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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的作者似懂非懂我的《全球政府》了

谢选骏:《人类简史》的作者似懂非懂我的《全球政府》了
   
   《人类简史作者:疫情过后,全球将活在另一个世界》(自由亚洲 2020-04-06)报道:
   
   新冠肺炎下,全球有不少国家均以不同的科技方式防疫,对国民进行监控。不过有国际著名历史学者于《金融时报》撰文,形容疫情过后全球将生活在另一世界中,并指出紧急措施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忧虑监控常态化,认为这是“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权之间的选择”。

   
   为了控制新冠肺炎蔓延,各国都正采用不同的方式监察或追踪一些怀疑确诊者、检疫人士等。例如在香港,从政府公布数字显示,由2月头至3月中已超过5万人接受强制家居检疫,一些检疫人士需要戴监测手环、并用手机应用程式配合电子手环,透过人工智能(AI)及大数据分析各种讯号变化,进一步核实接受检疫的人是否身处家中。
   
   而在中国,多个省市都动用了人脸辨识相机系统、监视器及监控无人机来侦测隔离者的动向。另外印度就根据手机GPS系统追踪确诊患者与密切接触者的轨迹。一些西方国家亦关注到以科技防疫的方式,亦正在评估仿效,试图利用手机即时定位资料,追踪确诊者的动向,希望防疫工作更有效。
   
   不过在防疫的同时,亦引起隐私保护的问题,开始有人讨论,就算疫情结束,这些紧急措施他日会否成为政府进一步监控人民的藉口,有学者就提出了相关的观点。曾撰写著作《人类简史》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上月末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形容全球面对新冠肺炎下,各国政府未来几周所提出的决策,除了影响医疗系统,还将影响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并指“风暴将过去,人类将继续存在,我们大多数人仍将活着,但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尤瓦尔.赫拉利续解释,现在许多短期的紧急措施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为了控制疫情,一些政府通过严密监视人们的智能手机,使用数以百万计的面部识别摄像头,并迫使人们检查并报告其体温和医疗状况。例如以色列部署监视技术以追踪冠状病毒患者,而该技术通常用于与恐怖分子作战,不过即使议会拒绝该措施但以色列总理则以“紧急命令”的方式实行。一些以往需要花费数年时间进行审议的决定,现在几小时内即可通过,尤瓦尔.赫拉利相信这会加快了历史进程。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新冠肺炎可能将是人类监控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仅可以令至今拒绝使用大规模监视工具的国家,出现监控正常化,更重要的是监控从“皮肤上”急剧转变为“皮肤下”,例如在生物识别监控下,透过监视体温、血压和心率变化等同时亦可知道一个人的情绪。尤瓦尔.赫拉利续指,临时措施有持久保持下去的巨大惯性,尤其考虑到新的紧急状态可能会再次出现。他强调现在于紧急情况下,的确要利用这些新技术抗疫,但同时要建立人们对科学、公共当局和媒体的信任,而不是建立一个监督制度。这是“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权之间的选择”。
   
   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他谈到疫情结束后,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以及对目前各国没有统一行动的计划,反而各自为战、竞相关闭边境的担忧。这篇文章非常发人深省,强烈推荐。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人类简史》的作者
   
   人类现在正面临全球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
   
   各国政府在未来几周内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在未来数年内改变世界。它们不仅将影响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还将影响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我们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但还应考虑到这些行动的长期后果。在不同方案之间做选择时,我们不仅要问自己,如何克服眼前的威胁,而且还要问问自己,风暴过后我们将居住在什么样的世界上。
   
   是的,风暴将过去,人类将继续存在,我们大多数人仍将活着,但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许多短期的紧急措施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紧急措施的性质,它们加快了历史进程。通常情况下,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进行审议的决定,现在几小时内即可通过。不成熟甚至危险的技术投入使用,因为不采取任何行动的风险更大。整个国家都在大型社会实验中充当豚鼠。
   
   每个人都在家工作,并且仅远程交流时会发生什么?整个学校和大学都上网时会发生什么?通常情况下,政府、企业和学校永远不会同意进行此类实验。但现在不是正常时期。
   
   在危机时刻,我们面临两个特别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在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权之间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是在民族主义孤立与全球团结之间的选择。
   
   皮下监视——为了遏制这种流行病,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某些准则。有两种主要方法可以实现此目的。一种方法是政府监视人民,并惩罚违反规则的人。如今,人类历史上首次,技术可以一直监控每个人。五十年前,克格勃无法每天24小时追踪2.4亿苏联公民,也不可能有效处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克格勃依靠人类特工和分析师,不可能跟踪每个公民。但是现在,政府可以依靠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强大的算法,实现这个目标。
   
