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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疫情早已开始——国际共产主义的二次革命

谢选骏:中国的疫情早已开始——国际共产主义的二次革命
   
   “中国的疫情危机才刚刚开始”,这是表象;表象背后,原来是“武汉病毒乃是‘来自西方的真理’”——共产病毒!新冠肺炎侵袭全球,即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二次革命”发作了!全球瘟疫,这就是“红色中国模式——中国梦”。“国际共产主义二次革命”的特征,就是钻入自由世界的肚子里,继续革命!“国际共产主义二次革命”的战略,就是“不对抗,只渗透,就瓦解”!
   
   

   《中国的疫情危机才刚刚开始》(纽约时报 2020年3月4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北京。就在宣传人员为赞美习近平的危机管理能力准备出书之际,两位批评中国党国的知名人士发表了言辞犀利的文章,分析了疫情暴露出的真正问题。
   
   无论是发生了自然灾害还是在自己制造了灾难之后,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做法是马上庆祝自己如何处理了危机。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也不例外,即使它现在已成为一场全球的健康危机。新冠病毒是去年12月底发现的,中国政府最初对这个致命病毒做出的反应往好了说是迟缓,往坏了说是故意失职,然而,中共却在迅速地大力表扬政府,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共主要理论刊物《求是》最近发表了一篇庆功文,称“大国领袖”以处变不惊的信心处理了这场灾难,证明了自己不仅是“14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也是因疫情而神经受到刺激的世界的“定心丸”。
   
   从这种夸张的说法来看,中共或总书记本人的神经似乎已受到了严重的刺激。这不难理解。自从十多年前刘晓波等活动人士呼吁宪政改革的《零八宪章》发表以来,中国共产党还没有面临过来自政治批评人士如此尖锐的挑战。
   
   2月初,就在中共宣传部门准备为赞美习近平的危机管理能力出版《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一书时(这本书还将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和阿拉伯文版),两位批评中国党国的知名人士发表了犀利的文章,分析了疫情暴露出的真正问题。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在网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新冠病毒疫情)在将政体的德性窳败暴露无遗之际,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
   
   自2016年初以来,许章润一直在发表演讲和文章警告人们,中国不进行实质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而是重申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是要招来危机的。他的文章通常在中国有广泛的读者——直到被审查。不过,由于文章在国际中文媒体上的广泛传播,它们以数字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得以重新流传,并在微信的讨论中经常被引用。
   
   2018年7月,许章润在网上发表了可以说是他批判习近平政府最著名的文章,他写道:“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他谴责了像几十年前神话毛泽东那样,试图神话习近平的做法:“为何曾经遭遇此种戕害的偌大国家,居然对此毫无抵抗力。”
   
   如今,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暴发,这个国家再遭戕害。许章润在上个月的文章中这样写习近平:“惟一人马首是瞻,遂举国遭罪。”
   
   在许章润眼里,当前的危机只是一系列政策失误(包括北京对与美国的贸易战,以及香港民主示威活动的处理)的最新表现,凸显了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威权体制的弊端:“君不见,惟一人马首是瞻,而一人暝朦,治国无道,为政无方,却弄权有术,遂举国遭罪。”
   
   “政治败坏,政体德性罄尽。保家业、坐江山,构成了这一政体及其层峰思维的核心,”许章润在他以文笔犀利为特点的半文言文章中宣称。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天,也就是2月4日,网上出现了另一篇讽刺中国党国的有力分析。在一封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劝退书》中,法律专家和维权活动人士许志永呼吁这位国家主席承担起众多政治失误的责任,让位下台。
   
   许志永此前曾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入狱近四年。他发表这篇文章时正在流亡中。2月15日,中国南部城市广州的警方将他抓获拘留,之后一直下落不明。
   
   许志永的文章抨击了习近平宣扬的中国梦,称那实际上是矛盾的胡言乱语:“您要把中国带向何处?您自己知道吗?边喊改革开放,边为马列招魂。”许志永还写道:“因不自信,四面鬼影,拼命维稳。”
   
   “维稳”这个缩略语指的是一个完善的庞大系统,它致力于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和对社会的控制。这个国内安全机器有高于国防预算的经费,其无处不在的网络包括武警部队、警察、地方官员、居委会、民间的社区告密者、互联网警察和审查员、秘密特工和监查员,以及日常的官僚监查员。这个曾在平息中国西藏地区的暴动迹象,以及2008年四川地震后的公众不满等问题上起过作用的网络,自从去年12月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宣布首例新冠病毒肺炎以来,就一直在全力运转。
   
   “为维稳,武汉公安恐吓羞辱披露真相的医生,”许志永在文章中写道;他还指责官方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辟谣打压言论,隐瞒疫情,终酿举国灾祸。”这不是什么小小的不幸。许志永警告说,今天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广泛的监控网络,“以教育培训之名任意羁押”大批维吾尔族人的做法——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中国其他地区的常态。“古今中外哪个政权如此治理国家?”他指出,更严重的是,这是一种挖自身墙角的体制:“稳定压倒一切,压倒中国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而体制真的稳定了吗?”
   
