语系统褒贬笔法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以上引文均见崔之元在会上散发的论文“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
    评论人林毓生首先努力澄清崔的大量术语后面的论证意图。他指出,在崔的发言和文章中提到中共早期也有民主。问题在,那是民主吗?民主是需要许多条件才能成立的。民主必须是自由式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否则,是拿民主当幌子欺骗人民,是极权式的“民主”。自由的民主的条件是,第一,必须有宪法,宪法必须是独立的。第二,必须有法治,如独立的司法。早期中共(如林伯渠时期)有司法独立吗,它能违背党的意志吗?第三,言论自由,舆论独立。四,公民文化和公民道德。这些中共当年都没有,没有人的尊严和独立,谈不上民主。它能否作为资源呢?恐怕只能作毛泽东统治的资源而已。他还针对王绍光和甘阳以所谓消极与积极自由的权重作划分派别的标准,指出,在没有建立消极自由之前,所谓“积极自由”是什么意思?消极自由是先决条件嘛。在保障了消极自由的前提下,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积极自由。林先生指出,与前面有人的误解相反,海耶克先生其实是最反对“原子人”的观点的。海氏非常欣赏托克维尔有关 Civil Sociaty 的观点。至于说到“革命”,它有其严格的界定,自由主义是无法苟同的。而托氏也并不赞成法国大革命。
    苏绍智觉得崔之元的基本观点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崔的论战对手如汪丁丁也不反对其基本出发点。但是崔的概念不够清楚,并且只是根据个别性的特例进行推论,迅速得出一般的结论,而结论又很大,走得很远,因此很难深入讨论。
    甘阳不同意林毓生对自己的批评,他认为托克维尔是赞成法国大革命的。而且不光是托氏,革命以后的思想界都希望对革命作出一个两分法的-自由与专制-的评价,直至今天仍是这样。林指出法国革命的直接后果--雅各宾专政的极端恐怖性。甘虽承认雅各宾专政的残暴,但认为它驱逐了封建贵族;林则认为驱逐封建贵族并不需要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式的办法。甘认为在当时法国条件下,驱逐贵族必然采取雅各宾式的办法,而柏克指责法国人未能走上英国式的道路是不得要领的。林指出柏克是保守主义,而海耶克则不是,而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二者是很不同的。海氏自称“老辉格”,辉格党是自由派,其对手托利党才是保守主义。
    笔者个人并不认为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的血腥后果是否历史的必然,是否是民主变革必须付的代价?特别关键的是,权衡英、法两国历史轨迹,何者值得更多的肯定。如果我们作为后继者,而前景又不是被必然的限死了的话,比较二者而言,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类似何种道路?
   不同“话语”的混响
    第二节主题是从文化角度看当代思潮。本节的讨论详见本期“近代儒家与民主”与“纵横六合笑谈中”二文。
    第三节讨论海内外思想的互动,实际上,大家仍然把焦点集中在转型期的海内外思想上。 郭罗基的发言集中批评了李泽厚、刘在复最近的“对谈录”。他用人的解放为主线概览了中国近代史。郭先生认为应当用他的“思想解放,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的历史顺序取代李、刘二位的“经济、自由、正义、民主”的历史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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