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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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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105)近代宪政的演化结束语
《海耶克》
·《海耶克》目次
·《海耶克》 序
·第一章导言:二十世纪的先知
·第二章风华时代:维也纳—纽约—伦敦
·第三章风雨交加:《通向奴役的道路》①
·第四章赴美前後
·第五章《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六章晚年总结:《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⑴
·第七章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海耶克生平年表
·海耶克的论著
·参考文献
陈奎德部分中文作品
·陈奎德部份文章目录
·2003回眸:民权年
·超越两极线性摆动
·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 ————毛泽东忌日二十七周年
·迎接“新诸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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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华运-----从犹太人看中国文化及其变体的前景

(写于1996年)
   衰微崩裂之运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自投昆明湖,以身殉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象征,整体意义的传统中国文化自此寿终正寝,它化成了一缕“游魂”,居无定所,八方飘零。从此之后,那些拥有“中国情怀”的学者,实际上,都在尽其“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悼钱穆语),即为中国文化招魂。

    有历史学家曾经提到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悖论,为了“救国”,反而陷入了“亡天下”的险境。“国”未亡而“天下”已亡。而“亡天下”,按顾炎武的定义,即是中国文化的灭亡。
    这是中国人近百年来的文化悲剧。
    这一悲剧的显著历史后果之一,是自本世纪下半叶起,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中国文化崩裂瓦解,同时,在不同的空间又滋生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变体,如:大陆中国文化,台湾的中国文化,香港的中国文化,新加坡的中国文化,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国文化,......等等。它们虽仍被称为中国文化,其实却各各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形态。其间的区别,已绝不容忽视了。
    事实上,只要稍稍留意,就不难发现,在当今世界,的确存在着“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海外华人”等不同的族群,它们之间,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精神风貌乃至语言形态等文化的各基本的方面都有极明显的差异。人们常津津乐道于大陆人之不拘法规,积极攻取,辩才无碍,台湾人之彬彬有礼,步步为营,精明圆熟,香港人之法治观念,团队精神,求实作派,新加坡人的循规蹈矩,拘谨守法,崇拜权威,....诸如此类。而各自语言方式的判然有别、风味迥异,更是铿锵在耳,众所周知。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曰,几十年隔离而独立的演化,甚至影响到了这些不同族群人们的外貌形象、动作举止等生理特征。倘若面对一个陌生华人,只要稍一接触,你就差不多立即可以对他作出族群背景的判断,而这种定位常常是八九不离十的。
    套一个常用的意象,中国文化这棵古老的大树,在其本土已经枯萎凋零,其种籽花果已无根可依,无土可育,遂无奈而飘泊出海,散布到世界各地,长成几株新的文化树苗,而这些树苗的土壤已经各不相同了。这就形成了同种而异苗,同源而异态的现象。
    这当然是文化生态的不同所导致的自然异象。
    上述文化裂变,最基本的一个历史原因是,在中国文化的本土---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后,已经逐步陷入非文化乃至反文化的荒芜野蛮的状况,以所谓“文革”时期为其极点。笔者曾用文化的“内衰而外昌”来形容当代中国文化的命运,至今看来,恐怕仍是适宜的。其强有力的证据之一是,虽然鉴于维系人心等特殊的考虑,中国大陆官方近年来也开始指示学界研究国学,然而,即使在官方批准的重点研究项目如“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中,也是以梁漱溟、张君迈、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为钦定的研究对象。人们不难发现,即使在北京当局心目中,代表中国主流文化(儒学)的上述学者,大部分也都是侨居海外的,而即使是其中仍居大陆的学者,其代表性著作也是在1949年之前完成的。更何况在1958年沸沸扬扬于世,由张君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签署的号称“现代中国文化宣言”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也是在中国大陆之外发布的。
    这种文化“内衰而外昌”的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虽然,有论者也许会认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自周秦以降,文化兴盛的中心一直在从西北向东南进行空间的大转移,因此,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的移动和裂变是历史的惯性发展,不足为奇。但是,仔细分析,这种说法似乎忽略现代的一些特殊情势,是值得再推敲的。
    确实,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历史上历经迁移,由西向东,自北往南,但是,基本上都是囿于中国大陆的疆界之内,并未越出疆域向海外流亡。只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才出现向海外的个人性的移民,有些个人和家庭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出走海外(主要是东南亚)。但它并非文化重心的迁移,而是个人性或家庭性的,赋有非政治化的特征。
    然而,在近几十年,中国文化重心的向海外(特别是向台湾、香港)流亡是大规模突发性的,是由于固有文化在本土受到灭绝式的戕害而发生的,因此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具有极强的政治涵义。这些情势都是史无前例的。
    正如余英时先生针对“美籍华人”这一称谓所清楚指出的:“......'美籍华人'显然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现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以后,甚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P.380)
    这一论断,甚至可以扩大到所谓“外籍华人”这个更普遍的称谓上。
   华人与犹太人
    身为“华人”而拥有各种不同之国籍,这是本世纪下半叶日益彰显的现象。并且,笔者预测,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出离故国,向海外流亡,并组合成各各不同的族群的现象,至下一世纪亦不会中止,它将形成一种历史性潮流。
    这样,也就诞生了一系列崭新的历史性课题:这种种不同的中国文化变体及海外华人,将如何自处,如何定位,将可能发生怎样的变迁和互动,产生何种新的历史后果?