   许章润也指出了这种体制的内在悖论,尤其是不断扩张的“大数据极权主义”及其“微信恐怖主义”所揭示的悖论。他把“微信恐怖主义”称为“堪为这个体制直接对付国民的毒瘤”。
   
   那么,这个日益阻碍公民权利、扼杀公民社会的国家,将走向何方呢?许章润写道:“当局既将路径锁闭,则和平过渡是否可能,顿成疑问。”许志永写道:“我为中国的未来深切忧虑,担心这越来越绷紧的体制突然脆断而公民社会尚没准备好。”
   
   但是许志永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及其某些同路人推销的观点:即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而复杂的国家不适于搞民主宪政。许志永写道:“有人说,中国需要强人。蒋经国式的威权,中国需要。”他指的是曾1978年至1988年间担任台湾总统的蒋介石之子,在他的领导下,台湾取消了戒严令,进行了最终走向现代民主制的改革。许志永对习近平写道:“可您无顺应历史潮流之意愿。从集体领导到个人独裁,历史在倒车。”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底上台后不久,在向官员讲解1991年的苏联解体时引用了一首古代的诗词,习近平说,那是因为没有人站出来捍卫苏联的体制,“竟无一人是男儿”。现在,许志永讽刺地对习进平写道:“一尊高高在上,万人匍匐在地,专制体制决定了,皇帝身边云集奴才屁精,怎会有堂堂男儿?皇帝新装大游行,国民莫敢妄议。”
   
   许志永接下来写道,“现在,我是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的确。他和许章润在国家危难之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两人很清楚,他们的警告可能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对他们自己来说,可能是自杀。
   
   许章润在文章的结尾处恳求人们:“置此大疫,睹此乱象,愿我同胞,十四万万兄弟姐妹,我们这些永远无法逃离这片大地的亿万生民,人人向不义咆哮,个个为正义将生命怒燃,刺破夜瘴迎接黎明。”
   
   在这两篇文章发表的几天后,武汉的一位最早披露问题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因感染病毒去世。举国上下对李文亮之死表达的悲痛之情让中共大吃一惊。所以,中共试图在这件事情上重新控制叙事,把李文亮塑造成与病毒进行的“人民战争”中的一名勇士:李文亮和其他在工作中被感染的医疗工作者(已超过3300人)为党、国家和人民(就是这个次序)做出了牺牲而受到赞扬。
   
   与此同时,在武汉进行独立报道的公民记者也在消失。到2月中旬时,许章润已在北京被隔离,许志永也已被拘留。
   
   2月20日,官方通讯社的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格!》的评论文章。文章告诫人们:“需要不迷信权威、只相信事实的品格,需要敢于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的情怀。”网上的公众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是爆炸性的;许多人抨击文章虚伪。
   
   新危机产生新异见,随之而来的是镇压——以及之后的更多异见。正如许章润和许志永所指出的,正是中国体制的毒瘤使新冠疫情变成了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应有水平的健康危机。而疫情反过来只是暴露了这个党国的病态程度。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向来以缺乏远见著称,所以它才会说“中国的疫情危机才刚刚开始”!从远见而论,中国的疫情早已开始,而且已经延续了一百年了——
   
   《朱民泽:剿共产病毒檄文》( 民主中国 3/4/2020)报道:
   
   病毒,溯其词源,古之为恶,为害,为苦,为痛,为恨也。病毒有二,一为物质,一为精神。物质病毒之害,显然,易除;精神病毒之恶,隐蔽,难清。精神病毒,亦分有二,一为共产,二为纳粹。共产病毒与纳粹病毒,乃地狱幽灵之孪生毒株。
   
   中世纪以来,欧洲上空,地狱幽灵,游荡多时,欲蛊惑人心,成人间上帝,遂造共产病毒,妄图征服人类。至十八世纪中叶,共产病毒初起于德国莱茵河畔,后游荡徘徊于英伦三岛及德法等地。马恩二厮,乃撒旦教徒,年少轻狂,虚妄无畏,因其有乌托邦之梦幻,遂颁布改造社会之总纲领——《共产党宣言》。加以资本运作之剖析,剩余价值之揭露,无产有产之划分,最终著成共产革命之总剧本——《资本论》。故而,共产病毒乃幽灵之恶作也。至此,人类之祸害在劫难逃矣!近两个世纪,人类浩劫,皆始于此也。
   
   地狱幽灵之另一恶作,乃纳粹病毒。二十世纪上半叶,自二次大战始,纳粹病毒与共产病毒,曾有过殊死较量。纳粹德国,共产苏联,欧洲各国,曾爆发旷世搏杀。美英中苏结盟,对抗德意日三国。其实苏德乃一丘之貉,纳粹病毒,攻势异常迅猛,美英等同盟国,两其相害取其轻,与红色苏联结盟,实为与共产病毒共舞。最终同盟国将纳粹病毒灭绝于德国本土。其孪生毒株,共产病毒则殊迥异,缘其特有的迷惑性,高度的变异性,毒素的持久性,全面的渗透性。使得二战后,席卷欧亚大陆,多国惨受其害。
   
   共产病毒的第一个中间宿主是俄国。世界共党之鼻祖,乃沙俄流亡之叛徒,经德意志帝国收买,沦为德国间谍。德国通过列车输送,将其运回沙俄。经其煽动鼓噪,成立苏共斧头帮,再经其组织策动,病毒于1917年爆发,恶作剧于莫斯科冬宫上演,克里姆林宫为世界第一舞台。此后,苏联沦为共产病毒之温床。此后迅速变异,升级成极权病毒,后经共产国际推波助澜,共产极权病毒,肆虐欧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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