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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生死劫

   我在1994年发表的25篇“寻访实录”中,有一篇题为“鲜为人知的小‘六四’”。文中所叙述的是继6月3日至4日发生在北京街头的那场人所共知的大屠杀之后,于6月6日深夜,又在南礼士路口一带发生了一起戒严部队射杀无辜平民的暴行。在这次暴行中,造成了三死两伤的惨剧。因此,附近的居民称这次暴行为小“六四”。

   

     当年那场劫难的幸存者杨子明告诉我们,当时遭难的一共有七人:他和他弟弟杨子平,他妹妹杨某某三人;与她家同楼的邻居王家三人,即王争强、王争胜兄弟及王争强的女友(现在的妻子),还有一位就是同楼的儿时伙伴安基。其中杨的妹妹又是王争胜的未婚妻,原定8月间就要完婚了。这七个人中,杨子平、王争胜、安基三人遇难,杨子明、王争强受重伤,两位女性幸免于难。

     接下来,杨子明向我们叙述了他们当年遭受那场劫难的前前后后:

     那年的6月6日晚上,杨家兄妹俩人、王家俩兄弟及王争强的女友,都在杨家玩麻将。不一会弟弟杨子平来了,他原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职工,当时已辞职并准备随其兄下海经商,那天他是动身去太原办事前来向哥哥辞行的。晚11时许,住在同楼二层的安基也来到了杨家,他告知大家外面的戒严已取消,解放军已撤走,建议大家出去看看。于是,这群儿时的伙伴便在杨子明的率领下,五男二女一行七人骑车离家而去,并准备顺道送杨的小妹妹回北蜂窝自己家里。

     杨、王两家住三里河月坛小街,骑车很快就到了复外大街燕京饭店。在那里他们看到一辆军车正在燃烧,于是赶紧往回骑。到了南礼士路十字路口处,看到西北角海洋局附近有戒严部队的士兵。当时他们想赶快离开,但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未曾料到路旁电缆沟里埋伏着许多戒严部队的士兵,他们听到士兵们对着他们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当时杨子明照做了,他发现同行的几位离戒严部队的士兵仅三、四米远,便连忙嘱咐他弟弟等人:“谁也不要动!”哪知杨话音未落,就响起了自动步枪密集的扫射声,杨子明应声倒地,只觉得左腿麻木,动弹不得。但他听到他的妹妹和王争强的女友在惊呼,他撑起上身对士兵说:“不要打了!”话还没有说完,又是一颗子弹打在了他的左腿上。此时又过来一群大兵,其中一人踩在杨的身上狠狠地说:“再给你一枪!”杨急忙用手阻挡着说:“我也是当兵的!”这出其不意的答话引起了那个大兵的好奇,遂问:“哪个部队的?”杨答:“63军。”

     这时,一群士兵蜂拥而上,从杨的胳膊上褪下了杨的手表,又掏走了杨口袋里的500元钱。然后,有士兵用杨的自行车把杨驮到了复兴门桥上。这时,杨发现他的弟弟杨子平以及王争强兄弟俩也被抬到了桥上,正好放在了他的左右两侧,一个当官模样的人过来给他们照了相。杨看清了那位军官坐的军车号码为:“甲04”——那是38军的车。此人盘问了他们七人的名字,说了一句:“坏了,误伤!”但一切都已晚了。

     杨子明讯问身边的弟弟伤在哪里?那时杨子平还能说话,他告诉他哥:“胸口中弹了,憋气得很。”杨的左边是王争胜,他喘着大气,已不能说话。杨子明要求当兵的把他们送去医院,当兵的一时找不到可以运送伤员的车辆,临时找来了两辆装甲运兵车,把他们送到了复兴医院。士兵们向医院交待:“这里有几个误伤的。”说完,放下就走。

     那么,当时一起出去的安基命运又怎样呢?他在戒严部队士兵的疯狂扫射中,连中两弹,一弹射中腿部,另一弹从后背斜穿胸部。他一下子就倒在了马路边的小树丛里。由于天黑,未被人们发现,因此,当杨家兄弟和王家兄弟一起四人被送往复兴医院时,他并没有被同时送去。

     当发生枪杀惨案的消息传至王、杨等三家所在的家属大院时,家人们都犹如炸雷轰顶,迅即赶赴复兴医院。他们在那里见到了王、杨四兄弟,却独独不见安基的人影。安的妻子还存有一线希望,以为丈夫能躲过厄运。她左盼右盼,派人四处寻找,可怎么也找不到安的下落。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才从附近的儿童医院传来了他丈夫的消息。当她赶到那所医院时,见到的却是丈夫的尸体。她丈夫是6月7日凌晨4时死去的。才过而立之年的安基,身后留下了寡妻和一个6岁的小男孩,还有一位身患严重心脏病的老母亲。安的父亲是在“文革”期间遭迫害致死的。父亲去世时安基正好也只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两代人的命运何其相似啊!

