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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人生列车》3 《哲学广播操》 Oxford 大学出版社2013香港版

连载《人生列车》3 《哲学广播操》


Oxford 大学出版社2013香港版


哲学广播操


   
   

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在于科学划分为愈来愈细读专门领域,没有一个科学家精通科学的一切领域。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张少吾,是澳大利亚专门研究“蜜蜂通讯”的科学家,另一位同学孙家昶是中国科学院“并行软件研究开发中心”的首席科学家,还一位同学倪录群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航空航天工程系的科学家,还有同学是科学院院士。


   连载《人生列车》3 《哲学广播操》 Oxford 大学出版社2013香港版

1961年摄于长城,当时很少人去长城游玩


   

宗教与科学不同,宗教在解释世界时,不划分领域。每一种宗教都企图解释一切。不同的解释使宗教的不同教派分开并互相竞争。凡宗教皆分裂。 科学愈发展,划分的领域愈多。许多跨领域的问题,如信息、系统、控制、整体、演化等问题,遵循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也形成一个又一个领域。“科学树”的分枝是不断伸展的。科学理论没有永恒,随着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科学中不同学派的争论,不会造成宗教教派那样的冲突,被事实证伪的学说或观点总是自然淘汰。


   
    (图2·1)1961年 游览长城
    我在大学时接受科学训练,我当时的“专门化”是“基本粒子物理”。当我跨出校门、进入哲学研究所时,发现哲学虽然也分“科”,但远没有科学那么“细”,哲学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在当时,哲学研究所的“环境”与“科学”毫不相干,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大战场。
    恩格斯有一部著作,叫《自然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雄心勃勃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在哲学领域是一种新世界观的开创者,这种哲学,不同于旧的、简单的、所谓“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用这种哲学来阐述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则用它来说明自然现象,《自然辩证法》就是因这种想法写出来的,可惜尚未完成,全书没有形成体系,有些是断简残篇。
    到哲学所时,正是全国开展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时候,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龚育之文章,说“精子卵子结合”不是“合二而一”,而是“一分为二”,我大为惊讶。这时,哲学所的空气与大学时代已迥然不同,什么科学精神,已一扫而光。我从科大毕业,进入哲学研究所时的感觉,就像是从二十世纪中叶科学发展的一个山峰,一下子跌落到了“中世纪哲学”的深谷。当时中国的哲学尽是“一分为二”、“打乒乓球哲学”、“卖西瓜哲学”,已经成了“廉价哲学”。我对同事说,现在批判“合二而一”的文章,远远一看,都是“一”“二”“一”,简直是做广播操。“打乒乓球赢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输了难道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文革”中,我参加一派时,另一派抓住我的问题,说这是“反毛泽东思想”,这些话在当时“学部”(社科院的“前身”)大字报上受到批判。
   “文革”结束後,社科院开始恢复各个专业的研究工作。方励之这时多次来哲学所,与我的同事殷登祥合作研究“天文学哲学问题”。方励之还在哲学所作讲演。世界真奇妙,这个方励之居然后来多次与我相遇,出现在我同一节“人生列车”上。我不相信“廉价哲学”,对方励之说,天文学是科学,没有什么哲学问题。在方励之後,科学院一位生物物理的研究生,毕业後,也走我同样的路,进入了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这就是一九七九年在西单民主墙与王军涛一起办《北京之春》的陈子明。现在想起来,方励之、陈子明有一点与我相同,出身自然科学,非要搞什么哲学,把哲学作为研究政治的“跳板”,在中国的大环境中,最後殊途同归。
   作为“题外话”,我今天觉得,天文学也许存在哲学问题。对那些涉及超过“地球史”时间的天文学问题,在单独陈述其结论时,有一些几乎和宗教结论相近。温伯格(Steven Weinberg)的《最初三分钟》一书,用科学家熟悉的概念描述了“创世时刻”后3分46秒钟內宇宙演化的图景。
   
   
   连载《人生列车》3 《哲学广播操》 Oxford 大学出版社2013香港版

   
   
   