   在与冠状病毒的斗争中,一些政府已经部署了新的监视工具。通过严密监视人们的智能手机,使用数以百万计的面部识别摄像头,并迫使人们检查并报告其体温和医疗状况。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最近授权以色列安全局,部署监视技术以追踪冠状病毒患者,该技术通常用于与恐怖分子作战。当议会拒绝批准该措施时,内塔尼亚胡提出了一项"紧急命令"。
   
   你可能会争辩说,这些并没有新意。近年来,政府和公司都在使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来跟踪、监视和操纵人员。但是,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现在的这种流行病可能将是人类监控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仅因为它可以使迄今为止拒绝使用大规模监视工具的国家,出现监控正常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表明监控从"皮肤上"急剧转变为"皮肤下"。以前,当你的手指触摸智能手机的屏幕并单击链接时,政府想知道你的手指到底在单击什么。但是对于冠状病毒,政府关注的重点已经转移,现在政府希望知道你的手指的温度及其皮肤下的血压。
   
   紧急布丁——监控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十年前的科幻小说如今已成为日常新闻。作为一项思想实验,请考虑一个假设的政府,该政府要求每个公民每天都要佩戴生物特征识别手环,以监测24小时的体温和心率。所得数据通过政府算法进行存储和分析。这些算法甚至会在症状出现之前就知道你生病了,并且他们还将知道你去过哪里以及遇到了谁。感染链可以大大缩短,甚至完全切断。可以说,这样的系统可以在几天之内停止流行病的蔓延。听起来很棒,对吧?
   
   缺点当然是,这种恐怖的新监视系统一旦具有合法性的后果。例如,如果你知道我单击的是 Fox News 的链接而不是 CNN 的链接,则可以提示你一些有关我的政治观点甚至个性的信息。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我观看视频时监视我的体温、血压和心率变化,则可以了解使我发笑、使我哭泣以及使我真正非常生气的原因。
   
   重要的是要记住,愤怒、喜悦、无聊和爱是生物现象,就像发烧和咳嗽一样。识别咳嗽的相同技术也可以识别发笑。如果公司和政府开始大量收集我们的生物识别数据,他们将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那么他们不仅可以预测我们的感受,还可以操纵我们的感受,并向我们出售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从产品到政治观点。生物识别监控将使Cambridge Analytica 公司的数据黑客策略看起来像石器时代。想象一下2030年的朝鲜,那时每个公民都必须每天24小时佩戴生物识别手环。如果您听取了伟大领袖的演讲,而手环发现你有愤怒的迹象,那么你就完蛋了。
   
   当然,政府可以将生物特征识别,作为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施。一旦紧急情况结束,这些措施就会取消。但是,临时措施有持久保持下去的巨大惯性,尤其考虑到新的紧急状态可能会再次出现。例如,我的祖国以色列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期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通过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从新闻审查、没收土地到制作布丁的特殊规定(我没骗你)。独立战争早就赢得了胜利,但以色列从未宣布过结束紧急状态,并且也没有废除了1948年的许多"临时"措施(紧急布丁法令倒是于2011年被废除)。
   
   即使在冠状病毒的感染者降至零的情况下,一些渴望获取公民数据的政府也可能会说,由于害怕第二次冠状病毒流行,或者因为中部非洲正在出现新的埃博拉病毒,他们需要保持生物特征监测系统继续运行。因为……你懂的。近年来,在我们的隐私问题上,一场激烈的战斗一直在进行。冠状病毒危机可能是这场战斗的转折点。因为当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健康。
   
   肥皂警察——实际上,要求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选择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受隐私和健康。我们可以选择保护我们的健康的同时,阻止冠状病毒流行,而不是通过建立极权主义的监视制度,我们也可以选择增强公民的权力。最近几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精心实施了一些最成功的遏制冠状病毒流行的措施,它们虽然使用了跟踪应用程序,但更多地依赖于广泛的测试、诚实的报告以及有见识的公众的自愿合作。
   
   集中监控和严厉惩罚并不是使人们遵守有益规则的唯一方法。当人们被告知科学事实,并且人们信任公共当局告诉他们这些事实时,即使没有"老大哥"看着他们的肩膀,公民也可以做正确的事情。一个有上进心和知识渊博的人群通常比受过训练的无知人群要强大得多。
   
   肥皂洗手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人类卫生学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这个简单的动作每年可以挽救数百万的生命。虽然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直到19世纪,科学家才发现用肥皂洗手的重要性。以前,即使是医生和护士,也无需洗手就从一台外科手术转到另一台外科手术。今天,数十亿人每天洗手,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警察正在监控,而是因为他们了解事实。我用肥皂洗手是因为我听说过病毒和细菌,我知道这些微小的生物会引起疾病,并且我知道肥皂可以清除它们。但是要达到这种合规与合作水平,你需要信任。人们需要信任科学、信任公共权威以及信任媒体。在过去的几年中,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故意破坏了对科学、公共当局和媒体的信任。现在,这些同样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可能会倾向于走专制主义的道路,争辩说我们不能信任公众会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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