     再说被送到复兴医院的杨子明。他左腿连中两弹,贯通伤,伤口足有鸡蛋那么大。他在该医院做了手术,却没有成功。直到9月,才又把他转到北大医院,10月份做第二次手术,但最终还是落下个终身残疾。前后两次手术的费用全部自理,无奈之下,他把汽车卖了,家里的积蓄也用光了,他于年底南下深圳谋职时,身上只剩下了几十元钱。而他的弟弟杨子平,由于是胸部中弹,失血过多,医院没有血浆给他输血,很快就死在了这家医院。

     “六四”事件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杨家的大哥杨子明说起这件事来还是那样愤愤不平,因为毕竟两兄弟一死一伤,落在了同一个家庭。他告诉我们,当年他住院抢救期间,有一位原先相熟的在国安部工作的朋友来看望他,曾说起他从内部文件上看到一个误伤者的名单,其中就有杨子明的名字。但是,直至今天,政府有关部门从未有人找过他。他说当年他让复兴医院保卫科写了一个材料,他本人也把这个事件的全过程写了下来,现在他把这些历史证据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次我与张先玲女士还访问了那次流血惨案中的另一位伤残者——王家俩兄弟中的哥哥王争强。王争强显得瘦弱、文静。我们虽已不是第一次见面,但提起当年的那场生死劫,从他脸上忧伤的神情中仍可以明显地觉察到他内心的创痛。

     他说,当年他们一行七人在南礼士路口东边地铁站遭遇到戒严部队的伏击时,杨子明叫大家“不要动!”话音未落,一排子弹就打了过来。他赶紧趴下。稍稍安静了片刻,他以为没事了,刚想起身逃跑,又一排子弹象暴风雨般飞了过来,把他逼到了墙角。这时候一个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的戒严部队士兵端着枪走过来了,与他面对面地僵持了一小会,但他刚一低头,一颗子弹就打了过来。他腹部中弹,全身发麻,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

     他说,他怕戒严部队的士兵再次向他开枪,就把手举了起来,想告诉对方他是过路的。这时,来到他身旁的一个大兵扯开嗓子招呼他的同伙:“一共五男两女,还有活的!”接着他们把王争强的双手绑了起来,拖到了复兴门桥上。见此情景,王家兄弟的两位女友吓得赶忙跪倒在地上哭求饶命,这才侥幸逃过了一劫,但从此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

     王争强接着告诉我们,当时他忍着剧痛刚刚被拖到了复兴门桥上,听大兵说又要开枪,不由得身子哆嗦开了。这时那个向他开枪的士兵对他吼道:“干啥!还给你来一枪!?”吓得他再不敢吱声。旁边一个士兵劝说道:“这人已经这样了,还能拿他怎么样呢!”那个士兵才罢手。

     弟弟王争胜被送到复兴医院,从凌晨1点至4点一直在大声倒气,王争强被送上手术台时还能听到楼道里弟弟的倒气声,他要求大夫先抢救他弟弟,却不知道弟弟伤得那么重,医院的大夫已回天乏术了。王争强在手术台上做了麻醉后迷迷糊糊地听到大夫说:“这人尿道被打断了,这帮法西斯!”这是说的他,但他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王争强于次日清晨七、八被推出手术室时,生命仍处于危险之中,而他的弟弟王争胜却几乎在同一时刻停止了呼吸。又是同一个家庭,兄弟俩一死一伤。这份打击之残酷,对他们的老父母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

     王家是个多子女家庭,王的父亲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资历,离休前是国务院物资局(后改物质部)的一个局长。王母是从老区来的农村妇女,在家料理家务带孩子,曾在街道上当过居委会主任。尽管是中共的中层官员,有一份较高的固定工资,但要抚养六个孩子,经济上一直很拮据。王母最疼爱幼子王争胜,本来已和其他子女说定,把小六留在身边,给老父母养老送终,现在偏偏小六最先离开了他们,而小五又留下了终身的残疾。这样的事情搁在谁的身上都难以承受。

     自此,王父与先前判若两人,直至2002年去世,都很少言语。小六被害后本已安葬在金山陵园,但王父临终前嘱咐,死后要把骨灰带回山西高平老家与小六葬在一起。王母从那时起不再看电视新闻,一看就心里反感。她现在也去世了,比她的老伴只是晚了不到一个年头。

     我与先玲站在王家两位已故老人的遗像前,不无哀伤地深深三鞠躬。这两位老人是值得人们尊敬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值得同情,而且是因为他们敢于向加害于他们的恶势力抗争。自从1995年我们难属群体开始致函国家领导人提出三项诉求以来,两位老人先后参加了在公开信上签名的行列,一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能够让两位老人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慰的是:他们的小五王争强,作为那场劫难的幸存者,将按照父母的遗愿,接替两位老人参加到为死者讨回公道、为生者寻求正义的行列中来。

     (丁子霖执笔,2004/04/19)摘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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