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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文集
·安琪简介和声明
·极权中国的良心符号――刘宾雁
·心灵自由与独立人格的追求--访巴黎自由撰稿人安琪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
·“旧制度”裹挟下的新闻改革
·黄翔和“黄翔现象”
·独自拥有的辽阔/黄翔
·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
·谢选骏:《中国民族站起来了?》前言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目录
·世纪末的喧嚣(代序)
第一编:“羡憎交织”的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原教旨马列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专访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
·民族主义决非中国之福-中国政治学者陈小雅访谈录
第二编:制度危机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罗基
·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旧制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透视中国制度危机
·亚洲价值体系与后学-专访原《思想家》主编、旅美学者陈奎德
第三编:文化认同与思潮
·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河殇〕作者、大陆旅美学者谢选骏访问记
·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彦
·中国当代艺术与"第三世界"心态--与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探讨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访问学者仲维光
第四编: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民族主义有理-中国旅美政治学者严家其访谈录
·要民主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专访中国政论学者、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阮铭
·畸形化的香港-政治评论家何频香港面面观
·中国:历史症结与出路--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
第五编:“妖魔化”的民族问题
·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西藏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访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达瓦才仁
·"妖魔化的"西藏问题-旅美自由撰稿人徐明旭驳斥“舆论偏见”
·警惕大国民族霸权主义-专访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巴赫
第六编:民运的陷阱
·爱国情结与文明标准--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
·中国民运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权活动家杨周强调民运的观念更新
附录
·朝圣者的里程碑--记百年华人首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痛苦的民主」(节选)
·痛苦的民主 目录
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香港新闻自由现状与前景--与老报人罗孚对话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自由撰稿人曹长青
·失衡的天平--从密特朗私人医生大揭密风波说开去
第四编:真相报道
·呼吁良知,救救孩子--上海孤儿院流亡医生张淑云澄清真相
·魏京生入狱前后--"民主墙"的法国战友白天祥谈历史真相
第五编:观点与政见
·"九七"回国去?--专访著名工运领袖韩东方
·民主必须付出代价--中国著名民运领袖魏京生专访
·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转变?--专访中国正义民主党秘书长付申奇
·重要的是建立民运文化--专访〔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第六编:流亡心历
·从秦城监狱到离国流放--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吴学灿先生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斩不断的红卫兵情意结--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王希哲先生
·一个中共警官的心路历程--专访民联阵英国分部主席高沛其先生
·中共的克星、天生的反对派--专访〔北京之春〕经理薛伟
第七编:思考与实践
·永远的逃亡者--中国作家高行健为中国文学张目
·寻找事物的秘密--司徒立的绘画艺术
·黄翔和“黄翔现象”--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
·知识分子应该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专访大陆政治学者陈小雅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也谈蒋彦永上书的思想内涵
·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专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高新
·"天降大任于斯人"--专访大陆旅法学者张伦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兼论知识阶层依附性的恶果
第八编:人物与述评
·人类的恐慌--爱滋扩散洞开自由之狱
·西方的梦魇--巴黎恐怖事件的思考
·告别密特朗--一位中国"八九"流亡记者的悼念
·选择中国--兼评李鹏踏上法兰西自由土地
·邓后时代已然来临 "新共产党"占主流--析中国权力转型的初期阶段
·从"世纪婚礼"到"世纪葬礼"--戴安娜悲剧与现代社会的整体精神匮乏
·文明的冲突--法国总统竞选凸现社会危机
·堪回首,沧海桑田度有涯--从报界同人刘达文父亲的一生谈起
·来自日本民间的和平之旅――从「蓝.BLEU」到「奥斯维辛」
·要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悲剧启示录
·殉难者的昭示――祭刘宾雁
·摒弃“六四”衣钵,维护流亡者回家的权利
·中国“祸从口入”现状挑战“和谐社会”
·台湾选举文化与民主政治
·章诒和的力量
·最后的达赖喇嘛:一介僧侣对峙共产强权的神话与思考
·安琪:法国人不相信精英 ――向同性婚姻说不折射深层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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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明清以后慢慢出现了商人也有自己的地位。在西方你如果没有钱,你就不可能搞政治,政治是一个比重最轻的东西。一个社会文明不文明,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就看这个比重。如果政治比重占得很高,那个社会绝对好不了。或者是神权跟政权合一,象伊朗这样,也不可能的。中国将来如果要发展的话,要慢慢把这条路打破。这条路倒不一定是民主不民主,共产党自然越来越被解构,它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参加这个解构工作。我认为共产党垮台有两种形态,一种象苏东波,另外一种就是崩溃。问题就是怎么样维持政权?还有个统一的目标,那就有很大的困难。共产党现在对左派的攻击一句话都没有答复,因为从理论上讲,人家左派是对的。你国营企业不要了,市场经济占第一位了,你违背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算什么共产党呢?这个问题不能永远逃避,迟早要面对。
   安琪:关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知识分子自己有没有责任?
