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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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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北京“密友”排座次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中国罗生门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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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天下」的奠基礼
·“党天下”的奠基礼——论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
·王储 选帝侯 黑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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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未完成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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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举世已无索仁兄
·北京奥运:踟蹰在柏林与汉城之间——奥运综合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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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泉出大荒——黃元璋《回首风涛开怀天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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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宪政钟声响起——新年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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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公民兀立—2010新年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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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融的奇葩——悼华叔
·文明交融的奇葩——悼华叔
·秀出江南笔一支——序楚寒杂文评论集《提刀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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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乱世之胎_______当代中国私营业主及中产阶级的出现

一、风云际会 破土而出
   今年秋天,似乎同开足马力宣传十五大的官式媒体相媲美,北京城内小民们的政治笑话也沸腾喧哗,催人喷饭。其中的一则是:柯林顿、叶利钦、江泽民三位大总统各自驾车,先后抵达了一个十字路口,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柯林顿连转弯灯也不打,一溜烟向右转去;叶利钦岂甘落后?不踩刹车也不打灯,尾随柯林顿右拐而去。轮到江泽民时了,只见他左顾右盼,掏出小梳子对着后视镜把头刮了几下,然后转身问后坐的邓小平:“我们怎么走?”邓的回答很简短:“打左灯,向右转。”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九九七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就洋溢着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特色”。在国营经济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的“驾驶员”不得不忍痛割爱,出演“霸王别姬”,终于端出了的最后一道“主菜”---国有企业股份化。即:实行“抓大放小”,把全国十三万家国企抛向市场,任其“优胜劣汰”,而只留下五百十二家大型企业仍为国有。
   
   就目前所知,股份化方案大体上有以下诸种:经营状况好的国有企业股票上市,其他则实行多种所有制,包括私有(出售给私人)、职工所有(职工分享企业的股份)、租借以及合资经营直至宣布破产。但对与经济生命线有关的公司股份,政府要求拥有控制性股份。然而在其他股份分散给各个股东后,政府的股份可能低于百分之五十。
   
   还有另外一类,就是已经存在多年的所谓股份合作制。它是乡镇企业的产权变革的一种方式。其典型表现在东南沿海一带。它的最具特色之处是设立了所谓“乡镇政府股”,即,使地方政府免费变成合法的股东之一,把地方政府过去对企业的领导关系变成了经济伙伴关系,使双方的经济关系明晰清楚,具有了可计算性。实际上,这是权钱交易的方式之一,它使得过去的“进贡”规范化和制度化了,具有免于政府干预的作用,也即为经营自由付出的代价。同时,它也是对过去政府投入的回报,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投资。
   关于以上种种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一系列举措,如果按照江泽民所说必须由国家掌握控股权的话,则必定不可能真正按市场的方式运转,仍是假的“股份制”。而即使大部分企业在碰壁之后,不如此设限了,也还有诸多困难有待解决。譬如:如何解决由此产生的大量失业(下岗)工人的生计问题?怎样解决破产企业工人的基本保障问题?以及分散股份如何集中?股份持有者如何产生真正有权力的董事会,并选择企业的经营者和决定经营方针?....等等。上述诸项问题,显然非常重要,但不是本篇文章讨论的主题。
   本文所关注的,是上述风起云涌的产权改革已经带来或即将导致的众多社会后果之一:中国的私营业主增长速度的加快及其影响的扩大。
   
   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大陆自从实行邓氏“新政”以后,城乡实际上就开始出现了私营业主。这是大陆几十年来未有过的“异数”,也是其正统意识形态的“异类”。十五大股份化浪潮之后,他们的规模必将迅速扩大,可以预期,其势头将对中国大陆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业主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城乡个体工商业者,第二类是私营企业家。前者以个人及家庭劳动为基础,从事个体工商业生产加工,规模较小,设备简单。后者以雇工经营为基础,规模较大,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资金、设备和生产经营场地。 按北京规定,私人企业指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盈利性经济组织。
   
