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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是一块最大的废垃

谢选骏:独裁者是一块最大的废垃
   
   《“完美的独裁者”:是什么限制了中国政治研究者的想象力?》(BBC 2018年3月12日)报道:
   
   2018年的春节,对中国的政治学者来说,或许代表着一场噩梦。节后几天,十九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新华社公布了中共中央的一份修宪提案全文,对宪法第79条关于国家主席连任规定的修改,如一记闷棍打晕了他们,也震惊了世界。

   
   面对一个新独裁者的突然到来,中国的政治学者们陷入了集体失语,并非因为他们事前接到的各种采访禁令,而是因为最高执政者的所作所为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在急剧变化的政治现实面前,他们今天的失语和惊诧,不亚于1991年“819”事件后苏联解体对他们的冲击,或者当年初美军“沙漠风暴”行动对解放军的震撼。
   
   可见,这种尴尬,不是第一次。但是,在经历了1952年院系调整后学科被撤销、到1980年以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标志的重建、和冷战结束后的第二次学科建设、特别是过去五年的智库大发展以后,内地政治学界却再一次暴露了本土研究的软肋:对本国最高执政者长久以来的独裁野心和政体变更几乎没有任何预判。如果比照一个成熟民主国家的政治学者更应当倍觉惭愧——政治学者,总体上不仅是平素发表深度时政评论、在各级选战时则为媒体和公众做选情分析的专家,也是韩国、台湾等转型国家和地区政党更迭时的内阁成员候选人。例如淡大、台大政治系的教授们轮番出将入相,羡煞了大陆政治学者。然而,尽管他们私下多怀“国师”梦想,以出入中南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为荣耀,学校则以他们的内部报告获得常委级批示为莫大光荣,但在这次习近平主导修宪的问题上,却暴露了他们公共角色的双重鸿沟:智囊层面与最高决策层相距甚远,智识层面则缺乏足够专业水平和独立性,并不情愿也无法胜任为公众进行分析和预测的服务,犹如他们的楷模王沪宁入仕之后再不与学界往来。然后,徒剩意识形态的事后诠释角色,陷入每年一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如二桃杀三士一般引诱知识分子竞争经费的陷阱无法自拔,彻底丧失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特有的公共性。
   
   以至于,当独裁体制一夜间显现,且在专门挑选的新一届人大代表会议上无悬念地通过,大陆的政治学者,保有基本学养的,这些日子以来,几乎个个心如死灰。他们知晓,过去一、二十年的辛苦算是白费力气,整个研究方向和对时局的预判都错了。因为,自1990年代中期大陆政治学第二次重建以来,一直处在“左右不是”的担心中,担心重蹈1980年第一次重建后的覆辙:既要避免严家其等过于激进的“新权威主义”主张导致政治学所被解散的厄运,又对国际共运和党史等前身学科随冷战结束而被迫转型的命运兔死狐悲。另一方面,还要时时担心被同时发展、迅速壮大的公共行政管理学科所“吃掉”、或被社会热潮的“公务员考试”所吞没,即“行政吃掉政治”的学科竞争。所以,在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行政管理的夹缝中,大陆的政治学只能跟随经济学向西方的转向,拉开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距离,以具国际可比性的民主(价值)为导向,隐含地将中国问题置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的转型国家背景,以期得到国际认同,展开国际学术交流。
   
   其主流,是以1990年代公民社会发展为前提和研究对象,假设市场经济转型推动社会转型并作为民主化动力,然后二十余年来孜孜不倦地发掘和倡导各种形式的民主试验,例如关于乡村和居委会选举的基层民主、以温岭为代表的地方协商民主、以及围绕干部选拔、代表选举等的党内民主试验。这些基于经验和期望的民主研究,逐渐汇聚为所谓“政策导向的渐进式改革”和“治理导向的或党主导的民主进程”,由此展开对国家和社会关系变化、从群众到公民的政治参与、和企业家等先进代表如何被吸纳的转型研究,并溯及1949年前中共在其控制地的所谓“民主经验”。例如,钟洋、韩舒立对《政治学研究》1985到2015年的1532篇论文做了文本分析,归纳出中国政治学研究在过去30年的研究变化,发现:30年间,在“政治”之外最高频的两个关键词,1985-1989年间为“改革”和“主义”、1995-1999年间为“行政”和“民主”、2000-2004年间为“主义”和“民主”、2005-2009年间为“社会”和“主义”、2010-2015年间为“民主”和“主义”。1989年后政治学主要围绕行政、民主和主义展开,而且在过去二十年先后有更具体的农村发展、党的领导和国家主义等新议题涌现,尤重制度层面的探讨,且如李成研究的大学教育网络、培训网络和秘书代际等所显示的,集中在制度化的、基于共识的和联盟性的精英政治,完全取代之前的强人政治;台湾寇健文对同期的干部选拔机制的研究也证实这一制度化趋向成熟。但在讨论民主和主义最热烈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却也是规范性讨论而非经验分析的高峰。总体上,经验和规范性兼具的民主讨论和主要是规范性探讨的党建与意识形态研究、以及面向行政事务的公共管理研究各据广义政治学的三分之一弱,其余为国际关系研究,基本反映了政治学研究的话语弱势。
   
