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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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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危机与价值重建问题


    现代中国文化:危机与契机
    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五十年近代史,是一部中国文化逐步被解构的历史。

    被动地与外部强势文化发生大规模的空间接触,以及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是这一解构所以发生的基本原因。
    解构所涉及的方面是总体性的。它发生在大、小传统,菁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等精神价值各个层面上,这是中国文化在本世纪的基本命运。
    1919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狂飙突进的姿态开始了崩解文化传统的攻势,从而成了近代中国文化激进主义的滥觞,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化整合进世界格局的曲折历史过程。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自投昆明湖,以身殉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象征,整体意义的传统中国文化自此寿终正寝。
    1949年以后,在中国文化的本土---中国大陆,文化危机愈演愈烈,已经逐步陷入非文化乃至反文化的荒芜野蛮的生态环境。中国文化已经化成了一缕缕“游魂”,支离破碎,居无定所,八方飘零。
    从时间上观察,上述文化危机,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代,分别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化在政治的全面笼罩之下,受到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外来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国教的地位君临天下,在消灭封建文化的名义下,中国文化中人本主义的、中庸宽容的、优雅独特的层面被政权体系冲刷荡涤。另一方面,政治化儒家思想中的“纲常名教”的秩序传统却潜在地进入统治阶级的行为模式之中,并为中共的独裁专制的政治运作提供了政治文化的土壤。这与政治化儒家与马列毛主义在结构上的“同型”有其深刻关联,同时也同中国下层传统中的“痞子文化”与马列毛的边缘人文化共同的“反智主义”特征有重要关系。
    这种双向夹击所导致的文化崩颓现象,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了极点。当时,“反传统”和“极端传统”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同时出现。在“反传统”的侧面,伴随着“破四旧”“反封建”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官方口号,中国文化残存的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士绅阶级已被消灭,文化经典和文化遗迹遭到毁灭性的扫荡,几千年的文明几乎荡然无存。而在“极端传统”的侧面,则是帝制幽灵沉滓泛起,传统君权登峰造极,等级制度森严恐怖,愚民主义臻于极致,文字冤狱遍于国中,痞子行为横行无忌。它已经走到了文化沙漠的边沿,导致了大规模的文化流亡。
    在邓小平时代,作为对于毛时代的反弹,中国文化一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先是,出于对人治式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在如潮流般涌入的外来时髦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出现了八十年代多元化的“文化热”,借助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幽灵,文化激进主义再次勃兴。之后,随着思考的深入,对五四本身的反省也开始进入知识界的视野。在邓时代后期,甚至文化保守主义也成为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但是,由于几十年文化断裂的后遗症,文化积累浮躁浅薄,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致使1989年事变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在政治力量的高压下,文化复兴迅速退潮,商业大潮席卷神州,出现了更为深广的文化危机,同时也带来了真正的文化转型的潜在历史机会。
    经济起飞与价值危机,就一般而言,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如果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结构尚未建立起来,则经济起飞可能导致价值崩溃的重大危机。
    作为一个没有“公民社会”传统的中国家族式结构型的“私性社会”,在公民意识和公民道德的这方面的资源极少,如果仅仅通过纯粹的经济过程,公民意识和公民道德是难以出现和提升的。
    作为一个宗教感相当薄弱的文化,中国文化的超越性的色彩是内敛的,并不明显。中国人从整体上并没有与一个超验而神圣的上帝订立契约,更没有一套形式化的仪式来强化认同,这种世俗性文化在神圣性方面的缺失,其超越性的贫乏,特别是原有的传统价值被扫荡毁弃的情势下,缺乏宗教感化的精神提升,伦理道德的价值资源势将愈益稀少,容易造成精神生命力的萎顿,从而为价值失范准备了精神条件。
    当前,中国大陆的基本状况是,在几十年极度贫困的背景下,被长久压抑的对财富的欲望第一次被普遍释放了。与此同时,泛滥全球的大众消费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中国。然而,拜金主义大潮是紧接着四十多年史无前例的文化断层之后出现的。共产式政教合一的社会在价值规范方面的虚伪性:实际行为和宣传口号的二元分裂,隐蔽行为和公开行为的二元分裂,上层标准和下层标准的二元分裂,摧毁了它公开宣扬的道德规范。而消费文化又对中共“党文化”以及传统中国文化这两种价值体系产生了进一步的消解作用。因此,商业狂潮不得不泛滥于没有现代法治、群体信仰幻灭、传统价值断代、宗教精神贫弱的土壤上。有鉴于此,毫无约束的拜金主义,成了脱缰的野马,催生了触目惊心的道德文化危机和总体价值崩溃的现状。
    中国大陆当前文化危机的主要征兆,是人文精神被遮蔽乃至沦丧,出现了普遍的价值真空和精神真空。中国大陆有再次步入价值和文化的荒漠的危险。
    这是中国人近百年来的文化悲剧。
