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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医治共产主义社会

谢选骏:如何医治共产主义社会
   
   《精神健康:如何治疗不承认自己生病的人》(BBC 2018年9月10日)报道:
   
   2014年7月3日,米斯蒂(Misty Mayo)登上了一辆开往洛杉矶的灰狗大巴。41岁的她拼死要逃离家乡,即位于加州中央谷地以北480公里斯坦尼斯劳斯县的莫德斯托镇。米斯蒂认为,洛杉矶在7月4日燃放的国庆烟火会是完美的解药。

   
   即使在莫德斯托汽车站遭遇抢劫,也没能阻止她离去的决心。第二天早上抵达洛杉矶的时候,米斯蒂的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她马上向一个警察打听烟花汇演的方向。她也知道自己需要找一家塔吉特药房去补充她需要的药,但最后还是决定等等再说。等等之后又是再等,一拖再拖。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身无分文的米斯蒂发现这里的公交系统让人摸不着头脑找不着北。控制分裂情感障碍出现严重症状的抗精神病混合药物漏服的时间越长,她就越记不住自己甚至还需要服药。在七月炎热的酷暑中,米斯蒂在圣莫尼卡的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能睡觉的地方闭眼眯一会儿。但她太害怕了,多数时候根本不敢入睡。
   
   米斯蒂不断恶化的精神状态,令她变得好斗和偏执。她对这段时间只有模糊的记忆,但医院的病历显示,在七月和八月间,她多次因精神病住院治疗。她还至少被捕过一次。但现在,米斯蒂认识不到自己有健康问题。毫不奇怪,她出院后就没有再服药,这样的一个循环一直在持续。
   
   在莫德斯托,米斯蒂的母亲琳达几天一直没有女儿的消息,担忧变成了恐慌。她向警局报了失踪,随后警察以违规罪逮捕了米斯蒂,这时琳达接到了电话。然而,知道女儿在何处,并不意味着她就能帮上忙,看着女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她感到恐惧和害怕。琳达说,“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她唯一能得到的帮助就是他们把她送到医院;但他们送她进医院只会在她的行为会危及自身或者他人的时候。”而在街头流浪,冲着陌生人大喊大叫,没得吃没得喝,这些都不算事。
   
   琳达认为,米斯蒂需要的是一个法规,规定她必须服用在莫德斯托一直有效的那些药物,而不必住院。加州有一项法案可以强制执行这个做法,但此法规未能在斯坦尼斯劳斯县获得通过。该法案名为《劳拉法》(Laura's Law),允许法院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下令进行所谓的辅助门诊治疗(AOT)——只要他们符合一定的标准,包括此前有住院或被捕的历史、拒绝治疗、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危险等。
   
   不过,这部法律也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公民权利倡导者认为,国家无权通过强制治疗的方式剥夺患者的自由。一些精神科医生则说,AOT根本不起作用。琳达寻求莫德斯托通过《劳拉法》的努力,连同米斯蒂在洛杉矶的经历,凸显了寻求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像米斯蒂一样,可能搞不清自己的健康状况)最佳疗法这一战之举足轻重。
   
   巴宾斯基(Joseph Babinski)是巴黎皮提耶医院(Hopital de la Pitie)的首席神经病科医师,精神病患者各种奇怪的现象在他眼里都习以为常。但在1914年,两名病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两人都是右脑受损,导致他们的身体左侧瘫痪(每个大脑半球控制着身体的另一侧)。
   
   对于像巴宾斯基这样经验丰富的神经病科大夫来说,这样的病情几乎不值得注意。令他感到震惊的,是这两名患者都坚称自己完全正常。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巴宾斯基在1914年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解释说,当他向其中一个病人推荐电疗时,她回答,“你为什么要电我?我又不是瘫子。”他造了一个新的术语来描述这种症状:病感失认(anosognosia),字面意思就是“不知情”。
   
   这不同于拒绝接受现实,即当一个人知道有什么不对劲却坚持自己没事,巴宾斯基相信他的病人没有撒谎或者犯糊涂,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半边身体是瘫痪的。他们的脑子有什么损坏了,但巴宾斯基也不知道是什么坏掉。在接下来的80年时间里,病感失认症只出现在神经病学文献中,而且只与身体状况联系在一起。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有少数精神病学家开始尝试将这个术语用在他们的病人身上。但反对声音几乎是立即冒了出来。
   
   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对自己的状况缺乏了解,这并不新鲜。这个医学术语已经编入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简称DSM,可谓精神病学的圣经),包括精神分裂症和神经性厌食症在内,都有可能出现病感失认。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米勒说,使用这个术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说,“这是一个带有政治意味的术语。再则,当有人用这个词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是赞成立法的,以便违背患者的意愿进行治疗。这不是一个医疗问题,而是一个公民权利问题。”
   
   但对琳达来说,她女儿有权拒绝治疗的问题,必须与她有房子住、有食物吃的权利相平衡。若是不吃药,她就会被关进监狱,这也剥夺了她的公民权利。
   
   米斯蒂到洛杉矶后,问题就开始了。
   
   在莫德斯托一个舒适闲逸的牧场,那里距离琳达把孩子抚养成人的地方只有几条街的距离,她拿出了一叠照片。穿着及踝的飘逸长裙,琳达翻着一张张照片,这些照片看上去跟任何一个美国家庭没有什么两样。最上面的是70年代米斯蒂小时候的照片,照片已经褪色,她卷曲的金发在脑后编成马尾辫子。然后是舞蹈班的照片,她穿着镶有亮片的衣服,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初中的照片,她的头发已经变成了不深不浅的棕色;然后是高中毕业照。
   