   应该说,中国政治学过去20年的这一方向,合乎国际学界对冷战后转型国家的普遍期望,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和融入全球化的政治预期,代表如李侃如的《从革命到改革》,肯定中国的持续、长期改革为中国和世界带来的益处。中国政治学也可能从无到有引进和建立起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框架,并且依托中国案例,参与国际政治学界比较政治和转型政治的讨论。更重要的,这些研究往往藉由基层选举(民主)主张更高层级的县、乡选举、由地方协商民主而法团主义的大范围协商民主、由党内民主而社会民主主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沈大伟在其《中国共产党的收缩与调适》中例举的,以规范性民主研究著称的蔡定剑,倡导新加坡式的人民行动党路线,鼓励中共学习其控制性选举,既能扩大民主,也不至于短期内威胁中共政权的威权统治。
   
   这种一厢情愿式的、附加很强前提的民主研究,颇能反映过去20年中国政治学的议程关怀,也能反映从江朱到胡温主政期间集体领导体制下寡头统治营造出的政治宽松和竞争气氛。随各种“主义”话语和民主研究的竞争,地方大员的竞争和政治表演也趋于激烈,呈现弱主治下的“放水养鱼”,各寡头名下基金会纷纷延揽政治学者,京城气氛一时蔚为热烈。但是,与此同时,几乎没有人觉察到去民主化的保守力量是那么强大,会卷土重来,最终吞噬一切。如亚里士多德两千年前所警告的政治学常识,民主或寡头政治之后往往就出现僭主。譬如南斯拉夫总统铁托1980年逝世后集体领导仅维持了7年,新强人米洛舍维奇就出现了,利用民族主义营销在1989年当选塞尔维亚总统,酿成巴尔干危机。
   
   习近平修宪:中国官方跟网民的审查"躲猫猫"
   
   当2007年金融危机、尔后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国政权内部对南斯拉夫和苏联解体的恐惧再一次被颜色革命所唤醒,公民社会在胡锦涛和周永康的“2.19”讲话中被定性为颠覆性力量。随着之后连续多年对公民社会的大抓捕和镇压展开,中共内部围绕接班人的权力斗争也趋白热化。但是,十八大后的中国政治学界,却对这一系列镇压运动噤若寒蝉,只是终于放弃了蔡定剑式以“选举威权”引诱民主改革的幻想,但仍普遍认为江-胡时期的集体领导制和指定继承制已经通过轮换解决了最高领导的接班问题,而且,这不仅是干部选拔制度化的胜利,还是中国式威权韧性的体现。他们在回应外界如黎安友等人的观察后,却囿于方法论的狭隘,无视或不敢正视体制外的公民社会与社会运动在他们所熟悉的渐进民主道路之外,是否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中国政治,譬如革命;同时,也不情愿认真考虑当局如此恐慌的政治意涵,即对一场不存在的颜色革命的镇压本身,或许已经改变了长久以来的渐进改革假设和威权统治的性质,譬如触发了薄周集团与习的竞争,开始引向埃及茉莉花革命后军人政权对兄弟会和民选总统的颠覆的同样道路。
   
   只是,这条迈向独裁的道路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非常隐蔽,仿佛潘景寅驾驶载有林彪一家的256号三叉戟从山海关起飞后缓慢安静地划了一个大圈才转向蒙古。中国这些先前致力于民主试验的政治学者们,在过去五年,纷纷在反思的名义下试图总结中国模式,创建所谓中国政治学理论,和经济学领域有人试图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意图相同,试图总结包括这次权力交接在内的渐进主义改革路线,甚至归之为包括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等等的民主因素,后者属于一个连续、宏大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系列。当然,另一条路径,则是转向国家治理,因为近年来对国家主义的强调已经改造了他们早年对基层治理的兴趣,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各种大数据、互联网主权、城市治理和所谓协商民主进行国家治理。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一个威权加剧的时代,这种国家治理和法西斯主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那些曾经热衷于民主试验的政治学者们正在迅速蜕变成法西斯学者。而无论有意无意,他们都对在“顶层设计”名义下出笼的专制收缩闭口不言。
   
   相形之下,如同沈大伟注意到的,中国还有另一拨“政治学者”,也就是不被前者所承认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们,却早在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的同一年,胡锦涛主持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新集结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连同更早的右翼民族主义学者们一道,开始致力于总结苏联解体和乌克兰第一次颜色革命的教训。正是他们的存在,帮助了茉莉花革命后中共党内保守力量特别是安全机关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并且把曾经与之发生论战的公民社会作为敌人。当然,这些人的理论研究或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是与前述政治学学科平行的另一条道路,建构保守的、右翼的、民族主义的、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不仅检讨苏联解体的原因,也热衷分析如何预防颜色革命,并撰写大量驳斥普世主义价值观的手册,其中还有人在2012年自由派知识分子热烈讨论宪政改革之际抛出所谓“社会主义宪政论”。虽然这一理论受到宪政专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嘲笑,却可能经由意识形态部门最终上升为今天的修宪计划,不仅大幅修改1982年宪法,而且在宪法正文中写入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彻底消灭了曾经导致1989年学生抗议所反对的只在宪法序言中表达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以此全面“依宪治国”的咄咄逼人态势,在确立了党的专制地位和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三位一体”的超级元首制后,从宪法层面彻底消除了旧宪法所容留的也是邓小平亲手确立的关于废除领导终身制和一党专政之外的模糊空间,也是过去二十余年民主试验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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