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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次就被杀害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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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杀的30年麻雀效应造就了西方人的分裂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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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不知第三中国

谢选骏:王康不知第三中国
   
   《王康:中国有向帝国转型的可能性》(2013-10-03 自由亚洲)报道:
   
   当人们都在期盼中国未来民主宪政转型的时候,中国著名独立学者、有民间思想家之称的王康认为:中国还存在另一种转型的可能性,就是向帝国的转型。这种可能性比民主转型的可能性要大。“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日前在旧金山举行主题为“公民社会发展和中国民主化”的研讨会,正在美国访问的王康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讲。

   
   王康谈到当前中国存在两种转型的可能性,他说:“中国当然有一个民主宪政转型的可能性,但是中国同时存在跟民主宪政相反的另外一种转型的可能性,我称之为帝国转型的可能性。事实上,中国从来都是大帝国的温床,从秦到清都是帝国形态。毛泽东政权也是个现代帝国的形态,甚至当代中国帝国形态的基本元素仍然存在。”
   
   王康在演讲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红色帝国做了比较,指出其国家制度和国家哲学都基本相同或者相似。王康说:“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当下的中国,完全具备建立一个大帝国各方面的条件:它的辽阔幅员,众多的人口,反复被强化的民粹主义,它强大的工业系统,它强大的官僚体系,它从来没有放弃过的意识形态。另外一个参照系就是:现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可以说是危机,这从另一方面刺激中国的领导者们,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的心理需求。事实也是如此。”
   
   王康指出: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开始鼓吹一种新的国家主义理论。“这批知识分子可不是腹中空空的蠢货,他们可是有头脑的人。而且这种鼓吹不仅仅是书面上的,他们相当程度已经渗透到了现在中共的所谓新的国家设计,新的国家哲学,等等。”
   
   习近平上台半年多来,抓捕的政治异议人士已经超过胡温十年的总和,王康认为,这仅仅是中共新一代领导缔造大帝国的开始。他说:“胡锦涛、温家宝这十年,左中右都认为他们无所作为,是温吞水,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将来会令我们怀念。那时多少还有一点空间,知识分子还多少做一点事情、说一点话。也许今年年底,或者在三中全会过后,胡温十年的那点空间全部都收回去,而代之以全新的、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没有面对过的局面。”王康认为,对民主宪政的追求目前仍在于少数知识分子;蓬勃的维权运动在于那部分民众利益受损,中共政权凭借强大的国家经济力量很容易将其抚平;而中国人将来会成为中共缔造大帝国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使人不敢乐观。他说:“苏联之所以亡党亡国,是因为苏联人民在那个历史关口,对苏俄这个帝国弃之如敝履。为什么?因为苏联人民比较高贵,没有被败坏。我不能说中国人民被败坏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确实没有俄国人那么高贵。如果中共这个政权面临重大危机,就像‘六四’一样,人民究竟站在那一边?恐怕没有‘六四’那个时候值得我们乐观。”
   
   谢选骏指出:王康认为当前中国有两条路的可能性;一个是向民主宪政转型,一个是向帝国转型。——但是这毫无新意,因为前者只是一个扩大版的港澳台,后者则是沿着毛邓的道路继续前进。由此可见,王康只知两个中国,不知第三中国!王康为何不知第三中国?因为他活动太多,读书太少,不知道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存在,因为也就无法看到第三中国其实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
   
   《余世存:王康——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2010/03/31 王康文集/光传媒 2020年4月23日)报道:
   
   王康,文化学者、民间著名思想家。他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一.王康是说不尽的——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了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近来写作的“咏而归”,借用我们诗国的圣者杜甫先生的赞辞“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样光耀日月的作品,“千载以下,犹令人叹息”,在那里,有着对于我们文明中道德文章的担当。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认为,王康先生直面汉语的人权经验,丰富了当代汉语的表达空间。
   尽管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的授奖辞较之后来显得简单,但对王康的颁奖仍透露了足够多的内容:王康是一个小众范围内的汉语人格,他的生存之道首先是影响周围,成全自身,进而推动他人生命的自我完善;王康又是一个关怀悠远的中国布衣,他的存在直接汉语的历史、世界的当下经验,并有着极为人性的愿景。在王康那里,连接了汉语世界的历史和未来。
   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积极健康的一面而言,王康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人格象征。
   
