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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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2019年度“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提名信

蔡楚注:王怡已获得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度“刘晓波写作勇气奖”》。

   
   
   
   被提名人姓名;王怡

   
   王怡简介:
   
   王怡(1973年6月-)出生于四川三台。基督徒,笔名“王书亚”,诗人、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
   
   曾任:宪政论衡网站主编。独立中文笔会理事。成都大学讲师。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在自由主义与中国宪政转型方面研究、写作。中国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长老和牧师。
   
   王怡曾先后主持“关天茶舍”和“世纪沙龙”两个中文网络有影响的思想论坛,在《书屋》、《东方》、《读书》、《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发表多篇论文与专栏,被北大法律信息网、世纪中国等各学术网站收入学者文集。
   
   提名理由:
   
   2018年12月9日,世界人权日前夜,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庭教会之一,秋雨之福圣约教会,被警方夜袭并取缔,一百多名信徒被抓走,由大伙集资购买的礼拜堂、神学院等教産被查封,旋即被非法强佔。而这个教会的创办人王怡、蒋蓉夫妇被双双指控,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王怡被捕并失踪至今,至2019年7月,据中国“民生观察网”透露,上周三,王怡的辩护人张培鸿律师到成都看守所,要求会见王怡,但值班人员以查无此人不让会见。张培鸿律师随后前往成都市检察院,与负责该案的检察官交涉。张培鸿从检察院得知,王怡案已经侦查终结,侦查材料已经移送检察院。王怡涉嫌两项罪名,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
   
   蔡咏梅说:“在我见过的人当中王怡大概是最勇敢无畏的人。他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因这条因言之罪的罪名中共判刑很重,刘晓波当年判刑11年,而且未能活著走出监狱。令人很为王怡夫妇担心,但从王怡被捕前的声明来看,他显然有心理准备,是甘心背负十字架,为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而接受牢狱之灾。”
   
   “极权专制统治人民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製造恐惧,抵抗强权就是要克服我们内心的恐惧。而王怡就是一个克服了恐惧的人。王怡被捕48小时后教会公佈了王怡一份信仰抗命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无论这个政权对我加以怎样的罪名,泼以怎样的髒水,只要这罪名指向我的信仰、写作、言论和传教行为,那不过都是魔鬼的谎言和试探。我将一概予以否认,服刑而不服法,伏法而不认罪。使我妻离子散,使我身败名裂,使我家破人亡,这些掌权者都可以做到。然而,使我放弃信仰,使我改变生命,使我从死裡复活,这些世上却无人能做到。”
   
   
   “王怡当时在中国是才华横溢,名满天下的青年宪政主义学者。读他的文章,没有人不佩服。据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慎之读了他的文章后非常欣赏,立即要朋友介绍认识王怡。”
   “王怡2005年参加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国际笔会年会所作的大会发言《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开放杂志老总金钟读后,不停讚歎是“大手笔之作”,然后在杂志上全文刊载。”
   “2013年独立中文笔会在城市大学举行颁奖礼,恰好他在香港参加教会活动,因此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见到他,我半开玩笑地说,他信基督教后,基督教多了有力的声音,但有关中国宪政方面的讨论少了一隻健笔,我们不信教的人非常怀念过去的王怡。对我这番略显冒犯的话,他听了也只是温和地笑一笑。”
   
   
   “因此王怡的无所畏惧,不是要逞什麽匹夫之勇,或表现什麽英雄主义。而是源于他内心精神的强大,是他对极权专制主义的极度鄙视和他对自由主义精神原则绝不打折扣的坚持。因此他的教会无论受到多大的高压,他个人面临什麽样的牢狱之灾,他都拒绝与强权妥协,要坚持他百分之一百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为此他愿意承受任何代价。”
   
   2018年10月28日,他布道:“这个国家正在发起一场对灵魂的战争,虽然这场战争的排名并不是最靠前,但这是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因为在新疆,在西藏,在上海,在北京,在成都,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在发起这场战争,但他们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永远不可能被关押,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永远不可能被降服、被征服的敌人,这就是人的灵魂、、、、、、所以他们注定要失去这场战争,注定要失败、、、、、、”
   
   接著他提到灵性生活,提到没有灵性的生活是如此没有尊严。他强调:“正因为灵性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正因为基督信仰是我们最不能失去的、宝贵的、甚至是我们这些罪人唯一拥有的财富,所以当这个国家要来夺走我们的唯一财富之际,求主让圣灵充满我们,阿门。求主让我们不但如此,还让我们用我们的受逼迫,向中国社会传达一个受逼迫的福音。让他们来拷问自己的灵魂价值几何?来拷问他们的可怜的、卑污的生活,在这样一个专制的、金钱的、绝对权力的统治下,尊严、体面、自由到底在那里?要么在耶稣基督里,要么根本没有尊严、、、、、、”
   
   王怡要坚持他百分之一百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以和平的方式,坚持在信仰上的抗命者。是坚持在中国大陆进行自由写作的作家。
   
   附王怡的两篇文章:
   

王怡: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


——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主席、来自各国笔会的女士、先生们:
   
