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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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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的历史际遇

   
   陈奎德
   
   一. 一个未定项: 现代中国文化
   

   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五十年近代史,其实,是一部中国文化的被解构的历史.
    这一解构所涉及的方面是总体性的.它发生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价值各个层面上.这是中国文化在本世纪的基本命运.
    这一剧烈的解构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作为这一进程的显著历史后果之一,是自本世纪下半叶起,原有高度统一性的中国文化被崩裂成了多个不同的文化变体,如:大陆中国文化,台湾的中国文化,香港的中国文化,新加坡的中国文化,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国文化,......等等.他们虽同为中国文化,却各各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形态.其间的区别,已绝不容忽视了.用人们常说的术语,中国文化这棵古老的大树,如今已花果飘零,散布到世界各地,长成几株新的文化树苗,而这些树苗的土壤已经各不相同了.这就形成了同种而异苗,同源而异态的现象.
    文化中国的论说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兴起的.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何以其他文化并没有出现诸如"文化英国""文化法国"......等的热烈讨论,即可理解,就其实质,文化中国的论说正是对上述中国文化的解构性危机的反应.事实上,这是知识菁英重建中国文化的悲怆努力.
    但是,倘若我们仔细观察文化中国的实际生活世界,不难发现,重建过程却是多元分立进行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甚至是在地理上隔离进行的.这些同源文化的不同衍生物,独立繁衍生息,只是在最近,才在空间上接触,进入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构成了一幅复杂的文化变迁图景.与上述解构和重建过程相伴随的,还有一桩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中国人及其文化大规模向海外流亡.
    中国文化的解构,崩裂,分立;文化变体的互动,文化的大规模流亡;所有这些现象,历史性地诞生了重新诠释中国文化的强烈需求.可以想象,一种赢得广泛认同的诠释的出现,将转化为一种文化力量,有利于文化中国的整合,从而提升我们的存在状态.
    与这种诠释性的菁英整合力量相对的,一个以华人为对象的大众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更为普遍和强大的力量,覆盖了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显然是不容忽视的.
    目前的基本状况是,一统性的传统中国文化已经解体,许多历史上视为当然的东西现在已荡然无存,而过去从未想过的东西却纷至沓来,确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迅速变动的文化状态,由于尚未凝结,远未定型,恰如玻璃的熔浆,正在寻求自己相对稳定的生命形态.而我们当下对文化中国概念的热烈讨论,诠释和传播,本身就表明现代中国文化作为未定项的地位,以及人们形塑新文化的努力.
   
   二. 诠释的历史境况
   
    但是,我们并不存在于文化的真空中. 而是被范围在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之内.我们对文化中国的诠释和形塑是决不可能超历史的.不存在一种绝对中立的参照系.无可逃遁,我们将携带自己身陷的历史脉络带给我们的视角、遗产和成见来诠释和形塑文化中国,它们不仅包括上述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命运,同时也包括当下世界的基本格局和态势.并且,上述因素都不是给定的,而是生生不息,流动生成的.
    目前的世界格局,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次重划地图、重新分离组合、重建新秩序的历史性转折关口,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
    就与文化中国密切相关的较小范围而言,引人注目的历史态势则是华人经济世界的崛起,即文化中国的经济载体在地球上的惊人起飞,它是本世纪末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而在政治方面,局面却晦暗不明.几个生存方式完全不同的政治实体: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相互对峙,内蕴紧张的态势.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已与全球的生态格格不入,同时也与大陆自身的经济趋势势将冲突,因而是一项难于预估的重要因素.
    这就呈现出一桩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 已不再重合,三位一体已不复存在.即是说,当下的历史格局,已并列呈现出三个不完全重合的"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
    所谓经济中国,是指中国大陆(特别是南中国)同港、台和新加坡所形成的大经济市场,即华人经济区所涵盖的范围.它的优异表现,已成为阴霾密布的世界市场中的一个奇迹.
    政治中国,狭义地说,即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大陆中国;广义而言,指三个相互对峙的政治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华民国(台湾)和香港.政治中国的态势,特别是大陆中国的现状,潜在有持续性的合法性危机;三个分离对峙的的政治实体,作为这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的政治结构,引发了长期的政治纷争,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文化中国,本文采杜维明先生的三个意义世界:一、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二、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区、北美、拉美、欧洲以及非洲的华人社会;三、国际上从事中国研究及关切中国文化的学人、知识分子、自由作家、媒体、从业人员乃至一般的读者对象.
    应当注意到,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对上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重"中国"的认同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对经济中国和文化中国的认同度具有相当的统一性和广泛性,而对政治中国,认同度则相当低,且具有怵目的分裂性.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对文化中国的认同是基于悠久的文化,语言乃至血缘的传承;对经济中国的认同则是经济本身的强制性逻辑;而对政治中国的强烈不满,则源于现代中国悲剧性的政治历史,而政治中国现状本身,正是这段历史的无可奈何的遗产.
    上述种种,铸成了我们诠释文化中国的基本历史际遇.只有奠基于此,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创造和形塑才有其历史的可能性.
    另外一项影响文化诠释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中国文化的本土---大陆的文化性格正在日益衰落,由于中国文化在地理意义上的流亡自从五十年代之后日益加剧,由于大陆之外的中国文化的社会和群体的存在和扩大,因此,认同文化中国的地理因素已经大大降低.
    同时,更由于中国文化家园的政治状况的长期衰败,因此,认同文化中国的政治因素也大为削弱.
    有鉴于此,在当代,文化中国的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都被冲淡了,只有文化心理因素在流亡的生态条件下得到了强化.这是我们在重新诠释时与历史上不同的重要特点.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即所谓"中国性"的流失问题.
    容易理解,当一种传统深厚的文化从它的本土家园向外流亡,花果飘零之时,其本土性也随之自然淡化,在这里也就是"中国性"的淡化问题.它实质上是某种较纯种文化的"稀释化"过程,即该文化传统的特征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单一,浓厚和纯粹了.显然,这是该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后果.因而,中国性的某种稀释化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足为怪的.
    但在另一方面,事实上,上述进程同时又是该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面日益扩展的过程,即它已不再局限与本土家园,而变成了世界共享的多元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并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欣赏乃至认同.
    因此,"中国性"的稀释化和扩张化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二者是同步的.
    这恐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基本历史后果之一.
   