   二.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传统文化在转型的当代中国已被割裂。对大多数生长在大陆中国的同胞来说,他们身受这种割裂而不自知,他们站在生存和一种叫做真理的碎片上,彼此对立、割伤、侮辱或损害。少数先知般的圣贤,几乎是无望地守望着道为天下裂的汉语世界。
   1949年,经过四年内战,兄弟般合作两次、共存了28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强弱易势,并修改了自处并共处的依存法则;国民党训政的国民政府成为弱者,弱者几无葬身之地,最后栖身于海岛,强者则统一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中国文化信仰的阴阳生成之道、传统中国王朝奉行的忠奸名实对立统一之平衡、传统中国人遵从的因果逻辑,在国共两党争霸的过程中,丧失殆尽。转型年代的中国人信奉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种强势的顺势势利思维。
   1949年,王康出生于重庆。王父曾在四川大学物理学读书,因爱情转入化学系,天性超脱,习自然科学,对中国式的政治了无兴趣,毕业后做了一个小职员。国共易势之后,前政权的小职员也成为另类。1950年,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似乎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年出狱。1982年,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后,其工龄仅有四年,问题也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王康的母亲研习化学,新中国成立后,她注定只能做一个普通的中学化学教师,“像所有中国女性一样,作为女儿、妹妹、姐姐、妻子、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以及姨妈、舅妈、儿媳、弟媳、岳母……,母亲在中国发明的所有加诸女性的角色中,都拼命地尽她的心,她的力,她的道。”有着极好国学修养的王母在悲苦的一生中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当她的兄长、中共元帅陈毅的同窗唐君毅拒不回大陆,最后在香港去世时,她为早已名闻中外的大哲学家兄长写下了感人的短诗——
   悼兄
   一、一树五枝,顶枝摧折,四枝彷徨,何所仰息。
   二、天地胡不仁,以人为刍狗,既生我良兄,何忍又夺走。
   三、昔日梦里惊,醒来暗庆幸。今日梦里惊,醒来泪湿衾。
   落月满屋梁,音容何处寻,追思成往事,不觉泪纵横。
   这样的家庭给予了王康足够的屈辱和悲情。以至于在父母相隔不到半年先后谢世之后,王康感慨说:性灵中国、悲情中国、道义中国正在解体,中国老一代知识人正在彻底离开。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人,罪恶见证人。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与这最荒唐的人生诀别时,后来人能体验其中滋味于万一吗?
   这样的家庭也给予了王康足够的灵性、道义和才思。大舅唐君毅去世后,王康开始接触港台“新儒家”。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外若干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结果,并非中国常态,更非中国终极形态;中国必将再次回到它的传统和大道去寻找存在的连续性和动源,只有将中国现代的空前变局与旷古浩劫置于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正面遇合,见证之,转化之,升华之,接通中国的来路与去向,中国的演变才将拥有伟大的前程,所谓“物极必返”、“否极泰来”是也。五分之一人类的生存与安顿,造化的有情无情,人生的不幸有幸,悉备于此。他后来跟西师的才子们组建了“普通人文学社”,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陆文化启蒙运动中,启蒙的参与者四五一代,既是受益者,又是自我教养者。王康算得上西南地区启蒙和自我启蒙的一个中心。王康为文学社写的宗旨是:“人性是检验一切的价值标准,社会民主是实现人性的重要保证。我们的文学要高举人性和民主的旗帜。人道的原则是联系历史和现实、心灵和社会的串珠,是现代化进程的精髓,也是我们文学的神圣原则。文学不应当仅仅是生活现象和社会意识简单的摹拟,更不应当是政治教条和权力意志生硬的传声。文学应当永远自觉承担描写人民心声的责任,摒弃一切虚饰、消沉和放任的自我发泄;成为现实生活冷静而热情的见证者,成为人类心灵、人类情感、人类痛苦,人类友爱的忠实记录者和歌颂者;成为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勇敢卫士,成为人类美好理想坚韧的开拓者。”
   这样的王康当然是被关注的对象,毕业后的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教体育。理想、才华、诗书满腹的王康不满于做一个体育老师,他的目光盯上了当时中国启蒙的先驱者们,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他在当时中国一流的先驱、圣贤们身上寄予了美好的希望。虽然一开始他就远离了“第二种忠诚”,无论他的行藏如何,他只是忠诚于人性、历史和中国文化。
   这个年轻人在运动不断的大陆中国当然只有颠沛流离的命运。他离开了体制,在大陆流亡,颠沛于是,造次于是。但他没有忘记他的梦想,“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为了梦想,他做过生意,成立公司,像他的同龄人一样去学习做局、讲故事,但他的局和故事只是他的梦。他实在生就了思想家的头脑,却没有半点商人的思想。除了朋友接济,他的公司员工的薪水就全靠他的一支笔。慈不掌兵,他掌了兵却舍不得开除员工,员工们在公司里有心无力,无所事事。王康不开除员工,就只有拼命给人写稿子挣钱来给员工发薪水。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朋友都看不下去,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三四员工撑着而已。王康在坎坷的生计中养育了生命的元气,一种充塞天地历史之间的浩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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