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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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制度溃败于全球化过程

   谢选骏:美国联邦制度溃败于全球化过程
   
   《美学者顶级期刊批评美国:联邦错失抗疫时机,表现堪比意大利》(综合新闻 2020/04/04)报道:
   
   美国在一周之前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最多的国家,目前也是唯一一个确诊超过20万的国家,最新数据则已超过24万。而如此大规模的疫情蔓延只用了74天时间。


   
   当地时间4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Michelle M. Mello和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系副教授Rebecca L. Haffajee联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在线发表观点文章“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 — The U.S. Response to Covid-19”。她们在文中明确表示:新冠肺炎COVID-19已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主要弱点。
   
   值得一提的是,Mello是健康卫生法学领域的领袖学者,其研究重点是了解法律和法规对卫生保健提供和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由于其在研究领域的贡献,Mello在40岁时就入选美国国家医学院。
   
   两位作者提到,新冠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能有效地跨越边界,并威胁美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疫情在美国各地的流行程度各不相同,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但总体而言美国的新冠病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因此,强有力、果断的国家行动势在必行。然而,“美国联邦政府的反应慢得令人担忧,对该病毒的性质和应对措施都混淆不清。”作者们在文中指出,各州和地方一直处于应对疫情的前方,但他们并没有统一行使公共卫生权力。由于基于科学的社会距离和有针对性的隔离措施只有在病毒传播的每一个地方都实施才能成功,因此缺乏跨行政区的协调合作已经付出了生命代价,未来还将继续付出这样的代价。文中指出,美国的宪法将公共卫生的主要责任赋予各州,授权给各市和县。联邦政府的普通公共卫生法律权力较为有限,重点放在预防疾病的州际或国际传播的必要措施上。
   
   然而,在非常时期,各州和联邦政府可以启动紧急权力,以扩大其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公民生命和健康的能力。截至2020年3月27日,所有50个州、数十个地方和联邦政府都宣布了COVID-19紧急状态。由此产生的行政权力是广泛的,它们的范围从停止商业活动到限制行动自由,到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征用财产。
   
   作者们提到,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紧急法律框架的主要担忧是,它给予官员们太多的自由裁量权,而对糟糕的决策却很少进行审查。通常,人们担心的是,官员们为响应公众要求会采取不适当的强制措施。例如,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暴发期间,新泽西州州长下令一名从塞拉利昂返回的护士接受隔离,尽管她的病例并不符合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指导方针。“今天,我们发现处于相反的情况:联邦政府做得太少。”作者们在文中指出,或许是由于联邦政府官员对这一威胁的严重性在早期发表了误导性的声明,公众意见也一直在权衡利弊,不愿采取会给家庭和企业带来困难的措施。股市暴跌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要求投资者保持冷静,避免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由此产生的联邦政府的反应意味着:通过迅速、统一的国家行动遏制COVID-19的宝贵时机已经丧失,这种情况和意大利类似。截至4月1日,距离美国首次报告COVID-19病例已经过去了72天,33个州和数十个地方发布了“在家办公”的命令,还有少数几个州简单要求非必要的企业关闭,但有些命令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许多司法管辖区继续允许普遍不遵守CDC发布的社会距离建议(例如不得举行超过10人的聚会),作者们提到,“拥挤的春假海滩、自由旅行、开放学校和托儿所、销售不必要商品的繁忙商店、年轻人中的体育活动、孩子们还在公园聚集,这些都是证明。”
   
   两位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这就是联邦制的阴暗面,它鼓励对流行病采取敷衍应对。美国的做法与韩国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国通过迅速实施中央集权的国家战略,防止了社区间的广泛传播。而美国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联邦领导来指导统一的应对措施,“很快就实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预测,即它将成为COVID-19疫情的新震中。”
   
   那么,美国政府还能做些什么来促进统一的应对措施?作者们认为,“很明显,美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发布白宫和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因为自愿遵守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接管所有公共卫生命令将与美国的联邦体制不协调,但还有其他选择。”她们的建议包括:白宫必须扭转其过早减弱现有解决措施的做法,同时应该让州长尽其所能减轻疾病的影响和传播,包括强制执行居家命令、关闭学校,及获得足够的医疗用品和新冠检测;行政部门应召集州长和州公共卫生主任,并敦促他们就一套协调一致的社区缓解干预措施和时间表达成共识;国会利用其支出权利,进一步鼓励各州遵循统一的社区缓解方案,其中包括有效执行公共卫生命令的措施;国会利用其州际贸易权力来监管那些影响新冠病毒跨州传播的经济活动。
   
   作者们在文章中也再次强调,联邦政府和美国CDC应该更有作为。包括政府放弃一些医疗监管要求以促进获得及时批准,让实验室开发的检测试剂盒更容易被投入使用,进一步允许私营企业生产所需物资等。最后,CDC可以对已知接触或出现COVID-19症状的人实施跨州旅行限制。她们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在紧急情况下学习是困难的,但COVID-19疫情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已经很清楚了,当流行病学家警告说一种病原体具有大流行的潜力时,高举地方自由旗帜的时候就结束了。而国家在流行病应对方面的领导作用只有在基于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今后对‘COVID-19’的反应不仅要全国性的,而且要理性的。”
   
   谢选骏指出:美国联邦制度形成于将近三百年前的十八世纪,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联邦制度,甚至已经没有能力选出一个多数总统了,例如,2001年上台的小布什和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都是依赖少数选票上台执政的——由于他们无法代表并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左支右绌,吃相难看,并且迅速带领美国溃败于全球化过程。小布什和特朗普虽属共和党并代表美国的传统,但他们的失败比可疑的奥巴马更为显著和彻底——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小布什和特朗普的失败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及其团伙,而是代表了“美国联邦制度溃败于全球化过程”。
(2020/04/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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