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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三儒为何不能启蒙

谢选骏:明末清初三儒为何不能启蒙
   
   官本位社会如何可能发生“启蒙”呢。
   
   网文《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对中国有何实际影响?》(知乎)报道:

   
   中国士人历来没有将很功利的目的作为自己处事的目的之一,之于明清之际亦是如此。宋张载以前,士人倡导的“三不朽论”,张载之后,“三不朽论”逐渐让位于“四立论”。有明一代的遗民们,更是如此。所谓的“明夷待访”所谓“有王者起”、“待后王”,不仅仅只是遗民心态的反应,更有着“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特别体现。这种“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使士人们自身有着自觉的去为旧朝做总结,做带着批判性质的继承和发扬(“聊忾寤而陈之,且亦以劝进于来兹也”)。这种继承,本身要求他们必须思辨地看待有明一代,包括有明之前,尤其是宋元以来的,所有思想的成果(《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如果用一个比喻解释的话,他们只是去思想界去买材料,整理材料之后,却得到一个附属品一样的“思想家”的头衔,这种东西,跟游戏里“祝贺你“思想家”任务完成”有着本质区别,这是我的意见之一。
   论述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之前,我们需要去整体上把握遗民这个特殊群体(兹参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遗民这个特殊群体,一方面见证了他们所不满的政权的覆灭,另一方面也见证他们所坚守的文化遭到的破坏。他们在心理上的痛苦,既根植于当时忠义气节的固有价值观和天下亡之而不能挽的政治现实,也根植于圣人之道不能传的文化现实。这些迫使他们在生死这个问题上,有着超越前朝的认知和感触。张尔岐曾说:“崇祯皇帝大行之年,予始焚弃时文不复读,思一其力于经与史。”黄宗羲评论张次仲、朱朝瑛说:“两人皆遭丧乱,而皆能以经术显,则人力信乎可与天争。”究其原因,无非是“君子之所以不得不与俗异者,读书著述也。”(陆世仪语)这一价值观在遗民中广泛成立的后果。那么这一价值观到底有何特殊性?在回应他们要做遗民“与俗异”的同时,赋予他们超越单纯意义上生存的意义。这是我的意见之二。
   题目既然局限于王黄顾三个人,那么我们就将题目做在这三个人身上。这三个人都是亲历抗清复明运动的人。有着这样的经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他们能够从实际中去检验理论。而这种检验,却是促发了对于思想本身反省。这些人回顾明代,探讨明代亡灭的根本原因,并以极大的努力回溯被尘封已久的“封建”、“学校”、“井田”等命题(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这种环境,和清季民国初年的环境形成相互参照性,所以是“又为数百年后的制度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源”(赵园语)。并且,他们对于作为国家意志和政权代表的“天子”的“天子死社稷”这一命题的探讨,开始重新认识在明代讲求义理的过程中存在的“经典误读”的命题,从而打开了回溯经学之路的大门。这一件事本身的政治意味更大,但是却是清代朴学先声。当然,这种经学、史学的探讨,不仅仅在这三个人得到体现,仅史学,有明末,谈迁、查继左等人的信史,王黄顾三人的南明史著,及其他有如笔记一类的稗史,简直是之前各个朝代无法想象的。与其论这种文章是传故国之思,还不如论是思想鲜活之体现。
   明清之际的易代,对于遗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思想上的一定程度的解放,黄宗羲在其文章中大量出现 “自得”二字,这是一种拒绝“绝对权威”(赵园语)的先声,而在此意义上,黄顾诸人能够进一步破除藩篱,博采众人,形成自己的学术系统,则是对于后世的最大功绩之一(事实上,纵观有明一代的学术,其在更大的层面上寻求形上,而失之形下的考量。失却形下的考量,便会有一种空谈之感,这和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有着不谋的高度契合,王夫之写的关于王阳明心学的批判便是基于此来展开)。
   另外,在这种破除藩篱的过程中,不仅仅王黄顾,以钱益谦为代表的明清二臣,甚至到了乾嘉之时,都在强调关于明代学术的“陋”,“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江藩语)“余也四十以前半荒弃于疢疾,半汨没于制科;此后虽欲发愤,精智已渐消亡矣。然则今之空疏颓落而无所成也,曷足怪耶!”(朱鹤龄语)。这种自我批评式的反省,在我看来,是中国学术史后期的一次极为深远的变革——“实事求是”意识的孕育和萌生。
   然而,即使王黄顾有上述共性,也不能够否定掉他们各自的区别。
   首先是王夫之。王夫之本质上还未脱离有明一代的风气,尽管他已经有变革。王夫之的《宋论》是借古讽今的披着史论的政论文集,其《老子衍》、《庄子通》、《周易外传》、《诗广传》与其说是研究性的专著,毋宁说是借以注释传达自己思想的子家之见。这些既有有明一代学术氛围影响的原因,也有王夫之本身的局限性。从一些层面讲,王夫之并未脱离所谓的“空谈”,几乎他的所有新成果都是在其现实环境下与有明一代思想争论的成果。
   其次是黄宗羲。黄宗羲的变革之处比王夫之的更多也更大。在我看来,黄宗羲编撰的《宋元》《明儒》两部学案是导致其变革的比较重要的原因。一个人,只有充分了了解当前和历史,才有可能基于已有而产生变革。黄宗羲将有明一代的学术看的透彻,因此既有用王夫之如出一辙的手法写的《孟子师说》《葬制或问》这样托言己志的思想著作,也有《今水经》、《四明山志》、《易学象数论》这些已有清代朴学体例的先声的著作。
   最后是顾炎武。顾炎武完全和黄王两人不同。论其之前,我们要先把握明代学术是何以沦落到“空谈”的。明末遗民们在自我批评史学经学的疏漏的时候,不止一人或是一次谈及作为基础的小学的凋零,以及自身对于小学的不能够精通的慨叹。前者如“予年二十余,小学之书尚未之见。”(张履祥语)后者如“少壮失学,既老益昏聩,作长短句恒失韵,读经史字义或多舛误,知之亦不能更,自以为笑”(彭士望语)。而正是这种对于小学的疏漏,使得明末对于“空谈误国”这一命题的考量中,重新演发这些几乎断绝的学术遗说。顾炎武是最突出的一位。他的《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两部书,在我看来是音韵学和金石文字学复苏的明证,而这些学说,也构成了小学的部分。有清一代的小学昌盛,清代著名的说文解字三大家段玉裁、桂馥、朱骏声,在我看来是顾炎武音韵学影响深远的明证。另外,顾炎武在于其他方面的成就,更是为有清一代开辟了众多治学门径,乾嘉时代朴学的大兴,和这位明末遗民的首创性工作是分不开的。因此,从此意义上说,我更承认顾炎武的朴学地位而非思想地位。
   另外,当我们转换视角,站立在清末民国初年向历史深处看去,甚至可以说是清代学术是顾炎武一人开创的。所以,从这里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民国大家诸如梁启超,章太炎都对顾炎武的推崇备至了。
   综合来看,王夫之和黄宗羲和顾炎武有一种超越历史的变革性。王夫之之地位是明学到清学变革的先声,本质上看,王夫之并未脱离明学的局限性,但他已经出现了变革的端倪;黄宗羲之地位是明学到清学变革的中柱,他一方面有着明学的特点,一方面又有着清学的特点,这是变革中的体现;而顾炎武之地位,则是清学宗师,在他身上,已经看不见明学的体现,只有着明学的影子,但是清学的特点却完完全全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三个人从历史影响力说,王不如黄,黄不如顾。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点,这三个人的历史时期是一样的,他们活动的年代并没有像孔子孟子荀子那样有着距离,这是令人要惊叹的一点,那一段历史到底能够发展到何种地步而在几乎是完全重合的时间发生如此巨大变革。这种史实,不得不让我们感叹,明末清初时代完全是中国思想史上不输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对中国思想产生超乎历史影响的时代。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官本位社会是不可能拥有“启蒙”的。所以它大谈明末三儒的启蒙影响,其实,明末三儒都不能启蒙,因此他们无法像法国启蒙者推翻波旁王室一样推翻清朝。他们的所谓启蒙是两百多年清朝完蛋之后才被后人册封上去的,而他们的著作还要依靠对于满清的妥协才能流传。
   
