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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习近平如有担当就引咎辞职以谢天下


   
   2020年2月13日,湖北官场大换将,由政法部门出身的原上海市长应勇和原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在同一天分别接任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此前2月初,中共中央已将“中央指导组”派驻湖北,由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担任副组长掌握实权,接管湖北疫情防控工作。应勇和陈一新在浙江与习近平共事多年,是深受习近平器重的亲信。这些人事变动至少透露两大信息。其一,习近平要通过处置替罪羊来平民愤、卸责任;其二,习近平要任用亲信和政法系统出身的干部来控制湖北局面。习近平此举,显然毫无担当、有亏大德。
   
   此次疫情失控,习近平难辞其咎。就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爆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未能及时控制,首要责任正在习近平本人。习近平1月28日在北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自称,“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在2020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又发表长篇讲话,强调指出“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

   
   实际上,习近平在2019年12月当已得到疫情信息。中国在2003年发生SARS疫情之后,已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建立了一套可向中央全天候直报传染病等重大疫情的先进系统,超过三例必须启动。按照直报程序,主治医生、专家、或发现疫情的医院等卫生单位应即时向各级传染病疾控中心报告疫情。武汉金银潭医院(即武汉传染病院)2019年12月1日就已收治四位不明原因肺炎病患,并陆续收治新的病患,该医院当已按照法律要求即时上报疫情。武汉传染病院的医疗团队2020年1月24日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所依据的是从2019年12月1日至2010年1月2日该院陆续收治的41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019年12月27日,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将7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给了武汉市江汉区的疾控中心。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根据“上级指示”向武汉各个医疗机构下发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医院清查统计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此时中国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和专家组已抵武汉,并成立了由主任马晓伟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中国政府从1月3日起一直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香港政府也于1月3日启动疫情防控措施。及至1月5日,武汉、北京、上海等地的医疗卫生机构都已测出引发肺炎的冠状病毒全基因组系列,并陆续公之于世。由此看来,习近平早在2019年12月、最迟在2020年1月3日之前就已经收到了疫情报告。2020年1月7日之前,习近平对疫情作了哪些指示?1月7日习近平指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党国媒体当时没有任何报导?为什么直到1月20日习近平和党中央才作出采取应急措施控制疫情的决定?从1月7日到1月20日之间,习近平还对疫情作出了哪些指示?
   
   听其言而观其行,我们所看到的是,党国当局在疫情爆发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封锁信息、隐瞒疫情、欺骗民众,并采取对疫情进行冷处理的昏招,坐失病患初发时有效控制疫情的机会窗口。根据网上广为传播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2020年1月2日的电子邮件,国家卫健委电话通知要求,不允许向外界,包括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合作的技术公司公布这次肺炎情况。这个邮件尚未由王延轶确认,我们也无法确知国家卫健委是根据谁的指示发出这一通知。但是,国家卫健委发布这个通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在事实上,中国有关当局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行事,没有依法启动疫情预警,没有依法向社会发布疫情信息,而是严厉封锁真实信息或散布祸国殃民的虚假信息。
   
   2019年12月30日,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的专业人员凭着天地良心在微信群披露疫情的可靠消息,受到党国当局野蛮打压。李文亮医生等“武汉八君子”立即被没有医学专业知识却由党国授权作恶、手握生杀大权的当地公安人员安上“造谣惑众”的罪名严加 “训诫”,并由中央电视台等党国媒体广泛报道这一整肃。此后,当局反复发布通告,禁止医务人员通过面谈、电话、短信、微信、微博、邮件等方式在家庭聚会及公共场所向亲朋好友谈论关于疫情的进展、救治过程与防控等一切信息,否则严惩不贷。武汉市市长周先旺1月27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还透露,他之所以没有在1月20日之前及时披露疫情,是因为上报之后没有获得中央的授权。党国上下就是这样残酷剥夺公众的知情权。
   
   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和湖北、武汉卫健委在1月20日之前一直是向公众隐瞒疫情并刻意散布欺骗公众的虚假信息。他们竭力隐瞒病患人数、病患严重程度和死难人数。他们明知,武汉各医院的流行肺炎患者已经人满为患、诸多医护人员中招感染、病毒来势汹汹通过人传人迅速扩散,却一直昧着良心在发布的通告中造谣说 “没有新增病例”、“未见明显的人传人”、“没有医护人员感染”、“疫情可防可控”。
   