   值得注意的最新趋势是,个体工商业者(即个体户)近年来有分化的迹象。前两年,由于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乃至压抑,在1996年,个体户已歇业三分之一。其中大部不再经营,小部分则升格为私营企业家。这一动向显示了资本兼并扩张的固有逻辑,同时,也预示了未来的摇摆不定的前景。目前的新特点是,以股票为企业集资的最重要方式,开展企业经营。这一动向的后果是值得仔细观察的。
    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大体包括六种类型:1) 靠承包或租赁原民办集体或社队企业发展起来的私人企业家,2) 个人或家庭独资经营的私人企业家,3) 合伙经营的私人企业家,4) 集股经营的私人企业家,5)挂集体招牌的私人企业家,6)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私人企业家。
    除这六种人外,还有些并不规范的“私营业主”,如,把自己的资金转到国外或港、台的亲戚朋友账下,然后再“投资”到国内办企业,从而享受外资优惠待遇的,如此等等。
    不难预期,在十五大之后,以上各类中的集股经营的私人企业家将会迅速崛起,成为数量最大的私营业者。
   二、不三不四 力争上流
   实际上,中国私营业主在一般特征上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并无二致。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体现,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利润欲望;都表现出超出一般水准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厌恶意识形态,厌恶国家干预;他们往往是所在社会的最富有的阶层之一,其收入常超出企业员工的十倍乃至数十倍。只不过,中国私营业主的行为特点更相似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时期企业家而已。
   然而,毕竟中国大陆目前是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怪胎___一个体制混杂、名不副实的社会。鉴于大陆当前的特殊国情和社会状况,由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当代中国私营业主与其他国家相应阶层的一些不同特点。
    人们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当代中国私营业主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不对称性。
    当代中国私营业主在经济上的成功,并没有导致他们社会地位的相应提高,这是很多人都观察到的一个明显现象。大多数当代私营业主仍然被很多人,特别是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内心瞧不起。这里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因为这些私营业主在过去的体制中基本上是边缘人物或底层人物,社会地位不高,没有“铁饭碗”。实际上大陆的流行谚语所谓“不三不四赚大钱”,就是指斥他们为“不三不四”的人。即使在今天,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中的“资本家”,他们仍处于“国教”中受贬斥的地位。此外,由于他们在过去的地位低下,因此受教育程度不高,相应地影响了他们的道德水准、文化水准及言谈举止,因此在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内心,他们不过是一些“暴发户”而已,不能登“大雅之堂”。对私营业主更为实际的不利,是在他们申请贷款、土地使用权、能源及原材料供应上,他们都受到诸多限制和歧视,其竞争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同时,他们也没有国营企业职工都享有的公费医疗,劳动保护等社会主义福利,处于两套体制甚至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这种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不对称性是我们在其他国家看不到的特殊现象。
    鉴于以上所述的地位不对称,这些私营业主对当前的制度环境没有安全感,对自己所获得的财富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保障感。他们深恐共产党在什么时候突然把政策变了,自己的财富就会在一瞬间化为乌有。因为共产党毕竟姓“共”,它从未讳言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虽然目前它信誓旦旦地声称其政策几十年不变,但由于它过去在历史上缺乏信用,由于它的制度本性,私营业主是不可能相信其承诺的。
    有鉴于此,这些私营业主的行为都是短期行为。他们赚一笔算一笔,不愿作长远投资,对建立长期的企业信誉和商业信誉缺乏兴趣。而在生活上,则尽量及时挥霍财富,及时行乐。这一方面可以彰显自己的富有,从而满足自己业已进入上流社会的虚荣心,提高自己想象中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挥霍,本身也是对于自己财产权利能否有长期保障缺乏信心的典型表现。此外,还有一项典型的制度性不信任感,则是转移财富的内在冲动。在中国的私营业主中,千方百计设法把自己的财产向国外转移,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是无时无刻普遍存在的现象了。当然,由于他们并非权力当局,转移财产要比官僚资产者困难得多,风险也大得多。
   
    不过,也有少数有眼光的私营业者作长期打算,甚至到海外股票市场上市融资(见九月二十六日世界日报载大陆私营企业“亚洲电子”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他们深信,中国这个市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包括共产党。但目前这批人还是少数。
    中国私营业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几乎都致力于与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建立特殊关系管道,不惜调动各种手段甚至非法手段去从权力当局获取优惠。这本身就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制度格局:法治体系尚未确立,权力当局在市场经济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而中国的私营业主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也培养出了相应的行为方式:缺乏法治观念,能钻空子尽量钻。而且少数既得利益分子希望凝固目前这种不合理局面,害怕追求民主和公正的力量打乱了当下秩序,破坏了稳定,摧毁了他们的“关系网”,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具有过分保守的特点。
    这就充分表明,中国社会目前的社会关系主要还是建立在特殊性上,而非普遍性上。由于契约观念尚未普遍化,因而才有贿赂行为的普遍化。这一点,同时也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官商勾结的传统有直接关联。
   三、千金易掷 一言难畅
    虽然有前面所说的种种弱点,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私营业主已经逐步在形成一个社会阶层。诚然,还谈不上有某种成熟的、自觉的统一的阶层意识和利益表达渠道。但是,他们的利益直觉仍是相当准确的。
    目前在中国大陆,私营业主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圈子。当然,公开的组织是众所周知的。那是指带官式色彩的“工商联”、“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家协会”以及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民主建国会”等。由于这些组织都受到官方的严密监控,大多数私营业主只把它当作形式去敷衍,并不重视它们。相反,对一些带民间色彩的诸如大款俱乐部等,却相当热衷。这些俱乐部要缴极高的“会费”,因而成了富翁圈子,变成富人的身分象征。私营业主通过此类俱乐部相互交往,确定共同利益,寻求基本共识,协商共同行动,从而逐渐建立了本阶层的自觉意识和自主性。
   
    当然,在价值观上,当代中国私营业主充分表现出了以利益交换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其关系圈子基本上都源于相互之间的物质利益,彼此重业务缘分,重财缘,从而代替了重亲缘,重地缘的传统。他们根据需要决定交往,一旦需要不复存在,交往亦随之中止。
    私营业主的圈子所发出的声音,大体上可概括为:对政府的要求,减少摊派,除去不合理的负担;对制度的要求,确立法治,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改革的要求,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使自身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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