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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为何趁疫打劫

谢选骏:暴君为何趁疫打劫
   
   《各国强力抗疫中的权力滥用引忧虑》(BBC 2020年4月15日)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多国政府推出強制措施,包括封锁城市、关闭边境和隔离。 高科技行踪监控技术也因疫情在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大行其道,致人身自由和个人隐私大打折扣。封城、锁国、宵禁、隔离,此时此刻正在世界各国上演,这场疫情似乎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焦虑的民众对过去遭到唾弃的侵权行径多了几分容忍, 甚至乐见其成。

   
   台湾法律科普网站《法律白话文》编辑刘珞亦向BBC中文解释说,无论处在威权还是民主体制下,因对大型灾难的恐惧,人们就会希望政府扩张权力给民众更多保护。“因此,社会普遍赞同在非常时期就应该采取非常手段。”但针对疫情中通过科技追踪掌握民众行踪的做法,人权组织Top10VPN负责人塞缪尔·伍德汉姆(Samuel Woodhams)警告说, “尽管有些看来完全合法,对于公民隐私和言论自由已造成威胁。”
   
   “硬核”抗疫手段备受称赞——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政府因“封城”和“禁足”等所谓硬核措施遭到广泛抨击,但随着其境内疫情逐渐受到控制,“中国式”防疫模式为多国频频效仿。在强调自由民主的台湾,为防止病毒传播入境,当局下令,禁止高中以下的师生出境,引发违反宪法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质疑。台湾警方通过手机监控居家检疫者,在一般情况下都会被谴责,但却因遏制检疫者违规有效,加上台湾防疫有佳,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同样,新加坡及韩国采用的“侵入式”的监控体系,也因成功抑制疫情及传播而受称赞。
   
   《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指出,许多国家通过手机监控国民,以防止疫情扩散,并引用Top10VPN的调查称,包括台湾、韩国、伊朗、美国、以色列都在不同程度上,搜集人民手机数据并更广泛地研究人们的行动,甚至有国家提供个人移动信息。
   
   日本4月8日宣布紧急状态,将赋予地方政府强制征用物资及土地。3月中,日本国会针对“紧急状态”修法,允许采取更强硬的防疫措施,被媒体解读是首相安倍晋三为未来修宪扩权铺路。也有政府疑似利用疫情镇压异见人士,泰国3月底进入紧急状态,赋予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包括打击网络社群谣言,必要时甚至可关闭媒体。
   
   被《纽约时报》称为“民主制度摇摇欲坠”的匈牙利,日前通过紧急法案赋予总理极大权力,政府可以绕过国会颁布法令,对任何反对声音也能进行打压。另外,该报道也称,美国司法部要求国会赋予其更多权力,包括取消对寻求庇护者的法律保护,及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禁民众。北非国家摩洛哥逮捕违规者的行动受网友的肯定。
   
   更有甚者,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4月2日下令,违反封城措施、置军警生命于险境的人,就直接枪杀。当地媒体报道,4天后,当地一名63岁的男子,在检查哨站音后被警方要求戴上口罩时,企图袭击警察,遭到射杀死亡。
   
   
   菲律宾疫情严重,总统杜特尔特下令警察及军队可枪杀违反隔离措施的人。图片版权 GETTY
   Image caption
   菲律宾疫情严重,总统杜特尔特下令警察及军队可枪杀违反隔离措施的人。
   
   防疫也要防滥权
   
   政府扩张权力以控制疫情,似乎已成为人们普遍能接受的“社会规范”。
   
   不过,法律界及人权组织担忧,在民主成熟度不足的国家,这种普遍的容忍会无限放大政府的权力。而独裁和威权政府,则可能以防疫为借口加紧为自己赋权,疫情过后仍不放弃,而使管控言论及监控人民等非常时期所实施的措施,成为“新常态”。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亚洲事务副主任罗伯森(Phil Robertson)举例,柬埔寨首相洪森及泰国总理巴育已经明确表明要迫使人们服从他们。罗伯森向BBC中文表示,他担忧:“疫情结束后,他们可能不会放弃现在所拥有的权力。”洪森自1985年开始统治柬埔寨,至今已有30多年,长期被外界视为独裁、威权领袖。他曾表示,若疫情扩散柬埔寨可能进入紧急状态。3月26日泰国军方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局有权实施宵禁、禁止国内旅游及关闭媒体等。
   
   中国新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散,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出现大量有关疫情的短片。有人因未有佩戴口罩被捕,有人因为发布有关疫情的讯息而被相关部门上门训示,亦有警察将怀疑染病的人锁在家中。人权观察3月24日曾经批评柬埔寨政府利用疫情,监禁反对派活动人士,以及其他对疫情和政府相应行动表示关切的民众。对此政府发言人派西潘(Phay Siphan)证实部分逮捕行动,但驳斥相关指控,表示其他地方也采取类似行动对抗有关疫情假消息的散播。泰国《曼谷邮报》撰文担忧紧急命令会削弱言论自由。其专栏作者苏拉萨(Surasak Glahan)撰文指出,紧急命令原该是阻止疫情扩散的强力手段,但该命令常被执政当局滥用,以控制言论自由和资讯流通。刘珞亦指出,一般情况下,民主国家必须依法行政,任何事情都要有法有据,但因传染病千变万变,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无法解决,通常会宣布“紧急命令”或“紧急状态”。他说,不论独裁政权,民主社会政府都不能为所欲为。 “政府扩张权力是在既有的民主体制下,通过相关法案如紧急命令等换取人民安全,但不能无限上纲,必须因应新的状况有所调整,”他说。刘珞亦解释道,很多人在这灾难发生时希望政府强硬,“不过,一个民主国家的主权在民,并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需要守住这一点,国家控制疫情的责任在每个人身上,人人都需要配合防疫,若仅冀望政府扩权,是在逃避责任。”
   
