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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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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序陈奎德著《煮酒论思潮》——大陆当前思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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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溯源(5)——中世纪代议制民主的萌芽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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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是你,被埋在废墟下……?
·废墟上,硝烟中,民间社会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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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站在达赖喇嘛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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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部”清场——奥运综合症(二)
·百年惊梦——余杰《中国教育的歧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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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无魂的华丽——奥运综合症(三)
·陈奎德:举世已无索仁兄
·北京奥运:踟蹰在柏林与汉城之间——奥运综合征(四)
·北京奥运:踟蹰在柏林与汉城之间——奥运综合征(四)
·共产制度的接班危机:从华国锋看
·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
·《纵览中国》即将问世
·古泉出大荒——黃元璋《回首风涛开怀天地》序
·剑气箫心——《敌对抒情—盛雪文集》序
·剑气箫心──《敌对抒情──盛雪文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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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宪政钟声响起——新年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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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现代中国回旋曲——纪念“五四”九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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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的遺產——祝贺趙回忆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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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家国梦
·回儒恩怨——兼评“张承志现象”
·【甲子回眸】1957反右:思想国有化
·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九一一:文明的命运
·九.一一:文明的命运
·饥饿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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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新闻政策与执行的分析


   陈奎德 刘宾雁
   一、 背景

    中共对于自由、特别是人民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恐惧,是它一贯的特征,虽经近十七年改革而未曾变。它对一切非自身拟就的文字的猜疑和敏感达到病态程度,甚至超过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是由其靠战争起家的经历所加固了的专制传统习性的一大表现。
    十月革命后,苏联曾有过四年时间允许各种政治倾向的报刊存在。二十年代一个时期,党内不同的政见可以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至于对苏联社会生活阴暗面中非政治性现象以及中层以下官员的不良作风与错误的批评甚至讽刺,则直至斯大林死去为止,从未在报刊上消失。从中央到各共和国,都有专事揭露和讽刺的漫画期刊出版。这一切自然不能触及本质性问题,无非是政权的一种点缀而已。然而,毕竟聊胜于无。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共执政后不出数月,一切民办报刊一概被封闭,个别如上海《新民报》(后改为《新民晚报》)、《新闻报》之类也由地方党委牢牢控制,与官报大同小异。
    全部新闻媒体都定为“党的喉舌”。在组织上,所有新闻社、馆的总编都由党委任命,以便加强控制。在内容上,虽无明文规定,然而,不仅党报(电台同)的社论、评论必须准确地传达党的声音,一切报道的每一句话也必须与党的“精神”相一致。各级党委的决定,一个时期主导性的文章(如对苏共的“九评”、“评《海瑞罢官》”等),领导人的讲话与行踪必须放在最显要位置。
    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就叫“舆论一律”,中共治下新闻界的铁律。
    现代北京政治领袖的用语略微文明,称之为“舆论导向”。即,中共的媒体要给社会的舆论指导方向。质言之,所谓舆论者,党的声音(引导出的)也。
    “党的喉舌”、“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这就是中共建政以来的基本新闻方针。三位一体,一以贯之。
    中共有一个奇怪的逻辑,似乎大陆上发生的任何好事都是中共之功,一切坏事——包括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民事纠纷等,都使中共脸上无光。在这一心理逻辑的指导之下,新闻媒体只能报喜不报忧,只有成绩、没有缺点,只有好人好事、没有坏人坏事。除非是中央有意(如1952-53年“三反”运动中处置贪官以及不同时期的“反党集团”等的新闻),党、政、军和社会生活的负面报道是绝对不准见报的。
    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也严格按照中央的需要和利害决定取舍。1950年北韩对于南韩的进攻,报道全然颠倒真相。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很快传遍世界,而中国大陆却作为党内机密文件只限高干阅读,直到1993年上海一家刊物才作了摘要介绍。
    新闻从业人员除少量一般编辑、记者外,领导和骨干必须是中共党员。他们的职责,首先不是独立、敏感地去发现新闻线索和了解、研究社会动向与读者要求,而是“吃透上级精神”,其主动性的范围不超出宣传政策时在词藻上下功夫,“正面报道”成绩、经验、与先进人物时选取更理想的对象,作更生动的描述。久而久之,纵使是有才能的记者在长陷窠臼之后也难自拔,三十年后稍有自由时虽有心重写社会真正需要的报道和文章,也难越旧轨了。许多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作风竟完全“官化”,从仕成为他们的目标。在浙江省,《浙江日报》竟成为中共省委选拔干部的主要来源,直至八十年代仍是如此。
