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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难的女退伍军人

   作者:丁子霖

   大约是在1995年初冬的一天,我从门外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写给我的小纸条,上面留有呼机号码,说希望能来家看望我。几天后,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来到我家里,说她叫胡某,是本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进修生。她说她两年来从外电中常常听到我的声音,也听到很多有关的报道,知道我们一直在寻访“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和伤残者。她想见到我,是要向我提供一位死难者的线索。她说在她父母居住的一个军队大院里,有一位退伍的女军人在“六四”时被打死了。她认识死者的丈夫,也是一位退休的老军人,年龄比他妻子大一些。她说,这位老军人自妻子遇难后,精神很痛苦,生活很孤单,朋友们为他介绍了一位丧偶的退休小学教师,作为晚年的伴侣,现在两人相依为命。

     这位女学生举止文雅、大方,说话慢悠悠的。谈话间,有一种很容易沟通的亲切感。那时,“六四”大屠杀所造成的恐怖氛围尚未消退,我正受到安全部门“便衣警察”的严密监控,象她这样敢于迈进我家门的青年学生并不多。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珍视这份纯洁的友谊,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同那位老军人接触,我有很多顾虑。因为毕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六四”后各个单位都搞清查,要求在“六四”问题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不知道这位军人对那场大屠杀、对他妻子的死难持何种态度。为此,我请那位女学生事先作了探询。结果证明我多虑了。

     我记得第一次与这位老军人见面是在我家里,是由他后来的老伴陪同一起来的。初次见面,老军人就坦然地陈述了他前妻的身世及遇难的经过。

     他前妻叫马承芬,1934年出生于河北省,1949年参军,1951年入朝参战,在朝鲜战场上历经三载幸免于难。归国后于1958年复员,做了随军家属。“六四”时,他俩都已退休,本来可以安度晚年了,却没有想到竟遭到如此不幸。

     他告诉我,当时,他们所住的干休所就在复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学院对门,距大街只有200米左右。这个地段是民众和戒严部队之间对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员死伤很多。惨案发生后,在他们居住的干休所楼底下,聚集了很多退休的军队老干部,他们都对军队开枪屠杀民众的行为忿忿不平。夜间约10点左右,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竟毫无人性地朝胡同里的居民开枪扫射。当时他的妻子正坐在楼下台阶上同一帮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而他就站在离妻子两米远的地方。突然间,一阵乱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妻子的右下腹部,顿时栽倒在地上,鲜血流了一地。众人见她气息奄奄,生命垂危,忙着送附近的医院抡救,可他们部队单位有命令,所有汽车都不准出动,于是只好借了一辆三轮车,于11点多把他受伤的妻子送到了304医院。但是,当时医院的伤员太多了,直到4日凌晨3点多,他妻子才被推进手术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草草手术,又把她送到了病房,也未给输氧。当时都以为她的伤势并不严重,能躲过这场劫难的,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时她早已停止了呼吸。妻子的突然死亡,使他痛苦万分,致使心脏病发作,医生又把他送进了抢救室,两个多小时后才缓过来。

     老军人无法遏制他对这场杀戮的愤慨。他说,89那场运动,广大学生和民众从国家前途着想,起来反对贪污、反对腐败,要求实行民主。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还有身为一国总理的李鹏,本来应该听取广大民众的呼声,但他们不仅不听,反而丧尽天良地发布戒严令,调动军车、坦克进城,把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他说,他妻子在学运期间,没有上过街,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伍军人,当年她没有死在朝鲜战场上,晚年却无缘无故死在了“人民军队”的枪弹下。这个政府怎么了?还是人民政府吗?他说,他也是一个军人,军人怎么能向老百姓开枪呢?为了给死去的妻子讨个公道,他曾在“六四”后多次向军队的总政治部和国家领导人写信要一个说法,但结果都是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从此,这位在共产党军队里服役了大半辈子的老军人,不再对这个党、这个军队抱什么希望了。他说当局一再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想以此来掩盖他们屠杀的罪行,“我要问问他们,我妻子是不是你们打死的?她究竟犯了什么死罪?”他说他是尊重事实的人,他在妻子遇难的那天早晨他从医院的急救室出来时,亲耳听到医院的护士边走边议论:“可把我吓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辆坦克把一个人碾成了肉泥!”他说这难道也是老百姓造的谣?