   下午好。
   
   感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用我和我同胞的语言——中文,作这个特别发言。这是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16年来第一次重新回到国际笔会。16年来第一次,在来自全世界的写作者跟前,试图表达一个独立或争取独立的、一个自由或渴望自由的中国大陆作家群体,16年来在政治高压下坚持自由写作的声音。
   
   但我来到这里,不是因为鲜血已经淡去,不是因为政府已经在个人的语言、自由和尊严前面顺服。不是像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声称的那样,“六四”已经成为历史。不是。我来到这里,没有橄榄枝。更不表示一个自由作家、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与他政府之间的和解。
   
   我来到布勒格,代表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向大会表达敬意。尤其对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长期关注、救援我们被羁押的会员,及其他被羁押的中国大陆作家、记者和知识分子表达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我是为他们而来。为一部分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在政治压迫和特务统治的恐惧中坚持写作与表达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来。为至今不被允许发表任何一篇文字、也不被允许出国的刘晓波先生而来。我也为自己而来。在一个屠杀之后的年代,在一个强迫沉默、遗忘真相的,一个受苦不许记录,杀子不准母亲哭的年代,漫长的16 年。我们之所以提起笔,不是记录福音,而是写下哀歌。
   
   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念,为启蒙写作。我们甚至也没有足够的左拉式的愤怒,完成对政治专制和思想撒旦的控诉。但我们至少拒绝了犬儒。我们至少抵抗着知识分子的虚无感。我们为什么而写作?我们首先为各自的尊严写作。在一个全球化的当代,请诸位看,这是一群多么卑微的写作者。他们在接近人类最低的那个起点上开始写作。这个起点就是一个被损害者的尊严。就是活得像一个人,一个自由人。在我的国家,所谓作家,不过就是有能力通过文字、通过写作使自己活得不像狗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从 1979年开始主编一份民间文学刊物《野草》,直到2004年因某期杂志被抄家。他在接受国外文学研究者采访时,拒绝透露刊物同仁们的真实姓名。他谈到一个“以笔名行世”的概念。数十年来,他以笔名和朋友和世人相交。他的真名在肉身的世界中反而不显。他的真名,几乎只留在政府颁发的各种证件、各种隐密的档案中,只留在那些被专制权力辖制的领域。换句话说,当他以真名出现的时候,他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人质。他的笔也不是笔,而是一副镣铐。
   
   笔名是什么,笔名就是自我的命名。除了躲避政治危险之外,笔名是卑微者抵抗肉身世界中的屈辱,使自己活在另一个国度的护照。在一个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制度下,笔名是他唯一与灵魂同在的名字。对我来说,写作使我的真实姓名成为另一个名字,一个符号相同但价值迥异的笔名,一个不被我的政府压迫的、属灵的名字。对我这位朋友来说,他选择以另一个名字行在世上,意味着他至少有一部分是高贵的,是未曾屈服在政治权力的压制下的。是不由这个世界统治的。
   
   就这一部分而言,我和他同在。我们也和你们同在。我们与你们的相似,胜过了我们与我们的统治者的相似。这也是我来到布勒格的原因。我来到这里,为了那些和我一样的写作者寻求理解、帮助和见证。我来到这里,为了捍卫、表达和赞美我们生命中相似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使我们成为作家。使我们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肉身上归属于另一个共同体。在我眼里,这个共同体的价值,高于我身处的那个政治共同体。就像上帝之城,高于任何人间的政权。
   
   不错。写作。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就是一个人质拯救计划。写作,就等于尊严,等于自由。甚至,几乎就等于信仰本身。但我们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即使在专制者面前,我们拥有如此骄傲的道义上的勇敢和正义。16年了,56年了,两千年了,我们自己也不能拯救自己。我们的拯救,最终依靠那个更高的共同体,依靠我们和你们之间称为作家、称为知识分子、称为自由个体的,那个共同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一部分意味着一种普世的价值。意味着自由和想象力的根源。我个人把这一根源称之为上帝。
   
   但我来到欧洲,来到布勒格,发现我来到的似乎是另一个世界。我来到的的确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普遍价值被消解、世俗国家却被抬高,学院鼎盛但知识分子却开始消亡、疲软和失语的世界。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看到自由世界充满了各种零乱的、婴儿式的、撒娇的写作立场。知识分子失去了抵御政治的力量,写作就在本质上沦为一种消费。写作中的尊严就不过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日用品。写作中的批判就不过是灵魂上的维他命。当年曾参与声援“雷德福斯案件”的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他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描述了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各种“现实主义激情”,这种激情使知识分子们依附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下,从而背叛了知识分子的理想。
   
   在我看来,这样的背叛一直在持续。今天,从萨义德到昆德拉。各种貌似后现代的、声称拒绝政治的、所谓纯粹的、当下的、睿智的、或非普遍的写作与理论姿态,不过是对自己无力感的辩解,这些辩解对那些身在专制国家的、活在中世纪的写作者是一种残忍和遗忘。对普遍价值的拒绝,造成一种貌似独立的姿态,其实不过使作家们更深的依附在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话语之下。以往,作家对政治的批判出自一种内在的骄傲。现在,骄傲常常却被撒娇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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