    它使人不能不联想到世界上另一个有名的族群---犹太人的历史。
    自从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在公元前721年和586年相继灭亡,直至1948年重建以色列国,在这几千年的流亡历史中,犹太人虽散居异乡,但却顽强地保持自己民族和宗教的特性,犹太教和希伯来语成了连接他们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但是,犹太人维护自己特性的努力不是没有代价的。他们虽然加入了所居住的国家,但却不受欢迎,甚至备受迫害。反犹太主义成为犹太人居留地的长时期的基本特征之一。其登峰造极之点,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时期。
    犹太作家西奥多.赫茨尔曾所写到:
    “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在各地曾真心实意地设法加入周围的民族大家庭并且只希望保留我们祖先的信仰。可是,人们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是忠诚的,而且在一些地方甚至是极端的爱国者,但这也无济于事。我们白白地付出了象其他公民所付出的同样的财力和牺牲。我们曾努力用科学和艺术来提高祖国的声望以及通过贸易增加它的财富。事实说明,这也是徒劳的。在那些世代居住的祖国里,我们一直被称为外国人,甚至当我们的父兄在这里呻吟时,他们的家族还不曾在这个国家落脚的人们也称我们为外国人。......”(摘自《犹太国》)
    这种不受居住国人民认同乃至受到排挤和迫害的经历是令犹太人刻骨铭心的。
    个中原因主要有,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流亡散居的犹太人的历史,就是抗拒同化的历史。他们虽然接受了居住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却抵制该社会的主流宗教。因此,他们生活于一种与生俱来的的持续压力之下,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某种紧张状态:是接受同化,还是维持民族特性?在抗拒和妥协之间,选择多大程度的平衡度?这种与居住国之间的内在紧张是先天性的、不可完全消解的。
    其次,引发反犹主义的动因还有世俗利益的冲突。例如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固然在数量上无足轻重,如在法国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弱,在德国稍多一些,在奥匈帝国也约占百分之一,然而他们的力量特别是经济力量却绝对不可忽视。在所居国的人们愤怒且带忌妒地盯着那些有经商天才的犹太银行家的钱袋时,要想人们对他们唱赞美诗当然是不可能的。当时,若要想谴责一种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并声称它不受欢迎,没有比给它贴上“犹太人”的标签更有效了。犹太人越来越被看做是一个特殊的、国际的、受一种宗教、一种语言和一批著作影响的抱成一团的民族,被看做对居住国宣称忠诚,而实际上却向往自己故乡的民族。
    这就是流亡数千年的犹太人的基本生存环境。
    今天,人们已经开始在说:“凡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和中国餐馆”了。事实上,华人在地球上的分布范围恐怕早已超过了犹太人。虽然,就影响力而言,二者今天尚不可同日而语,但鉴于某些可资比较的基本特征,可以预料,将来,世界各地移居于非中国大陆的华人的生存环境与犹太人是会有某些相似之处的。由此,人们自然要问,犹太人的经历向我们昭示了些什么?
    同犹太人一样,中国人亦是世界上少有的难于被同化的族群。拥有辉煌文化和历史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无数浩劫之后,仍然奇迹般坚韧地在历史上存活了下来。直至今日,这种连续性和生命力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极其罕见的。并且,在当下的海外,华人族群仍是保有自身的特殊生命形态最多的族群之一。他们早已被其他人看成拥有特殊的固有传统和文化,“对居住国宣称忠诚,而实际上却向往自己故乡的民族”了。
    同犹太人一样,(如果不故作谦恭态,也可以说)中国人亦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优秀的族群,同时也拥有与犹太人很相似的“勤”和“俭”的特征。在应付各类不同的智力挑战的环境时,中国人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在各居住国中,尤其是自本世纪下半叶以来,华人在商业、科学、技术、教育......等行业的优异成就都是有目共睹,获得公认的。然而,倘若其经济实力继续增长,科技成就愈益辉煌,与其他族群形成引人瞩目的反差,他们是否会陷入一个充满敌意和忌妒的生态环境呢?
    事实上,在南洋等华商拥有强大经济力量之地,排华反华已成了周期性的抒解本地困境的泄洪口了。
    二者类似的处境是显而易见,昭昭在目的。
    当然,我们还不至于盲目到忽视华人与犹太人之间重要差异的地步。最主要的是,华人一直存在一个幅员广阔的母国在自己身后,而犹太人数千年来却是亡国之民,无家可言。第二,华人数量众多,称世界之最。而犹太人则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族群。
    本来,上述两项差异均凸显出华人的强势,然而,如果把当今世界上华人和犹太人在各主要寄居国的成就和影响力稍作比较,那么,无庸讳言,存在着的,却是相反方向的差距。犹太人的影响力和在经济领域、政界、学术界、艺术界等都几乎达到了巅峰的成就,极其卓越。且不去说那些大金融家、企业家、国会院外集团、诺贝尔奖得主了,只要注意一下极少数的对本世纪人类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犹太人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赫然居前,我们就清楚了。这种影响力与其人数相比,极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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