     这是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老军人。他胸怀开阔,深明大义;他同情弱者,心地善良。在我同他的接触中,丝毫感觉不到军队与平民之间的隔阂。他现在的那位老伴,也是一位明白事理的善良女性,为了抚平丈夫心灵的创伤,不仅在生活上精心照顾他,而且同他一起参加我们难属群体的活动。我想,正是她的这种关心和支持,才使得这位晚年丧偶的老军人能从痛苦的煎熬中挺过来,而且顶住了来自所在部队给他施加的种种压力。

     他曾对我说,自从他参加我们的签名活动后,他所属部队的领导曾多次说他“本来是很老实的,现在却不老实了。”部队领导还常常找他“谈话”,说什么“你是军人,原来还是我们的领导,道理你比我们懂。‘六四’的事不要再提了,要服从国家的大局,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要再去掺和地方上的事了。”但这位老军人断然地回答:“不是说军民一家、军民鱼水情吗?为什么不参加?‘六四’是对人民犯罪,必须平反。难属群体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为什么不支持?”以后他每次签名,领导都要找他谈话,他也都是那几句话,而且反过来要他们回答:政府为什么把他的妻子打死?打死了为什么不给个说法?后来,单位领导一看压不服他,就改变了方式,一到敏感时期,就“请”他去外地“旅游”,省得耽在北京又去参加签名什么的,给单位的领导添麻烦。

     但是,他和他的老伴还是照常参加难属群体的活动。在这个到处是强权和金钱主宰的世道,两位老人从这个群体找到了生命的依托,因此总想着要为大家做一些事。当他们得知还有很多同命运的人处在无人过问、无人帮助的境地时,遂积极地参与我们的寻访救助活动。他们常常去附近地区访问受难的家庭,给予难友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外出旅游,也不忘外地的受难亲属。有一次他俩去我们苏南的居所小住,回京时还特地绕道苏北,去看望了一家难友。

     在几年前的一个炎热的夏天,我被国安部的警察监控在家里,不能出门。一天,他俩来看我,说话间,我提到有人提供了一位死难者的线索,可是姓名、地址都并不确切。两位老人当即答应由他们试着去寻找。事后,他俩向我描述了寻找这家难属的艰难经历。

     那天他们顶着烈日,乘了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走了很长一段泥泞小路,又在居民区的楼群里转了好半天,终于找到了所要寻找的一个住宅楼,但一问却并没有要找的那个家庭。他们又询问了好多人,仍无下落。就在两位老人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发现路边有几位老妇人在聊天,便上前打听,问他们这里有没有一个人家,前些年孩子出了意外?他们不敢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只说是从外地老家来找人的。也许是他们的诚意打动了那些老妇人吧,其中一位指着另一位说:“她就是,她家儿子没有了;她自己也刚出院。”原来所指的那位老妇人正是我们要找的人。那位老人的儿子打“六四”失踪后,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父亲因失去儿子抑郁过度已于94年病逝,老母亲接着也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是一位退休老工人,也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一位是退休的老军人,一位是退休的老工人,他们经历不同,职业不同,甚至地位也不同,但相同的命运把他们连在了一起。从此,老军人夫妇与这家难属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现在,这位老军人70多岁了,他的老伴也快70了。但他俩不想象别的退休老人那样,无所事事。他们除了有一个小家,还有一个大家,一个由100多位难友凝聚起来的大家。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他们义不容辞地为群体做了很多事情,相信在他们在有生之年,还会继续下去,这正是我最为感动的。

     (丁子霖执笔,2003/12/13)摘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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