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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应该由中产阶级领导——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

   谢选骏:小康社会应该由中产阶级领导——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
   
   《郑永年:中国建设小康社会需做大中产阶级》(2015年03月13日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报道: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3月13日电(记者吴婷婷 左昊畅)“‘四个全面’是互相关联的、一环套一环的。这既是目标,又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手段的工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一定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这种方式,从改革中找红利。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现在中国各方面都在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那么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您如何解读这“四个全面”?
   
   郑永年:我个人理解,这“四个全面”就是从要实现的目标,到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举措,这样一个序列。
   
   第一个全面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认为这是十七大、十八大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所要达到的目标,同时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现在的问题就是中产阶层太小,还没有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任何一个社会要稳定,要可持续发展,中产阶层就要做大。小康社会的概念,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产阶层或者中产阶级观,就是使得大部分人富裕起来,使中国更多的人能享受到中国发展的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另一方面,小康社会不仅仅是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更是经济上可持续的问题。前些年我们都在讨论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到了现在的人均GDP达到约7000美元的中等收入社会。而要达到把中国从一个中等收入社会提升到高收入社会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十年、十五年的时间保证6%至7%的增长,这段时间是尤其关键的,否则中国将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从东亚的历史经验看,要么是早些年的日本和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顺利从中等社会提升到高收入社会,要么就是已经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因此,摆在中国人前面的场景非常清楚,我们必须要进入小康社会,把中产阶层做大。
   
   那么要做大中产阶级就需要通过改革,也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即第二个全面达到这个目标。近年来,中央层面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家从架构上来看,目标已经有了,也有了一个战略举措。
   
   第三个全面,“全面依法治国”就更为清楚。依法治国既是中国制度建设的目标,同时它也是一个手段,就是如何深化改革。我觉得深化改革主要通过依法治国的手段来做,而依法治国的手段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所强调的——关键的少数人。
   
   所以,这就牵涉到了第四个全面,“全面从严治党”。因为无论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成功,“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关键的少数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当然我们现在不太强调“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但是先锋队这个本质是要强调的,先锋队就是关键的少数人,就是党内的这些精英。如果精英不能依法治国,法治不能适用于关键的少数人,不能适用于精英,不能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体的话,那么中国的法治社会就很难建设起来。如果法治不能适用于精英,又会出现法不责众的情况。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最近我们一直在提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个概念,而且也多次提到要注重发展的质量,看中的是调结构、转型升级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
   
   郑永年:我觉得两点非常重要。最关键是市场要起主导作用,政府要起更好的作用,这是三中全会谈的改革方案的核心概念,也就是市场化、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就是去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就是依法治国。
   
   我们要客观地了解中国的“新常态”。首先,“新常态”意味着中国不再追求两位数的高增长,并且也不可能维持那么高的增长,所以从两位数的增长,经济下行到去年的7.4%,都是属于正常的。这样一个“新常态”意味着政府、企业和社会,各个经济角色都要调整他们的发展模式,调整它们追求经济增长的方式。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认为现在已经实现了“新常态”。因为从十八大到现在也只有两年多,如果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在今后的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6%到7%的增长,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稳定增长的“新常态”。但如果经济一旦下行到6%甚至5%,就不能说这是常态。所以,“新常态”是我们要去实现的一个目标,通过调整经济增长的方式,要实现的这样一个“新常态”。
   
   我观察到,有很多领导人认为现在的经济很正常,现在提倡“新常态”,经济发展便不重要,这种观点同样也会犯错误。所以我觉得,继续用以前的GDP主义,不考虑环境或人文,是会犯大错误的。但同样,如果盲目认为什么都不用做了,同样也会犯大的错误。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旧很大,因为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比较难,中国的产业升级也比较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如此大体量的经济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中国一定要通过内部的改制,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全面依法治国这种方式,从改革找红利,这是中国必须强调的一点。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正如您所说,现在一方面不能单方面追求GDP,另一方面也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经济“新常态”。那么在您心目中,以制造业为例来说,您设想的“新形态”实现时,具体点说,是不是中国会出很多类似美国苹果那样的公司和产品呢?
   
   郑永年:中国的产业升级很重要。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产业装配总行,而不是以前总说的世界制造业的总行。因为很多的技术零件不属于中国的,是其它国家生产出来到中国接受组装的,所以很多产品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组装”。
   
   要实现真正的中国制造,首先要有技术,随后要有产业,并且这个产业得是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我常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是,中国农民工成为美国的工人阶级,成为世界的工人阶级。当然中国也是有自己的技术的,比如产生像华为这样的技术公司。但是相对于中国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名牌企业还是太少了。
   
   谢选骏指出:新华社不懂,仅仅“做大中产阶级”是不够的。毛泽东、邓小平把持的穷鬼社会可以由无产阶级领导,而真正的小康社会应该由中产阶级领导!换言之,只要没有实现“由无产阶级领导向中产阶级额领导”的过渡,中国大陆就依然是一个穷鬼社会,而不可能是一个小康社会。2019年的香港送终、武汉起疫,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网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报道:
   
   中国大陆2021年1月1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距今还有300天(以当地时间计算,如果发现倒数时间不准确,请刷新页面缓存)……
   
   小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一是儒家的一个哲学概念,最初指大同社会因为人的私欲堕落的结果;二是邓小平所说的“小康”,指温饱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所达到的相对富足的生活状态,中国共产党认为二十世纪末中国已实现“基本小康”,并提出到2021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最早出现于诗经。
   
   原意——小康概念与“大同”相对,出自《礼记》礼运篇大同章(通常简称“礼运大同篇”及“小康篇”)。
   
   “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小康篇”:“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可见在小康社会,每个人只会顾著自己及自己的家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非大同社会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当时的儒家思想家认为,小康和大同的区别是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现代含义——“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2000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邓小平对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思考》
   
   根据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进一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具体时程其中全面小康社会指标必须达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生活发展阶段的标准,恩格尔系数40%到50%为“小康”,该系数越低标志着越富裕。2017年起,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以下。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是个私欲堕落的小矮人,难怪他会把私欲堕落的小康当作共产主义镰斧帮的救命稻草——但是他哪里懂得,私欲堕落的小康社会应该由朝九晚五的中产阶级来领导,而不是由打家劫舍的无产阶级来领导!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否则天下只能大乱不已。共产党自己先富了起来,只能沦为革命对象。
(2020/03/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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