   余英时:边缘化也不是不合理,你凭什么老占中心呢?一般来说每个知识分子都要有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基地,你不能什么都不干,专挑别人的差,哪也没这样的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两个方面,首先,你对专业要有贡献,有研究,给学生教的知识是可靠的,最新的。而社会责任的层面是业余的。作为一个公民,起码你要投票吧,那是公民责任。读书人的公民责任就变成了知识分子,就往往要出位直言了。是站在一个社会立场上说话。我想这样的人任何社会都会有的,但他不成为一个特别阶级,而是一个社会的批判性力量,社会需要这种力量。
   安琪:大陆有没有这种力量?
   余英时:大陆从前有,现在看不见,还是控制得太严了。政治上还是一把抓的。中国人也很聪明,一看这样严就算了。但是你要放心,一旦松了以后批评会多得很。共产党也知道,所以抓得特别紧。但是到底能抓多久,我看不是那么简单。天道是循环的。
   安琪:回过头看香港回归以来的学术思想界的状况,您以为如何?
   余英时:很多人又从美国回到香港教书去了,因为那儿待遇很好,他还能随时回来。学术界都不敢大胆说话,慢慢地反对的声音可能就没有了,批评的声音会越来越少。当然,有的人也受到警告。
   坦白地说,中国人是一种奴隶道德,不要共产党有什么暗示,就会自己表功。香港新闻界现在一塌糊涂。所以我说,共产党统治的大陆我不能去,现在连香港我也不能去了。共产党所统治的任何地方,我绝对不去。
   安琪:为什么您对共产党有这样强的情绪?您当年出来时,对共产党印象怎样?
   余英时:那时候对共产党没有多少坏的印象,也不是太好。在北京还好,一到上海,就听到多少朋友的不满之辞。我的一个亲戚在银行做事,有一天下班回来就哭,说:今天银行偷了钱,每个人都被搜身,但是党团员不用搜身。党团员的道德是有保证的,搜的是普通群众。共产党真是厉害极了,它开始什么都没有,松的不得了,完了慢慢地紧,到最后你根本就透不过气来。参加共产党就跟入鬼门关一样,你一进去就死了,再也出不来了。我对共产党的了解也许是错误的,但是我自己是不可能动摇的。我的一个亲戚是地下党员,后来还当过北大党委书记,他们当年参加共产党还是带有理想主义的,不能说参加共产党的就都是混蛋,也有很多很好的人。但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组织,跟最坏的黑社会一样,你进去以后不可能活着出来。要不就跟它一样,好人你就靠边站。要想还在台上得意,你想想什么样品德的人才能得意起来?
   安琪:那么您自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以后,是否回去过?
   余英时:一九七八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送我去做汉代研究代表团团长,我去了一个月,到敦煌、长沙、昆明、成都做考古研究,跟政治没有关系。以后再没去过。但最初不是别的,是我怕热闹,许多人请我到北京,我都推了。"六四"以后就不想再去了。我一个表妹的儿子就是在长安街二十八中学旁边被它们杀死的,年仅十九岁。两年以后他父母亲才给我写信托日本的朋友转来。他只是想进去照相,留个镜头,一下子就被子弹打中了。而且当时解放军不许救护车抢救,就埋在那个坑里,三天以后他的父母才知道。我还有一个亲戚是共产党员,在儿童医院负责,他说光他们那个小医院,就来了几十个尸首,都是开花弹。如果这种事情都可以原谅,那么什么事情不可以原谅呢?有些人为了利益所在愿意不要尊严,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自己能够不必这样的话,就不必去受这个委屈。第一我根本就不可能到共产党的大使馆申请护照,我从来不认为这个政权合法,我不可能向它请求批准。我第一次去也没有填表,是美国人一手处理的,给了我一个特别护照。我跟共产党官员不做任何层面的交往。没有别的目的,我又不搞政治,但是我的情绪在这方面是很强烈的,我没有办法。
   安琪: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该文访于1998年4月,发表前未能请余英时先生过目。出此文集时,参考余英时先生关于“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讲话,并据录音对该访问的第一部分做了适当补充。)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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