   有关当局在疫情爆发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明目张胆、丧心病狂地封锁信息、隐瞒疫情、欺骗民众,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执行党国的政治任务。他们或者是按照习近平的最高指示行事,或者是按照习近平所定的规矩行事,首要责任都在习近平本人。国家卫健委等部门是否按照习近平的具体指示行事,最可靠的核对方式是全部披露习近平这段时间的指示。如果按照党国上下的行动来推断,奉旨隐瞒和奉旨造谣的可能性甚大。这段时间的党国媒体宣传,铺天盖地都是歌舞升平、歌功颂德、营造节期喜庆的醉人气氛。2020年1月11-16日,湖北人大、政协两会在武汉如常举行。1月18日,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的武汉百步亭“万家宴”大聚餐喜气洋洋地举办。北京青年报2020年1月20日发表一篇很有来头的评论,题为《莫让流言冲淡春节的年味》,中央媒体立即广泛转载,很可能是传播习近平早些时候的金口玉言。1月21日,湖北春节团拜会在武汉如期举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观看演出。1月23日武汉已经宣布封城,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依然只字不提湖北疫情,而是大谈中国梦,大谈过去一年内“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科技创新捷报频传,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民生事业加快发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扎实推进,全方位外交成果丰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党国百官之所以要处处奉旨行事,是因为习近平确立了新的政治规矩。习记朝廷的最高政治规矩是“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和“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其他常委对习近平也要如臣事君、定期向习近平述职受训。整个党国由习近平“定于一尊”,任何人都要俯首听命,而且“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一旦他认为哪位党政军高官对他有异心或忠诚度不够,就有可能以反腐名义进行清洗。受这种政治规矩驱使,平庸的党国百官或者为规避风险而不作为,或者为献媚邀宠而顺着习近平的意趣乱作为。当他们发现习近平一门子心思营造盛世幻象、一门子心思维护政权安全、变本加厉推行“稳定压倒一切”路线,他们也就跟着这种调子起舞,一边奉旨撒谎、一边欺压民众,从而使党国政权的稳定压倒良知、压倒真相、压倒法律、压倒生命尊严。可怜的百姓就这样在被欺骗、被蒙蔽、没预警、不设防的环境和气氛中,大规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
   
   等到习近平为首的一众党国官员严密控制舆情而过够了歌功颂德、歌舞升平的瘾,再回过头来对付肆虐的疫情之时,疫情已经失控。情急之下,他们又鲁莽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毫无预备的条件下贸然于2020年1月23日对武汉等城市实行史无前例的封城,突如其来地给中国广大民众造成极大恐慌、使中国广大民众付出本可避免的代价。特别是,他们没有及时采取必要的配套措施,由封城、封村造成大规模的交叉感染和其它人道灾难。党国当局在封城之后没有及时安排足够的医院和医疗设备检测和收治病患人员、没有安排适当的场地隔离病患和疑似病患人员、没有安排足够的设备保护尚未受感染的人员,使得众多涌到医院排队接受检测的人员、被赶回家由家人照顾的病患人员、以及没有足够设备保护的湖北本地和从外地征调的医护人员纷纷受到感染。众多不幸患上病毒肺炎的人员和疑似病患人员,受到种种非人的歧视;众多不是肺炎的其他重症病患人员,因为医院和医疗设备被挤占而自生自灭。武汉等地封城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应对武汉肺炎疫情领导小组” 于1月25日才宣告成立。而且,8年来野蛮霸占十多个委员会主席和中央领导小组组长职务的习近平,此时却不愿或不敢担责,由有职无权的李克强总理担任小组长。这个小组配备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刀笔吏,配备了负责维稳的中宣部长和公安部长,却没有配备疫情防控的专家,也没有配备可以紧急调度救援力量和物资的军方人员。武汉等地封城之后,习近平不仅没有到武汉一线视察疫情鼓舞士气,而且躲避多日不见人影。全国各地支援湖北的医护物资迟迟没有到位,而且只是杯水车薪。在这种由人祸造成的国难深重、民怨沸腾之情形下,党国的宣传机器还大肆进行国家主义愚民宣传,鼓吹领袖英明、“中国速度”和党国制度的优越性,实在是无耻之尤。
   
   习近平及其跟班们的胡作非为,使得疫情迅速蔓延、造成当今世界罕见的举国灾祸,而且祸及世界近30个国家和地区。按照中共党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7万人(其中有近两千医护人员),累计死亡人数直逼两千(实际数额要大得多)。这一灾祸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习近平效颦毛泽东,到处显摆帝王气象。他挥霍天量民脂民膏大举操办各种“万邦来朝”的盛会、在全世界大撒币,对中国的医疗投入却十分吝啬,造成医疗设备和医疗物资奇缺,在应付疫情中捉襟见肘。许章润教授发表《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历数习近平乱政祸国的种种乱像,许志永博士发表致习近平的《劝退书》,社会各界人士就武汉疫情和李文亮事件的多份联署公开信也要求追究渎职官员和体制的责任并启动政改。这些有识之士冒着巨大风险发出的肺腑之言,体现中国亿万民众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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