   不对劲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米斯蒂开始念大学的时候。她的精神健康急剧下降。变得偏执、好斗,认为大家都跟她过不去。她产生种种妄想,心理学家将其定义为不可动摇的信念,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可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米斯蒂的妄想包括她曾被人强奸或者在她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人动过手术。米斯蒂发现无法与人进行对话,说起话来莫名其妙、语无伦次。这些都是精神分裂的典型特征,每100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受到这种精神疾病的影响。此外还带来社交和认知方面的困难。
   
   尽管她是在20岁出头的时候开始出现最初的精神失常,但经诊断开始服药后,情况很不错。近90%的精神分裂患者无法工作,但米斯蒂做了近20年的美发师。
   
   2010年夏天,琳达60岁的生日派对上,平安无事的生活再次开始分崩离析。那天是琳达人生中的高潮,也是最后一次事事顺利。她拿出另一张照片。“就是这张,”她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照全家福。”
   
   药物在米斯蒂身上慢慢没了效果。她在一家连锁美发沙龙的工时被减少,因此失去了公司的健康保险,这使她无力支付一种能有效控制其症状的新的混合药物。琳达手拿的那一叠照片的下面几张,与开始的那些笑盈盈的照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米斯蒂的体重急剧增加。她把头发染成了黑色,眼睛失去了光泽。最后,她开始拒绝去看门诊。琳达说, “这个时候她说‘我不想呆在这里,我不需要这些服务’。”结果米斯蒂与警察发生冲突,被送往医院,但没有得到她需要的强化治疗。她突然跑去洛杉矶,使她的症状变得更加不稳定。
   
   琳达知道米斯蒂无家可归,也没有药可服,但却无法联系到她。不过即使联系上,米斯蒂也会坚称自己很好,这让每个人都无能为力,因为根据法律规定,一个人必须对自己或他人构成直接威胁,才能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送院治疗。
   
   最后,是米斯蒂的一再被捕才会拯救到她。作为假释条件之一,法庭要求她必须进行门诊治疗。这是近十年来,米斯迪第一次稳定地服药和参与治疗。对琳达来说,女儿的法律遭遇(第一步是进监狱,然后是法院的治疗令)是毫无意义的。她想要的是一个一开始就可以阻止这些麻烦事发生的新的措施。
   
   直到不久前,都没有强迫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疗的法律。当琳达在国家精神疾病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下设的一个当地支持团体发泄不满时,一位家长问她:“你听说过《劳拉法》吗?”
   
   随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效果不错的抗精神病药物研发出来,在美国以及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许多精神病医院开始关门。美国一份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则抗精神病药氯丙嗪广告吹嘘道:“更多患者将在短期住院后出院,而需要再次住院的患者将更少。更多的患者可以在社区、私人医院或精神病医生的诊所接受治疗,而无需住院。”这一改变被宣传为一种更有效、更人道的精神疾病治疗方式,此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社区护理成本远低于入院治疗。
   
   抗精神病药物只是改变了精神病患必需入院治疗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还包括人们对精神病院内经常出现的侵犯公民权和人权行为的日益关注。1967年,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Ronald Reagan)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兰特曼—彼得里—肖特法案》(Lanterman-Petris-Short Act),该法案旨在制止“对精神健康障碍、发育障碍和慢性酒精中毒患者不恰当、无限期和非自愿的治疗责任”。该法案构成了美国其他地方大部分精神病立法的基础。
   
   其结果不仅仅是改变了精神病患需长期住院治疗的现象,还给病患更大的自主权力来决定自身如何治疗,包括决定是否接受治疗。加州东北部内华达县转折点社区计划的项目主任斯坦奇菲尔德(Carol Stanchfield)说,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转变对于精神病患者都是正面的。这意味着如果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患者的权利就不会被剥夺,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在社区与朋友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被隔离在精神病院中。
   
   但一个主要问题是,社区门诊治疗根本无法满足病患的需要。由于新的立法收窄了对患者作强行治疗的标准,许多受到精神疾病困扰的患者结果是被排除在治疗之外。反复的暴力危险不再是关进精神病院的理由。结果,许多最严重的精神病患者被迫在街头自生自灭。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名观察人士指出,患者的基本权利犹如是“在真空中行使,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辅助支持和跟进系统”。许多患者没有进医院,而是进了监狱,是因为滋扰罪而被捕坐牢。结果,这个国家的监狱现在取代了以前的精神病院。
   
   当时,许多精神科医生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人受损的内省力或曰自知力对其接受治疗能力的影响。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有病,为什么你会去看医生,购买往往价格不菲的药物呢?更何况这些药物会带来许多烦人的、有潜在危险的副作用。斯坦奇菲尔德说,“这些人寻求和维持治疗的最大障碍是病感失认。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病。当然,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健康有问题,那么他们真的无法准确地看到任何治疗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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