   罗伯森对BBC中文说:“亚洲政府急于扩张权力时,并未认识到,取得人民合作意愿,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以台湾为例,刘珞亦阐述了监督的重要性。他指出,台湾政府的确因为疫情而依法扩权,但不太可能走向独裁,这是因为行政单位颁布措施会有立法院的监督,媒体、人民都会检视,最终甚至可以申请大法官释宪。“民间力量很强大,台湾政府也会看风向、看民意制定政策,”他说。台湾人权促进会在评论网站《思想坦克》发表文章,要求政府的防疫政策亦应兼顾法律与人权。该评论写道:“既是长期抗战,反复检讨现有手段是否合法、必要,并努力厘清、健全法治,减低各方利害关系人的触法及人权侵害风险,方是民主国家防疫的正轨。”
   
   防疫与言论自由——相对于民主社会的防疫措施,中国的所作所为更趋强硬、有效,受到多国追捧,但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罗伯森指出,中共独裁体制在疫情发生时掩盖事实,反应缓慢。“如今,在疫情资讯透明度仍存有疑问的同时,宣告成功控制疫情,是否是在推卸责任及逃避国际批评的策略。”
   
   《南华早报》曾报道,中国早在去年11月中就得知湖北出现第一个确诊案例,随后每天都有新增病例。BBC驻上海记者白洛宾(Robin Brant)指出,中国去年12月爆发疫情,初期隐瞒疫情的存在、规模和严重性。数周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武汉视察时,日本共同社引述一名当地医师称当局要求他们不要通报新增病例。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玮昂(Cedric Alviani)对BBC中文表示,中国政府借疫情控制人民的言论自由,突出其疫情控制良好的形象,但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为何。他说:“驻中国记者取得资讯日趋困难,中国政府发布的讯息是随他们喜好,根本没人能确定有关疫情的数字是正确的。”艾玮昂对BBC中文说:“政府控制网路言论,在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下,人们也难知道实况,无法彼此交流预防疫情的措施。”
   
   3月,加拿大多伦多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曾公布调查指出,微信封锁一些有关新冠疫情的关键词及对习近平的批评字眼。虽然中国审查网路言论已经行之有年,但这份报告称,中国官员承认疫情严重的前几周,中国就已经对疫情言论进行审查。
   
   今年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直播采访时,首次对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公开回应。他表示,因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传染病,根据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周先旺说。周先旺的这段话,是外界指责武汉当局疫情爆发初期存在瞒报行为后,首度有政府官员承认问题存在。但显而易见的是,他认为武汉政府不该,或至少不应独立承担该责任。
   
   3月10日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人物》杂志,发布3月刊文章《发哨子的人》,主角是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回顾她从疫情之初,一路的经历与感受,但文章发出后不久便遭删除。中共高强度的舆论管制之下,这次删帖遭遇了始料不及的反作用,中国网民像接龙一样,用各种版本让文章一次次起死回生,与背后强大的审查较力。艾玮昂强调,专制政府为了防止人民恐慌,维持社会稳定而会隐匿真实资讯,但这将适得其反。并指出,与中国大陆一海之隔的台湾实行民主制度,防疫有成是因为政府赢得人民信赖,台湾人相信政府公布的资讯,才愿意遵守政府颁布的措施。
   
   今年2月,中国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数都呈下降趋势。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对中国采取的防疫抗疫措施多次表示赞赏,其中包括夸奖中国采取了 “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但就在中国国内对这些赞扬自豪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督导抗疫时,遭遇居民隔窗高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抗议当局的一些恶劣行为包括通过社区组织向居民兜售高价蔬菜。随后官方媒体称,孙春兰立即要求省市领导立即调查。刘珞亦说:“中国很看似有效率,但数据、政策和监督机制都看不到,威权到底有没有效,我打上大问号。” 台湾政治评论员金恒炜在媒体发表文章表示,抗疫时,民主国家的社会韧带在”信任“,极权国家只讲强权。 罗伯森也持同样看法,防疫获得人民的支持,比以强权方式要求人民配合更有用,人民也比较愿意合作; 与此同时,政府必须提供正确的信息,而且要公开透明,但他说:“上述几项,中国都做得不好。”
   
   谢选骏指出:按照古典的定义,所有未经直接民选的非传统(非传统君主)的统治者,都是暴君。那么,暴君为何趁疫打劫呢?我认为,暴君趁疫打劫和盗匪趁火打劫是一个道理,就是利用公众的脆弱、恐惧、歇斯底里,而趁机扩大自己的非法利益。这是一种动物性,所有的野兽也是如此。此外还要考虑到,瘟疫流行也使野兽、盗匪、统治者自己也充满焦虑和歇斯底里,从而强化了它们残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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