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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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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谱系 . 自由主义——与新儒家杜维明先生对话}

社群:“三纲”“五伦”与合法程序

   陈: 杜先生,我最近到加拿大,遇到老朋友,大侃之余,较深地涉及了现代人类社会广义的“社群”(community)问题:诸如,它在现代各种社会(如中国与美国)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它的可能发展趋向,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哪些共处之道。联系到中国的传统与现状,我憬悟到,这不光关涉到儒家的生存方式甚至精神生命的前景,也涉及人类如何共处的问题。

   杜:目前,美国的学术界、知识界和思想界也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刻的反思,指出美国现在所处的困境主要就是“社群”出了问题。

   陈:所谓“社群”的涵义,这里主要指社会中间尺度的结构性的集合。但不妨在逻辑上先透彻地理一理。事实上,人类社会存在着尺度大小不同的集合,大至一个国家以及象魁北克(Quebec)那样有资格独立建国的集合,小至家族乃至家庭,在中间,也包括象那年德州的维科(Waco,Texas)自焚事件中那种特殊宗教教派。 如果从法理逻辑上推下去,现在西方主流的宪政自由主义秩序,推到底,其所对待的终极单元是个人。然而如果考虑到历史上以及现存的其他文明体系的不同状态,为什么不可以采取其他形态的单元,如,家庭,家族,村落,学校,公司,少数族裔群落,宗教团体......呢? 这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如有人就提出,可以把家庭或家族或特殊文化群落视为国家所对待的基本单元。国家法律只规范单元之间的关系和行为准则,各单元内部则自行订立自身的内部规范,只要不违反国家受规定的各单元外部行为法则,国家不得干预单元内部的秩序,无论是怎样的秩序。这是某种缩小了的“不准干涉内政”的“主权至上”原则,现在在一些国家领导人口中很时髦。人们不难发现其间的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要讨论的关键是,第一,如此是否合乎正义?第二,是否行得通? 如果设想,这种群体是由一批有共同信仰、共同习性、共同文化特征的人自愿组合在一起的。那么,在某些条件下,这些社群作为社会单元也不是不可能的。 记得曾看过一部美国片《证人》(Witness),内容都忘光了,唯有它对美国境内的一个特殊部落(Amish)的描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后来我又去参观过一次,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宾州。Amish人的显著特点就是拒绝现代文明:不用汽车,不用电话、电视等东西,他们是约三百年前为逃避宗教迫害,从德国、瑞士一带,迁来美洲的。至今维持当年的宗教,讲德语,赶马车,身着黑白二色服饰,男耕女织,不许离婚,孩子只受八年初等教育,限于读、写、算,目的主要是延续Amish文化。他们终生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二、三十英里。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落伍、封闭”的社群居然在美国这个现代化社会中的四个州内存活下来了,而且延续了300年之久! 现在的问题是,以这类社群作社会单元需有那些限制条件?把更复杂的讨论权且放在后面,我想指出一个前提性的原则条件是,各单元能否允许人自由出入,尤其是自由离开?如果不能,那是绝对非正义的。假设有某人不再愿意承诺遵守规范的义务,社群内部是否有权力强制他留在单元内,强制他服从规范呢?显然不能。倘若能,这个共同体与监狱就没有差别了。事实上,就Amash 而言,有大约七分之一的Amish孩子就离开了其群落。有理由相信留下者是自愿的。 如果具有了自由进出的权利,内部仍需遵守最基本的宪法(宪法是以个人权利为基轴的),那么以这种自愿组合的有共同信仰、习性和文化特征的群体为社会的基元的设想还是应当认真考虑的。

