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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汉奸哲学

谢选骏:苏轼的汉奸哲学
   
   《习主席也应以史为鉴》(毕汝谐 2018/07/10于世界日报发表本文)报道:
   
   最近,习主席指示: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

   
   值此中美贸易战开打之际,窃以为习主席也应以史为鉴。
   
   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对此,朱熹的解释是: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
   
   为毛泽东、蒋介石共同尊崇的曽国藩有一句名言:打落牙齿和血吞。
   
   大政治家皆通以曲求申之权术。凛于敌强我弱之势,列宁忍辱负重,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毛泽东亲赴重庆,低首下心,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二者堪称典范。
   
   苏轼的《留侯论》谓: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习主席一身肩华夏,两手托神州,所挟持者甚大,实宜三思而行。
   
   谢选骏指出:“苏轼的《留侯论》谓: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就是“苏轼的汉奸哲学”!以这种哲学为依据,北宋可以退让为南宋,南宋可以退让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曾国藩可以充当满狗,毛泽东可以充当苏奴。
   
   网文《汉奸》报道:
   
   汉奸是一个负面意义的语汇,泛指出卖中国国家民族利益的人,相当于“卖国贼”、“内奸”,也即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
   
   “汉奸”在《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败类”。
   
   在二十五史中,只有清史稿有“汉奸”一词。“汉奸”两字始现于清朝,根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考证,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被骂为“汉奸”。
   
   清代史料中最早使用“汉奸”一词是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的《古欢堂集.黔书》:“苗盗之患,起于汉奸。或为之发纵指示于中,或为之补救弥缝于外,党援既植,心胆斯张,跋扈飞扬而不可复制。”首位使用“汉奸”一词的皇帝则是雍正帝。
   
   在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节,“(乾隆)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惈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饥民百余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赈济。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置。’”
   
   道光年间,西方列强入侵,“汉奸”被理解为勾结外国势力的背叛者;这意义下的汉奸不分满汉,指的是叛国奸细,其所损者乃中国整体利益。
   
   义和团事件时使用“教民汉奸”来指称涉事教徒,并指袁爽秋、许竹筼为汉奸,遭慈禧后党诛杀,满人内阁学士联元被冠上“满族汉奸”的罪名,亦险遭正法。
   
   抗战前后使用——在抗日战争期间,闽南籍企业家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汉奸也成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中华民国政府订有《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国民政府1945年11月23日颁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案例》的规定:对于左列人员,视为汉奸,应厉行检举——
   
   (一)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者(汪伪政府官员分为选任、特任、简任、荐任、委任五级)。
   (二)曾任伪组织特务工作者。
   (三)曾任前两款以外之伪组织文武职公务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四)曾在敌人之军事、政治、特务或其他机关工作者。
   (五)曾任伪组织所属专科以上学校之校长或重要职务者。
   (六)曾任伪组织所属金融或实业机关首长或重要职务者。
   (七)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任报馆、通讯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为敌伪宣传者。
   (八)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主持电影制片、广播台、文化团体,为敌伪宣传者。
   (九)曾在伪组织新民会、协和会、伪参政会议类似机关参与重要工作者。
   (十)敌伪管辖范围内之文化、金融、实业、自由职业、自治或社会团体人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1937年开始组建的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工作部门都设有“锄奸部”、处、科。193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强调指出:必须用新的注意力对付敌探奸细与反共分子的新阴谋破坏,从认识上、组织上以至技术上改变到适合新的情况,这是当前锄奸工作的总方向。194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作出《关于锄奸工作组织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为合理的指导锄奸保卫工作,决定取消军队中步兵营及相等于营的直属部门的锄奸特派员,所有该级的侦察、保卫工作及连队锄奸工作的管理教育及其工作的检查,都委托营教导员或机关部门中的政治委员、政治协理员负责兼任;军队中营级锄奸特派员加强到团级锄奸部门;各级锄奸部门的相互关系及其对部队的关系,与政治机关其他部门相同,不能有特殊化;军队中的锄奸干部担负着特殊任务,不应当轻易分配他们与反奸细活动无关的工作,而应该相当稳定。同时对加强连队锄奸工作,正确区分锄奸对象作出明确规定。这一决定,对于加强八路军、新四军中的锄奸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政府也曾经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财产的指示》(1951年)。
   
