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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僵尸门——天安门最好还是成为垃圾桶

谢选骏:北京的僵尸门——天安门最好还是成为垃圾桶
   
   网文《天安门广场断代史》(舒可文 2006年第11期三联生活周刊)报道:
   
   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决定了它在中国人情感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得到的广泛认同,不是来自建筑艺术上的意义,而是百年风雨中浸染出的政治象征。2006年年底,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就要破壳而出了,而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方案仍在修改中。无论是面向传统还是现代,心脏部位的这两座文化纪念碑的竖立,正悄然改变着天安门广场的民族想象和日常体验。

   
   1949年2月,沈勃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受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才清理了垃圾。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京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北京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给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然后就是讨论北京的中心放在什么地方。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沈勃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各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天安门广场当时还是一个面临着层层宫宇、重重宫殿,540米长的丁字型广场,曾以其纵长深远的封闭空间向世人显示皇权的威严神圣,也曾是朝廷礼法所系之地。辛亥革命后,百臣上朝的场面消失了。《北平都市计划设计资料》记载: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督办市政公所,他不顾当时物议,开放旧京宫苑为公园,兴建交通,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之一是,1913年将广场两侧的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园内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用的都是千步廊的木料。举措之二,1915年拆除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4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之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出了南长街门洞和南池子门洞,后来又打开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两旁的红墙,并拆掉了三座门的门扇。这一系列改造不仅方便了北京城东西的交通,并且也在物理形貌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平民从此可以进入和穿越这个封闭的广场。
   
   正因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第一次改造,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
   
   广场的禁锢瓦解了,混乱随之开始。尤其是1928年北伐成功,首都南迁,北平市政府替代了京都北洋政府之后,《北平都市计划设计资料》记:市政进行尚未顺利,又以市长屡次易人,故市政范围无发展可记。1935年日寇猖獗,当局苦于支撑残局,市政方面更无所作为。1937年后,日本人占领北京,到1939年时,北京的日本人已增加到4万多人。日本人为了回避混居造成的摩擦,开始编制北京都市规划,这个规划以佛香阁为轴心的南北向100米宽的兴亚大路为城市新轴线,与出复兴门的长安街延长线为新区的主干道,重新设立了一个新城中心。该规划从1939年开始实施。1948年北平工务局所编资料上写道:“这个规划的实施,旧城完全不顾,……使北平旧城区沦为死市。8年间,北京积存垃圾160万吨。”1945年后,国民党北平市长何士源的市政规划基本沿用日本人的思路。天安门广场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就凋敝成了沈勃上任时所看到的情景。从天安门广场的处境中,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国家的状况,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了荒凉的野地。
   
   天安门广场对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从大清门穿越广场举行阅兵游行,天安门广场被当成了入侵者屯兵耀武之地,中国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屈辱时刻。《庚子记事》记:从此,“东交民巷一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土木,修盖兵房使馆……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因此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才到这里集会庆祝以雪前耻。1919年5月4日,几个月前刚刚在广场听了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先生庆祝胜利讲演的学生,再次来到广场,开始示威游行。由此开始的科学民主启蒙运动被作为中国命运的一个新的起点,而它的爆发点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再次欺侮,进而是民族独立、反封建主义观念的一步步深入。
   
   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决定了它在中国人情感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得到的广泛认同,不是来自建筑艺术上的意义,而是百年风雨中浸染出的政治象征。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后,北京都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董光器先生介绍说:“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干,他把旗杆定在南北中轴线与丁字型广场南墙东西相连的交接点上。因为时间仓促,也没有很多方案来比较,旗杆也就是用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起来的。本来设计的旗杆高度是35米,与天安门等高,但焊接完后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汇报之后,指挥部决定就这么高了,没时间再改了。竖起旗杆后他发现,旗杆与天安门之间将来要过游行队伍的宽度不够了,需要挪动华表和石狮子的位置,这就与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建筑界泰斗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动地保护故宫一砖一瓦。他就查阅《自然辩证法》,以恩格斯关于解析几何坐标中0的地位的观点,解决旗杆与周围建筑物的关系。”陈干曾撰文说:“从把旗杆的位置定下来的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也就要从这一点和这一天开始;随之而来的,就将是整个北京城的改造和新中国首都在亚洲大地的崛起。”旗杆是新中国坐标中0的位置,华表和石狮子必须随它而移动。这在当时是必然的。
   
   10月1日之前,装修了天安门,在御河桥两边搭建了临时的观礼台,沈勃说,“那时就是个架子,都构不成颜色”。9月30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和会议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10月1日下午15点钟,天安门广场30万人听到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毛泽东在10天前的9月21日政治协商会上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他对诸位先生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的工作将表明:“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谈及从鸦片战争失败,中国人就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可是,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他曾回忆他崇拜过的英雄康有为,康有为写过《大同书》,但是,毛泽东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大同的路”,而在这之前五四运动的学生对孙中山说过类似的话:“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做彻底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以及当时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平民都把新中国成立看作是民族革命的胜利,而不是一般的政权更迭,所以鸦片战争被作为这个革命的起点。在访问参与新中国北京规划的规划师、建筑师时,他们都认同这一点,后来任10周年国庆工程五人领导小组成员的刘小石是开国大典的游行一员,当时还是清华大学梁思成的学生,他说,“梁思成也参加了大典,他看见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不住地流泪”。
   
   毛主席纪念堂兴建是天安门广场第三次重要改建。
   
   在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这处明代建筑,形制与长安左门与右门相仿,位于天安门原“T”型广场南端,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中华民国起称“中华门”,故有“国门”之称。中华门被拆除后,其址成为广场南部的绿地——一大片从外地移植过来的成熟松树林。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决定。6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3万平方米的二层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位置上,松树林被再次移植到其他地方。
   
   第三次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形成了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作辐射状的整个建筑群,人民广场作为新城市中心的地位更被突显出来。
   
   天安门广场的“收”“放”之争——国庆10周年,天安门广场扩建后,对广场的进一步规划仍在不断地被讨论。主要针对广场南部的不同处理,包括广场南部建筑性质、建筑平面布局、立体轮廓、正阳门的拆与留及广场的交通处理等方面。
   
   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在1960年和1964年两次组织北京和外省市建筑专家共同研究探讨这些问题。参加过北京整体规划的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说,探讨焦点最后集中到了“收”和“放”上。“‘放’,是针对广场上已经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南面未来的建筑位置和布局方式;所谓‘收’,是使未来建筑凸出于已有的两大建筑,使广场南部形成封口”,“但是直到1976年,‘收’‘放’之争一直没有定论”。
   
   张敬淦说,毛泽东去世后,中央最终选定纪念堂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北部是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纪念堂于是只能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部。这样,加入这个因素考虑,广场必须仍然根据195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审定的规划向南扩建,即将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路向南打通”,“这种建筑布局,也解决了争论多年的‘收’、‘放’问题”。因为毛主席纪念堂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中间,为此修缮了正阳门,同时将广场东西侧向南一直通向前门东西大街,广场的区域就向南一直延伸到了正阳门城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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