    杜:法国大革命提出的那三个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人们注意到,自由与平等有冲突,不管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看的很清楚。第三个--fertility--中文把它翻译成“博爱”,其实就是“社群”的意思。过去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它讨论得比较少。这一价值何以在启蒙运动后发展比较小?其原因恐怕与雅各宾专政有关。 假设社会是通过自由的选择,通过契约的关系,每个个人自由参加,享有基本的权利,而且每个人对其自身的利益都有理性的算计,从而组成一个社会。这是自由市场的模式,现代组织社会的基本典范。我看这个大的潮流,不管西方怎么发展,都不会放弃。这就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个人独立的选择权利、个人谋利的动机、通过契约来规范,人的理性一定能照顾到各个人的利益。甚至像 Peter Berger 所说的,没有异化就没有自由,有异化才能对社会进行抗议,才有自由的可能。 另外一个重要点是,要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在更大的范围内,少数人可能是一个族群。无论在何等大小的群体内,保护其中少数人的权益,抗争大多数对他们的迫压,都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现代多元文化的倾向。此外,大家也了解到,最近有很多很强的“根源意识”出现,或来自宗教,或来自地域。譬如魁北克(Quebec)的独立问题,很难想象,加拿大会同意以法语为母语的人脱离,离开他们的“生命共同体”。另外,从族群,特别从地域来讲,象巴勒斯坦,它强烈要求回到祖国—历史地理意义上的祖国。还有原教旨的宗教,如维科(Waco)的教派,其强烈的认同是与它的根源性连在一起的。这种根源性大多不是根据契约,不是根据选择,不是理性的分析,也不是通过协调。(陈:从历史上带来的。)是从历史,也可以说是从很深厚的根源意识中来的。 上述两个模式:自由主义与根源意识,基本上是冲突的。二者如何配合?是我们现在值得进一步考虑的课题。

   陈:我想把问题推到极端来讨论。譬如,江泽民先生最近常对国际社会提到一个论点:“你们西方不是提倡多元主义吗,那么政治的生存方式当然也应当是多元的。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生存和统治方式,我们政府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是我们应有的权力。中国有自己特殊的生存方式,美国有美国的。如果美国强求中国的政治生存方式与美国一样,那岂不违反多元主义?岂不自相矛盾?”我们如何应对这一论点?