   1946年1月国民政府司法院作成院解字三〇七八号解释令,同意台湾人原属日本籍,不应以汉奸罪名追诉。1946年12月国民政府司法院再次作成院解字三三一三号解释令,主张台湾人于对日抗战期间的战争罪刑,应受战犯罪名审判,这是跟进盟军总部清理战争罪刑的做法。战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仍然进行汉奸检举追究行动。
   
   台湾的延伸用法——第二次国共内战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延续了汉奸一词的用法,在其教科书、官方媒体等宣传上,指称那些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两岸政治对立期间出卖国家利益的通敌分子,这一名词后来在台湾多被一些台独人士延伸转化应用为“台奸”,以称呼那些被认为为了个人或政党利益,不惜出卖台湾主权、安全、与福祉的人士。常用来攻击统派。
   
   传统界定标准——“汉奸”一词出现的社会背景,是“满汉一体”意识的普及。或者是满清统治者主张自己与汉人利害相通,或者是汉人认为满清的利益即汉人的利益,才有可能使用“汉奸”一词谴责他人“通敌”。雍正时代,“汉奸”问题见于国内的民族关系。《大义觉迷录.附录》中有这样一段雍正六年的朱批:“就其言论天下时势光景、朕之用人行政, 一些不知未闻之人,非是苗疆内多年汉奸,即系外洋逆党。”但是到了道光年间,帝国主义的侵略让“汉奸”走出中国国内民族关系的圈子,变成了中外国际关系上的“通敌”问题。钦差大臣林则徐一到广东,立即发下一道《密拏汉奸札稿》的指令,说:“照得本部堂恭膺简命 来粤查办海口事件,首在严拏汉奸。缘外夷鸦片之得以私售,皆由内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广,流毒日深。”
   
   1841年,三元里抗英之时刊布的《广东义民斥告 夷说帖》称:“尔勾通无父无君之徒,作为汉奸,从中作乱。”“今用我国人为汉奸,非尔狗之能。”“尔所用汉奸,皆我天 朝犯法之徒,或杀人逃走,或舞文弄弊,平日极无本事,天朝所屏弃不用者,尔乃重用之。”从“无父无君”、“国人”、“天朝”、 “犯法”等词语中就可以看出,此处的“汉奸”一词毫无种族上的意义。“汉奸”一词使“义民”感到愤怒的,不是 出卖了“汉人”的利益,而是出卖了“天朝”的利益。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在慈禧太后和刚毅等后党大臣的支持下,攻教堂使馆,杀“教民汉奸”。反对使用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的汉族大臣袁昶、许景澄,则被慈禧太后等目为“汉奸”遭到诛杀。同样反对攻击外国使馆的满族大臣内阁学士联元被加上“满族汉奸” 的罪名,险遭毒手。在慈禧后党把“汉奸”当作杀伐异己口实的背后,可以看出:此处的“汉奸”,是被当作“出卖满汉两族共同利益、满汉两族之公敌”。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刘道一等清末民初革命派又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汉奸”定义,日本人诸桥辙次在1958年编定的巨著《大汉和辞典》卷七中也说道:“汉奸,来自清代,谓汉人勾结满清之徒。”与“汉奸”的原义:“不是勾结清王朝之汉人,而是妨碍了清朝利益之汉人”恰恰相反。
   
   王柯指出,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汉奸”话语,其实是他们企图在多民族国家的母体上,人工催生一个“汉族”单一民族国家时出现的“怪胎”。二十世纪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义的目的,其实不在于确认“民族”,而在于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民族国家”。民族不过是手段,国家才是目的。然而,因为现实的中国不可能成为单一民族国家,“汉奸”话语最终不过是强化了本来只是手段的民族意识而已。2002年末,有人以多民族国家为由表示不宜称岳飞为“民族英雄”。对此国人表现出来的愤怒,就是近代民族主义造成国人将自己的政治认同最终归结在民族,而不是国家的最好写照。
   
   当代中国大陆的使用——汉奸的定义也有争议。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汉奸的定义并非十分明确,时有出现矛盾之处。 在中国民间,“汉奸”一词已经在近年来成为标签化用词,经常被有较强民族主义思想人士用来指责主张接受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中国人。而鼓吹同样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的人,亦可能被指为“汉奸”。
   
   另外,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日本合作开展“中日亲善”宣传活动,有“中国被日本统治是历史之必然”公开言论的中国围棋家吴清源从未被贴“汉奸”标签。同情汪兆铭的旅美文人赵无眠就在《百年功罪》中有二篇文章——《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二十世纪谁不是汉奸?》——专门讨论汉奸,认为汉奸是一个不确定不清晰的概念,文中流露对汉奸这种定义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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