    然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毕竟使他们较多地以客观而非官方的态度接触实际,因而既能较多地了解真实情况,人性未泯者又多同情人民疾苦而又痛恨多种弊端。
    于是,1956年,在苏联、东欧“解冻”潮流和毛泽东实行对文艺和学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影响之下,中共对大陆新闻界的控制稍有松动,为显示姿态,把《文汇报》等几个原属民主党派的报刊归还于原党派手中。随之,大陆新闻媒体由新闻从业人员自身发起了一系列新闻改革。《人民日报》改版,篇幅扩大一倍(为八版),开始刊载讽刺时政的杂文。《中国青年报》突破报道范围限于青年和共青团的限制,以全社会为对象,加强了批评,并增设“辣椒”(讽刺专刊)、“周末”(以过去所未有的娱乐为主要内容)等副刊。其他报刊也改革了内容和形式,出现了对党、政官员和社会现象的批评。
    1957年春,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鼓励报纸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但“鸣放”高潮不过一个月,六月初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运动就开始了。
    作为中共执政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反右造成了一种恐怖性的震摄作用。从此,偌大中华,鸦雀无声;全国媒体,尽归党有。中共真正获得了在大陆恣意妄横行无忌完全不受约束监督的全盘垄断地位。一波紧接一波的大难由此而起。
    这场运动中受到打击最惨重的是新闻工作者。文教界也是重点,但北大、清华右派占学生和员工的百分之十,而新闻界很多单位则超过百分之三十,有些达百分之五十,某些地方党报竟占百分之九十。
    反右运动使全国陷于沉默,新闻界一片死寂,这才使毛泽东1958年发动疯狂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成为可能。大陆新闻界受到重创后,幸存者中许多人便从此走上“风派”道路。“大跃进”中的浮夸是导致空前大饥荒的主要原因,而新闻媒体夸大粮食产量与其他错误的报道,推波助澜,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一部分记者是为邀功请赏而有意这样做的。
    反右运动是中国大陆本世纪历史的大逆转。新闻界首当其冲,同全国一起进入了长达二十年万籁俱寂的大黑暗时代。只有极个别的杰出人物如邓拓先生,能在遭毛泽东1958年亲自罢黜其《人民日报》社长一职后,还能甘冒大风险去撰写《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专栏文章,把批评矛头直指毛泽东,以至最后在文革中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新闻媒体上实际上提前二年便已开始。1962年十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伴随着“反修防修”斗争的开始,全国新闻媒体便进入了意识形态的“战争状态”。到1962--65年,宣传的单一化的极端化一接近文革时期。“两个司令部”的影子已显然呈现:中共中央宣传部统辖下的全国党报,这时已经很“左”,各报总编辑生怕不够“革命”,却又受到某些陈规旧章的限制(比如“实事求是”,特别是六十年代初期多少批判过“大跃进”时期报道中的浮夸、虚假风)不敢走得太远。但林彪逢迎和揣摩毛泽东的意图,使《解放军报》在宣传的极端化上走到其他报纸前面,迫使中宣部都不得不紧跟上来。一个实例是1965年《中国青年报》出了一版画刊,是一组第三世界几个国家人们阅读毛泽东著作的照片。通栏大标题为“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当时主管中宣部的胡乔木看了都大吃一惊,赶忙把《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召去询问,这才知道该报是从《解放军报》那里得到的启示。胡乔木明知道“全世界”并未“热爱”,然而,即使宣传过了头,也只能听之任之。
    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并不是从1965年年末发表“评《海瑞罢官》”开始的。1963--65年批判“修正主义”、大学雷锋、王杰、刘英俊等英雄人物和模范干部焦裕禄的“理想主义”宣传,和新闻媒体掀起的逐步升级的“学毛著”、“学解放军”浪潮,使1958年以前已经高度政治化了的大陆社会进一步剑拔弩张,“文化大革命”只待一声号令了。
    文革初期,在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下,全国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大小不等的“革命群众组织”。一时间,人民群众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前提下,也享有了相当大的新闻出版自由。各群众组织和不同派别都自发地、不经登记和审查地出版了大量定期和不定期的“小报”、“刊物”和传单。其中有的竟然能公开否定毛泽东和中共过去的重大决策。如湖南省两位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报纸编辑和教员居然出版了一份专为否定反右派运动、呼吁为右派平反的报纸。这些报刊披露了大量党内机密(取自红卫兵抄家时获取的党内文件),同时也发表了不同政见。这些报刊所披露的历史真相以及遍及大陆各角落的大字报中对于“走资派”的揭露,概为人们闻所未闻,对于开发民智发生了重大影响。
    当然,在扫荡完了政敌之后,文革后期毛泽东统治的中国陷入了更加单调和恐怖的“舆论一律”之中。
   二、 八十年代新闻界概览
   Ⅰ. 新闻自由在激烈斗争中扩大
    迄今为止,中共中央从未正式否定1949年以来的新闻制度、理论和政策,然而有三个因素对于1978年以来的新闻自由发生了重大影响。
    1、 文革的两个正面效果,是毛泽东意识形态之破产和中共思想统一的解体和组织上的大大涣散。党内出现了新的机制:下情终于可以上达,民情通过党的干部逐级上达,对于中央决策开始发生一定影响;
    2、 出于派别斗争的需要,如邓小平为战胜华国锋、“凡是派”而奠定自己的领导地位,排除保守派对于改革的抵制,需要新闻媒体影响党内外舆论;
    3、 党内从最高层起,原属主流的各级干部在文革中大彻大悟而主张改革的人物,同历次运动(主要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5年反胡风集团及肃反运动)中被打击而于1979年平反的前新闻工作者相合作,成为主动推动新闻自由的力量。
    从1978--79年起,由于这三种因素的作用,大陆新闻界出现一片崭新局面。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名,全国报刊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初步否定。对于林彪、四人帮及其残余势力的罪行,对于党内保守派阻挠改革以及极左势力对人民的继续迫害,进行了一定的揭批。这一切都为三十年来所未有。
    这里,个人资质的不同在政策执行上所造成的差异表现十分明显。《人民日报》在1978--87年开拓新闻自由上所起的先锋作用,除当时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党主席、总书记的胡耀邦鼎力支持外,社长胡绩伟、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辑王若水长期顶住权势很大的“左”派领导人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的压力和日常干扰而坚持不屈的决心与勇气起了重要作用。(同样程度上,1983年“清污”运动中胡、王被排除后,《人民日报》便气势大颓)。在两派势力角斗中,《人民日报》所起的辉煌作用之一例,是1978--79年为57年右派平反的问题。保守派对此极力抗拒,以至若按1978年54号文件执行,则只有极少数人能获“改正”。当地方党委对此观望不决时,《人民日报》在胡耀邦指示下,连续发表一篇评论和三篇中央机关“改正”结果的报道,这才使各级党委会意,给99.9%以上的右派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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