   杜:我看至少有两方面来回应。 一方面,是文化认同的权力中心合法性的根源来自何处。即,是谁有权说某某东西就是我们的文化。假如有人说中国人不需要自由,不需要个人自由,只需要群体自由,那么必须问这里的“中国人”是指广义的中国人呢,还是拥有国家机器的官方?举个明显的例子,在曼谷开会时,亚洲国家提出了一些亚洲对人权的的看法,许多国家政府,包括印度都签了字。但是当时参加曼谷会议的NGO(非政府组织)代表多半未签。可见,有政府的声音,也有非政府的声音,这两种声音谁更能代表该国的多数人?这里并不是说政府就一定不能代表,NGO 就能代表,但至少说明这一问题值得深入考虑,而不是理所当然的。 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在人类社群中,有没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是必须共同遵守的?如,人权论说中有一个基本的假定:现代文明国要对它的国民做一些最基本的承诺,如,不能随便杀人、不能随便抓人、不能随便行使暴力,国民应拥有最基本的自由。这是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都必须尊重的人权。假如一个现代国家不尊重这些原则,其他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谴责它。因为它自外于现代文明。不能把这种谴责当做控制某国主权的一种国际结构。 但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就不能够发展出极不同于西方生命形态。有些所谓价值优先的问题,突出的,如,对于何谓“人”,何谓“个人”,何谓“社会”;“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等等,各个文化之间处理的优先顺序就有所不同,我想,它们一定是多元的。 即是说,在最低的要求方面是没有什么可妥协的。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彼德.伯格(Peter Berger)讲过的,印度本来有丈夫死后妻子殉葬的传统,但在英国殖民时期引起争议。部分印度的保守主义人士说,这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好几百年了,你们不能改变。然而英国方面说,我们也有我们的文化,一位妇女如果被她的族人强迫为丈夫殉葬,则其族人就犯有谋杀罪,我们要尊重我们的法律。所以最后还是禁止殉葬。 有些长期的习俗,在有些文化中被弄成了天经地义,但是,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全球视野及文明进展来看,它完全站不住。如,前述印度的殉葬是一个例子。还有马丁. 路德改教前一千多年一直存在的信徒不进教堂就不能获救的传统,改教后,连教皇也不能坚持这点了。再有就是中国儒家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自宋明之后,重要的思想家,包括朱熹在内,基本上都认为“三纲”是天经地义的。但经过五四之后,现在看来,“三纲”是最没有说服力的了。实际上,“三纲”与“五伦”是有冲突的,“五伦”是双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三纲”则不仅是单轨,而且是权威主义的,家长制的和男性中心主义的。那么,抛弃“三纲”,突出“五伦”,是不是一种现代的转化?我认为应当是奋斗的目标。假如维持“三纲”,不把“三纲”经过“五伦”的彻底转化,儒家传统就变成“吃人的礼教”。从这里也可看出,以前天经地义的现在要被淘汰了。 回到前面的主题,现代意义的个人尊严、个人权利,通过契约的方式,交换一些权利,参与国家社会。对社会中的任何个人,即使是身处一个特殊文化的少数民族内,其基本权利也应得到保障,这是最低的要求。但它同每一文化有它自己的特色,并且通过不同的渠道体现其文化精神并行不悖,是否有此可能?我认为有。自由主义有一个基本假设,它是从最低的要求来谈的,不是在理想上完成自我人格,而是在最平常的环境下面人们的相处之道,如此定下了最基本的价值。儒家传统也是如此,它明确给出了“礼”和“法”两方面。虽然它极重视“礼”,但上述划分表明,“法”还是需要的,一个社会没有了法就不能维持。 当然,最基本的的要求本身不能完全体现这种文化的价值。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最低的要求(minimum requirement)和高层次价值的实现(maximum realization)之间的冲突和配套,是我们面临的更深层次的课题。

   陈:首先,我想补充几句前述文化认同的权力中心合法性的根源的问题,这是极重要的。诚然,正如杜先生讨论政府和 NGO 的代表性问题所涉及的,共同体的代表资格问题并不简单,但是,这里仍然存在客观判断标准。它涉及一个关键点:正当程序赋予的代表性。无论是代表国家还是社群,都必须通过合法程序获得授权,才有资格代表共同体说话。这点,当代连最专断的政权也不敢公开否认。常听到有官员说某某事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简{云云}。问题是,谁是“中国人民”?谁,通过何种程序授权给你让你代表他们说话?通过了投票选举吗?如果说仅仅是枪杆子使他获得代表权,那无异是说,一个用暴力劫持飞机并指挥飞行方向的人代表了乘客们的意志。要言之,现代通行的“选举程序”,是各派几乎都公认的“游戏规则”,并非随风摆荡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话语”。所以,江先生所谓“多元生存方式”的要害在于:他及他的党有无资格代表“中国人”这“一元”说话。谁授权予他?何种程序授权予他? 有关历史上的“天经地义”在现代被解构的现象,我想提出的是,现代赖以解构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有一点恐怕是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任何礼俗、规范,必须经过当事人同意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就以印度的“殉葬”传统为例,倘若该妇女不愿赴死,而族人以“传统”的名义强迫她死,这当然经不起质疑;但倘若该妇女自愿殉夫,恐怕你挡也挡不住,也没有权利。这一标准也可以应用到中国的一些习俗和传统上。例如,“父为子纲”,倘若说的宗法社会中子女对父亲的指教采取盲从态度,“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强制性的“家长中心制”现在当然不行了;但是,如果子女通过自己的思考,认为父亲的指教是合理的,他自愿遵从,这又是另一回事了,已经不是“父为子纲”的问题了。 所有这些,都出自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意志的不可分割的最终单位是个人。 这也是现代宪政原则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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