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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好伤口,擦乾泪痕,寻访受难者亲属——《“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丁子霖

***

目录

   序言 

   ⑴ 禁区⑵ 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⑶ 猫比“人”更通人性⑷ 血字碑⑸ 姑娘那年才十九⑹ 疯狂的坦克⑺ 遗书⑻ 伪证⑼ 原来是一家⑽ 鲜为人知的小“六四”⑾ 意外的来访者⑿ 小屋里的挣扎

   丁子霖

     五年前的一切,彷佛就发生在昨天,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当我被思念亡儿之苦折磨得难以自拔时,我常想:我身患数疾,为什么偏偏不患上遗忘症,把那梦魇般的日子忘得干干净净,像我周围的人那样活得洒脱一些呢?然而我不能。

     有时我看着那窗外明媚灿烂的阳光、爽朗的天空;那街头巷尾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那高层楼群间天真烂漫戏耍着的孩子们;那电视屏幕上官员们安然自若的神态、歌舞升平的画面,连我都难以相信五年前曾经在北京街头发生过一场惨绝人寰的杀戮。当年洒满斑斑血迹的大地,如今已被一派"繁荣"景象所掩盖。

     似乎一切都消失了,消失得那样无影无踪。"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是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去年跑到美国西雅图会见克林顿时向记者们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说得多么轻松,多么若无其事!彷佛是在讲述一件发生在遥远的历史年代的事情。

     难道历史真的只锺情于强者,而对弱者弃之不顾吗?

     中国的老百姓也似乎换了一副心态。五年前的一些热血青年,如今有的已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自信这个世界要由他们来主宰;也有一些人整日价徜徉于歌厅舞厅,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惬意与豪华,相信这个世只是为他们而存在;当然,也有一些人生活得并不如意,有很多牢骚,觉得这个世界留给他们的地方太小。但是,朋友,你想到过没有,你们之中当年的一些伙伴,却在五年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这个世界本来也是属于他们的。

     我——一个"六四"遇难者的母亲,并不想给已经过于沉重的生活再添加些沉重,也不想给生活中那仅有的一点点欢乐涂抹上些许灰暗;但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赎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睛,闭上嘴巴,我却不能。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下决心寻访"六四"受难者的原因。我不能让那些死去的人死得不明不白,也不能让那些失去了亲人的父母、妻儿们不明不白地蒙受屈辱和欺凌。我要去寻找他(她),从他(她)们那里寻求事情的答案。

     我对这个群体(包括遇难者遗属及伤残者)的寻访是在八九年"六四"后不久开始的,起初只是少数岁难者家属的自然联系,不过是求得相互间的抚慰而已。九一年夏天,我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的采访,谴责中国当局对和平居民的血腥镇压,驳斥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为此我受到当局党内除名(藉口我逾期不履行党员重新登记)和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惩处。这倒反而成全了我,去掉了捆绑在我身上的绳索。自此,我联络其他遇难者家属和一些好心的朋友,逐步扩大了对"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九三年六月,我受邀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受到阻拦未能成行。但我通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披露了"六四"受难者群体四年来悲苦无助的境遇,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这个群体人道的关注和帮助,敦促中国政府负起对"六四"受难者的责任。之后,我和我的朋友们更广泛地展开了对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使我得到安慰的是,这一工作得到了国际人权和人道救助机构尤其是海外华人团体(包括个人)的积极响应。如果没有他们道义上、经济上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很难坚持下去。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许良英先生、魏京生先生和在国内的其他朋友们。他们的关心和帮助给了我们很大鼓励。在我们寻访救助工作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难于进行下去的时候,是许先生率先给予我们精神上、道义上支持。魏京生先生是我近来结识的新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详细地询问了"六四"受难者及家属的情况,并要我把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大概是他从国外获得的什么奖金)转交给遇难者亲属。只是我看出他刚出狱身体虚弱需要调养,不忍心收下。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还多次会见受难者亲属,安慰和鼓励他(她)们;帮助我们与海外人权、人道组织协商救助事宜。这一切都使我终生难忘。我觉得,在目前国际国内情况下,并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办到的,但他们都尽了心了。

     我们一些在海外负责人道救助的朋友常常不能给予受难者充分的理解,觉得他们顾虑太多。前些日子魏京生先生就这个问题给海外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我们帮助死难者亲属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不是一种慈善行为。如果他们因为某种压力而不敢接受,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我们无权责备他们胆小,因为他们的亲人已经付出了比我们还大的代价。"作为遇难者亲属中的一员,我感谢魏京生先生的这一份理解。人死不能复生,何况他们的亲人是死于枪弹和坦克履带之下的。对于他们来说,旧的伤口已无法愈合,怎么还经得起增添新的伤口呢?他们的境遇是旁人难以想像的:他们失去了享受正常生活的权利,失去了向世人诉说自己痛苦和哀伤的权利,失去了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权利。他们面对的是一些不讲人性、不讲人道、迷信强权、开枪杀了人还不许人鸣冤叫屈的暴虐者,我们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

     世界上的道理有千万条,但我只相信一条:在我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其他失去了都可以弥补,唯有失去了生命不能弥补。因此,凡是把人的生命当赌注、当儿戏的所谓"道理",我都不能认同。