    从空间上观察,这一悲剧的显著历史后果之一,是自本世纪五十年代起,曾经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中国文化崩裂瓦解,同时,在不同的空间又滋生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变体,如:大陆中国文化,台湾的中国文化,香港的中国文化,新加坡的中国文化,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国文化,......等等。它们虽仍被称为中国文化,其实却各各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形态。其间的区别,已绝不容忽视了。
    更具体而言,自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其实是处于一种“内衰而外昌”特殊际遇之中。 其表现之一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固有文化在本土受到政治系统的压制和戕害,中国文化重心的向海外(特别是向台湾、香港)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流亡(1949、1962、1979—1989、1989—今天)。硕果仅存的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和文化遗产,海外已压倒了国内。这一文化流亡的情势是史无前例的。
    其表现之二是,虽然鉴于维系人心等特殊的考虑,中国大陆当局近年来也开始指示学界研究国学,然而,即使在官方批准的重点研究项目,如“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中,也是以梁漱溟、张君迈、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为钦定的研究对象。人们不难发现,即使在北京当局心目中,代表中国主流文化(儒学)的上述学者,大部分也都是侨居海外的,而即使是其中仍居大陆的学者,其代表性著作也是在1949年之前完成的。更何况在1958年沸沸扬扬于世,由张君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签署的号称“现代中国文化宣言”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也是在中国大陆之外发布的。
    不难预测,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出离故国,向海外流亡,并组合成各各不同的族群的现象;身为“华人”认同中国文化而拥有各种非中国国籍这种本世纪下半叶日益彰显的现象,至下一世纪亦不会中止,它将形成一种历史性潮流。
    这就是所谓文化的“内衰而外昌”现象。它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它造成的历史后果,就是中国文化的各种变体的出现。
    事实上,只要稍稍留意,就不难发现,在当今世界,的确存在着“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海外华人”等不同的族群,它们之间,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精神风貌乃至语言形态等文化的各基本的方面都有极明显的差异。人们常津津乐道于大陆人之不拘法规,积极攻取,辩才无碍,台湾人之彬彬有礼,步步为营,精明圆熟,香港人之法治观念,团队精神,求实作派,新加坡人的循规蹈矩,拘谨守法,崇拜权威,....诸如此类。而各自语言方式的判然有别、风味迥异,更是铿锵在耳,众所周知。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曰,几十年隔离而独立的演化,甚至影响到了这些不同族群人们的外貌形象、动作举止等生理特征。倘若面对一个陌生华人,只要稍一接触,你就差不多立即可以对他作出族群背景的判断,而这种定位常常是八九不离十的。
    套一个常用的意象,中国文化这棵古老的大树,在其本土已经枯萎凋零,其种籽花果已无根可依,无土可育,遂无奈而飘泊出海,散布到世界各地,长成几株新的文化树苗,而这些树苗的土壤已经各不相同了。这就形成了同种而异苗,同源而异态的现象。
    这当然是文化生态的不同所导致的异象。
    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关注还奠基于一桩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实: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已不再重合。三位一体的中国已不复存在。即是说,当下的历史格局,已并列呈现出三个不完全重合的“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
    所谓经济中国,是指中国大陆同港、台和新加坡所形成的大经济市场。即华人经济区所涵盖的范围。它的当前表现,已成为阴霾密布的世界市场中的一个奇迹。
    政治中国,狭义地说,即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大陆中国;广义而言,指三个相互对峙的政治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华民国(台湾)和香港。三个分离对峙的的政治实体,作为这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的政治结构,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文化中国,这里采海外华人的广义理解:一、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二、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区、北美、拉美、欧洲以及非洲的华人社会;三、国际上从事中国研究及关切中国文化的学人、知识分子、自由作家、媒体、从业人员乃至一般的读者对象。
    散布于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对上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重“中国”的认同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具有稳固性和长远性,对经济中国的认同则具有现实性和功利性。而对政治中国,认同度则相当低,且具有怵目的分裂性。其中原因,不难理解。对文化中国的认同是基于悠久的文化,语言乃至血缘的传承,是一种最基本的身分的认同。对经济中国的认同则来自经济本身的利益逻辑;而对政治中国的强烈不满,渊源于现代中国悲剧性的政治历史,而政治中国现状本身,正是这段历史的无可奈何的遗产。
    由于中国文化在地理意义上的流亡自从五十年代之后日益加剧,由于大陆之外的中国文化的社会和群体的存在和扩大,因此,中国认同的地理因素已经大大降低。
    同时,更由于中国文化家园的政治状况的长期衰败,因此,中国认同的政治因素也大为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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