温伯格的描述,每一个“片段”都有科学根据,但当这些“片段”连接在一起时,都变成了不可“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假说”。有些结论几乎与宗教相近。所不同的是,科学家随时准备修正甚至推翻已有的理论,宗教用一不容动摇的教义要人去信仰某一结论。而对某一结论,科学用一小段一小段“线段”连接起来,每一“线段”,都显得有科学根据、有事实、有论证、使人信服,而当这一小段一小段“线段”无限连接时,没有一个科学家知道这条“连接线”会变成一条曲线,也没有一个科学家知道这条“连接线”会伸展到何处。如果这条“连接线”伸展到与宗教相同的结论时,科学家都会把这条“连接线”和这一结论当作科学來接受。大爆炸宇宙学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线段”连接起来的“宇宙创生论”。这些理论和假说之所以属于科学范围,在于它们能准确地解释许多现象,而且,可以为新发现的现象而不断修正理论。然而,科学的天文学与神学之间的“界线”已经愈来愈模糊了,我今天觉得,在谈论“超地球史时间尺度”的所有问题上,科学、哲学、神学形成了“三头马车”,似乎并驾齐驱带动“宇宙起源问题”天文学的发展。


从一九八0年开始,我虽然在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但大部分时间参与张友渔领导的政治学所和政治学会的筹备工作,这个“筹备组”设在离我家只有几分钟路程的赵堂子胡同,办公室是几间旧房子里,大慨是社科院向居民买下来的。一九八0年底,中国政治学会成立,我提交了《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等两篇论文。几个月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当时我仍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我也必须参加这个成立大会。在我心目中,“自然辩证法”既不是科学,又不算什么哲学,是从苏联移植过来、又具中国特色的东西,在哲学各个分支中毫无地位,我称它为“自然变戏法”。我决定跳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深谷,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对“自然辩证法”作“告别演说”,但要说得与会者不至于反感,而且难于受到批判。


我的“告别演说”是《自然辩证法王国的前景》。我在演说时,“自然辩证法王国的国王”、我的导师于光远坐在主席台上。我借于光远关于“学科”与“国家”的比喻说,在现实世界,国与国之间有合作、联盟、侵略、战争等多种关系,也曾产生过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成吉思汗帝国这样疆域辽阔的国家,但它们后来都分裂了、解体了。“思想世界”也有类似现象。为了争夺研究领域,“物理学国”不断掠夺“化学国”的领土,“政治学国和“法学国”有时为了一小块国土而发生边界冲突。正因为这些冲突和战争,“思想世界”中的地图不断发生改变。“自然哲学国”是古代思想世界的一个大帝国,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它最后瓦解了。我在这次“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自然辩证法王国”就是当代的“自然哲学国”,它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一定会解体,会分解为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科学哲学”、“科学行政学”。事实上,许多“自然辩证法”学者后来在推动中国“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中,作出了许多贡献,但无需披着“辩证法”外衣进行。


我的发言,没有人认真对待,于光远也不生气,在这之前,于光远已经同意我从“自然辩证法”转行,参加“政治学所筹备组”。我不过是自以为是,在成立大会上大谈“国家”解体问题。这次会议是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下旬召开的,想不到,在我这次发言後整整十年,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下旬,苏联,一个以“苏维埃”(译意为“代表大会”)这种与“地域”无关的名词作“国名”的国家,就像“自然辩证法”以“辩证法”这种与“思想领域”无关的名词作“学科名”一样,最后解体了。


“国家”与“地域”(地理领域)相连,“学科”与“思想领域”相连。我相信,无论是“思想世界”中的“学科”,还是“物质世界”中的“国家”,都不能用无关名词作“学科名”或“国名”,什么“自然辩证法”、“国学”,什么“神圣罗马帝国”、“苏维埃联盟”,否则,就会面临灭亡或解体的命运。


   在这次会议後,我离开了思想世界中的“自然辩证法王国”,全心全意地踏入了“政治学”领域,我满怀信心,要在中国把“政治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正是这一想法,导致了我流亡海外二十四年[写于2013年],至今不能回到我的家乡。
   
   

中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正在一步步在创造自己的高峰,有些领域已接近世界顶峰,而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除了经济学几个学科外,许多学科,有些是世界许多年前的水平,有些学科,如哲学、政治学,仍然陷在“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深谷中不能自拔。外国学者,系统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可以称为“中国研究”或“中国学”,但这个“中国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也不是“复杂科学”(Complex System Theories)那样的“交叉学科”。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中国,居然还有人那么认真地提倡“国学”,还有人自封为“国学大师”。


(2020/01/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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