     现在有一些自称"精英"的人,出来诋毁八九民众抗议运动。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不去谴责杀戮者,反而责难运动延缓了所谓改革开放的进程。更有一些人摆一副超人的历史裁判者面孔,说什么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饥饿、杀戮和死亡。也许我的理解力太低下,难于理解这种"高深"的理论。但是,我非常明白,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早日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并不是当政者的恩赐,而是中国老百姓自身的要求。难道这个要求的实现非得要老百姓付出血的代价不成!莫非人类历史一夜之间倒退到了充满残杀和血污的原始野蛮时代?!试问这种理论与那种宣称"死多少多少人换多少多少年安定"的理论有什么两样!在我看来,制造出这种"理论"的人,不光是为杀戮者的杀戮、也为他们自己在杀戮面前的怯懦和背叛作辩护而已。我真不知道如果杀戮落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还能说些什么!

     我在这里也想向海内外的民运领袖们说几句话。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讲不出多少"民主"的大道理,但我充分理解你们当年的行动,我死去的儿子当年也是怀着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投入那场运动的,尽管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正因为如此,我谴责政府对八九民运的血腥镇压。我也不能容忍任何对那场运动的诋毁,哪怕运动的参加者犯有千万条错误。但是我要说:如果你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就至少要面对运动的后果敢于承担。我不能期望杀戮者忏悔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权要求运动的发起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对运动所带给民众的苦难负起道义责任。

     有一封海外留学生的来信是这样说的:"我偶遇几位当年的'英雄好汉',又在大谈自己当年的壮举,还要写书回忆。'英雄'们的史篇令我肃然起敬,但别忘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老百姓。天下哪有这样好的老百姓啊!你们游行,他们声援;你们绝食,他们送水送饭;军队进城了,他们堵截;军队开枪了,他们以肉体抵挡;你们跑了,他们承担后果,被打、被关、被杀……。"我不敢说这位留学生的话说得绝对公允,但他至少说出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些在"六四"事件中罹难的死伤者,几乎全部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和市民。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就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了。

     那位给我写信的留学生名叫张亚来。两年前他去了美国,现在是全美学自联下属AIFC人道救助基金会主席。他本人就是"六四"受害者,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夺去了整整一条大腿。九二年春节他是和我们这些遇难者亲属一起度过的。他已经付出得够多了,现在又承担起了救助"六四"受难者的责任,这是应该受到人们尊敬的。但愿人类的良知不至于因金钱、权势、名位而泯灭,也不至于为了这些而忘却当年以鲜血和生命保卫那场运动的受难者。我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金权名位还应该有更宝贵的东西。

     我不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儿子喋血长安街头,我曾几度徘徊于生死之间;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而死的;我也只有为中国的未来而活着。我希望在我们这块灾难频仍的国土上不再有杀戮,不再有无辜的黎民百姓横尸街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包好自己的伤口,擦干泪痕,一家一家地寻访受难者及其亲属,并把寻访过程中一桩桩、一件件沾满了血和泪的事实公诸于世的原因。

     我祈盼逝者能早日得到安息。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

寻访"六.四"受难者实录

   丁子霖

禁区

     我早就听说中国人民大学六个遇难的大学生中有一名女生。那是在我儿子遇难后的一天,在我家门口遇见XX系的一位干部,大概是在系办公室工作。她同情我的遭遇,要我节哀,并劝慰我说:这次遭难的并不是我一家,她所在的那个系有一个女生也死了,是在回家的途中遇难的,完全是无辜的。当时我神志恍惚,没有细问那位女生的姓名和家庭地址。但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心想等我身体恢复了,我就去找她的家属;同一个学校的,不会找不到的。

     事隔数年,当我拿定主意要去寻访那位遇难女生的亲属时,自然也就想起了那位干部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但我没有想到,这时的她已判若两人。当我问起那件事情时,她说话吞吞吐吐,一再说她已经记不得那位女生的姓名和地址了。还说,事过之后,有关这方面的材料都上交校部了,现在已无从查找。这也许是实情,我当然只能理解。可当我恳求她告诉我那位女生生前的同学或她所在班的班主任时,她却匆忙地离我而去了。她拒绝向我提供任何线索。以后她再见到我,总是躲得远远的,唯恐我再提起这件事。

     我深感世道变了。在"六四"那场劫难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觑,人们怀着对那场大屠杀的义愤,怀着对死者的同情,奔走相告,慰问遇难者亲属。那个时候,我也曾经过得许多同事、朋友们的抚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可是,"六四"过后,当局对八九民运的参与者进行了大搜捕,继之又实行党政系统的大"清理",胁迫民众表态"拥护平暴"、"效忠党国"。这一系列政治高压导致了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曾经一度沸腾的社会很快就沉默了。人们出于自保的心理,再加之当局对"六四"屠杀采取"淡忘"的政策,渐渐的,那些在当年那场劫难中死去的和受伤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也就成了人们交往中的一个"禁区"。人们对于这类"有问题"的人和"有问题"的家庭也就噤若寒蝉,不再提及。当时广为流传的有关受难者的情况和线索,也就渐渐被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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