   网文《黄宗羲》报道: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余姚县(今浙江省宁波余姚市)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明末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师”。黄宗羲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生平——祖父黄曰中,追赠太仆寺卿。其父黄尊素登万历年间进士第,亦为东林党人。黄尊素曾任监察御史(明熹宗天启中),受阉党所害,是“东林七贤”之一。黄尊素死后,黄曰中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于墙壁上,激励黄宗羲报仇,母亲姚氏也以此劝勉。
   
   明思宗即位,黄宗羲怀锥入京伸冤,审讯时,以锥击刺阉党党人许显纯,殴打崔应元。审讯阉党党人李实之时,又以锥刺李实。声名四起,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尝叹其为“忠臣孤子”。从父遗命,师事晚明儒学殿军刘宗周,得蕺山之学。又苦读史书,由明代《十三朝实录》开始,进而遍读“廿一史”。
   
   参与对阉党斗争,并成为“复社”领导人之一,与“几社”、“应社”等士人往来,曾参加抗清活动,南明弘光年间,阮大铖搜捕复社人士,指为东林党余孽,黄宗羲亦名列其中,被捕入狱。弘光朝覆灭,乃逃回家乡。
   
   黄宗羲曾一度东渡日本,全祖望提出黄宗羲东渡乞师,是要向日本求取援军,反抗清朝;梁启超则认为黄宗羲当时是为了躲避阮大铖的报复,才避居日本。
   
   清兵南下时,曾组织“世忠营”武装抵抗。后屡拒清廷征召,隐居著述讲学。康熙帝曾接连两次征召黄宗羲赴京应博学鸿儒试,均遭黄拒绝。康熙帝于是下令地方官员尽录黄宗羲著作。后康熙帝欲修《明史》,再次想起黄宗羲,曾邀黄赴京主持史局。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宗羲不入史局,而史局大事必咨之,其所辩论,史局常依之资笔削焉。”尽管如此,黄晚年并未拒绝与清朝官员的私人交往,不干涉子弟门人参与科举考试,在文章中也采用了顺治、康熙等清朝年号,对于康熙也偶有赞美之辞。同为抗清志士的吕留良等人,甚至一度怀疑黄已经变节,但黄宗羲的妥协使得其作品得以避开清朝文字狱,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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