   三. 中国文化精神遗产如何在当代"道成肉身"?
   
    不难理解,上述的稀释化和扩张化其实是各文化在空间接触后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不仅发生在历史上很不相同的文化之间(如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时,也正在和即将发生在半个世纪来业已形成的中国文化的几大变体之间.这种互动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是否会在历史上逐渐浮现出一些共性,遍布于各个文化之间,从而作为现代文明的最低普适标准?同时,各自又在某种程度上保留自身的部分文化形态?
    这是当下诠释文化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
    前已提及,"中国性"的流失是文化中国传播影响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关键是,这种"中国性"的流失要到何种程度才能与文明的普适标准相容配合?不可否认,上述的普适性(文明标准)和特殊性(中国性)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其中也包括某些冲突方面.如何取舍,如何妥协?这就成了考验我们现代智慧的基本问题.
    实际上,所谓"中国性",从长程的眼光来看,在历史上也是变迁发展的.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甚至儒家文化的精神,每当进入一个不同的时代时,就会呈现一种不同的显相,成为该精神的此时形态.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儒学在宋明两代的表现.当进入有佛学竞争的新时代后,它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形态,即著名的宋明理学.
    而上述文化精神如果尚未招致灭亡,即如果其价值核心是具有生命力的,则它在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承载上述核心和精神的外在制度和行为.如果用劳思光教授发言的术语,该精神将外化为某种制度形态和社会行为.本文想借一个基督教的用语作喻,把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外化称作中国文化在当代的"道成肉身".
    这里所谓的"道", 系指文化中那些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长远性的核心价值和核心观念,如,中国文化中"仁"的价值和"天人合一"的观念......等等.
    当然,即使是这些核心价值和观念,其稳定性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在演化过程中浮现出来和缓慢变迁的.而在各文化大规模的空间接触的现代态势下,其他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渗入核心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不难想象,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作为未定项的现代中国文化的"道成肉身",将是一个异常艰难和长期的历程,中华民族在这一过程中,恐怕将经历凤凰涅磐式的煎熬,才可能获得再生.
    在这一漫长的摸索中,也许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其一,不必僵滞于某个长远的总体目标,尤其不能不择手段地去促其实现.手段应高于目标,过程就是一切.其二,无论是如何高尚的理念,也要防止其单一化,垄断化,特别要防止它同权力体系纠结在一起.实际上,危险较少的"道成肉身"的过程,是与"道"的多元化,丰富化,以及"道"与权力中心的分立过程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近代中国文化史给我们提供的最宝贵的教训.
   
   
    陈奎德 美国普林斯顿访问学者
   
    本文系1992年9月在哈佛举办的[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会议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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