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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互相杀入彼此的首都

谢选骏:八国联军互相杀入彼此的首都
   
   《八国联军是这样从故宫午门进入紫禁城的》(2020-01-18《财经》杂志)报道:
   
   1900年,八国联军从故宫午门进入紫禁城。

   
   近日有人开车进故宫,引发公众批评,故宫方面亦出面致歉。围绕着这个有六百年历史的世界最大皇家宫殿建筑群,各种争议历来不断。而故宫作为博物院的近百年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学者和文物专家在背后付出的努力,经历的曲折,付出的代价,是外界无法想象的。我们再次推荐《财经》记者此前的梳理文章,供大家参考。
   
   90多年前的一个冬季,紫禁城送走了她的最后一位帝王。国民军在清走宫廷内室时,皇后婉容甚至没来得及吃完手上剩下的半个苹果。不久后这里就对外开放,围观的民众挤满了城门。这座占地72万多平方米、建有9900余间宫殿房屋的庞大建筑群,第一次对民众消解了她的权威。
   
   今天,曾经的皇城已经成了年均参观人数突破1700万的故宫博物院,成为“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建国前被皇城根下百姓称为“一堆破庙”的宫殿建筑,也将在2020年完成世纪大修,以崭新的面貌站在全世界面前。
   
   这源于几代故宫人的接力建设。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立以来,前后经历了6任院长。“不过,每一任院长都没什么好下场,有今天没明天。”说出这句话的单霁翔在2019年4月宣布退休,也是故宫有史以来第一位退休地还算体面的院长。“从我第一天上任以来,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单霁翔说。
   
   如果将今天的故宫看成是一家企业,那么它的结构相当庞杂:总共38个部门,职能包括学术研究、文物保护、工程建设和日常行政;它的地位也相当重要:既是文博行业的排头兵,也是对外展示中华文化的宣传阵地,更是研究、教育、传播传统文化的中心。作为这家庞大“企业”的管理者们,需要传承的不仅是专业经验,更是管理艺术。
   
   对前后六任院长来说,他们承担着各自的历史使命。他们的命运也是成百上千位故宫人的缩影,他们或出身世家,或起于田野,经历了战乱、革命,最终在命运的延长线上与故宫相交,而后就与这里紧紧绑定。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但他们对故宫都有着深沉而复杂的感情。
   
   我们希望通过回顾这些管理者们的生命历程,来理解不同时代背景下故宫的困境与机遇,以及这些人如何在时代中抓住机遇,或被时代的浪潮湮没。
   
   1950年10月,在故宫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图/FOTOE
   
   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建院元老,却含冤离世
   
   1924年11月8日,故宫神武门内东耳房内,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北平摄政内阁政府与清室遗老之间爆发。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为了尽快分清溥仪“私产”与政府“公产”,昭信于国人,摄政内阁筹备起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文物进行系统点查,清室遗老却以“责重事繁”为由吵着要多安排几个人进入委员会。
   
   最终,一位民国元老出面调停了这场争论,清室善后委员会得以在不到半月后成立,并集结起了一批包括蔡元培、于右任、易培基等在内的民国大家,这些人也是后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的主干力量。而这位民国元老就是李煜瀛。
   
   李煜瀛曾参与辛亥革命,是前清重臣李鸿藻之子。凭着当时的影响力,李煜瀛出任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易培基则任首席委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对宫内117余万文件进行了初步盘点。
   
   据善后委员会议事录记载,在盘点中,善后会发现了溥仪与清宫遗老密谋复辟的来往信件。因此,善后会认为,“应迅速成立博物院,使清宫善后之事成为公开局面,才能杜绝清室方面的复辟妄想。”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挂牌成立。当时故宫实行理事会制度,李、易等人正准备大施拳脚时,时局很快发生了变化。段祺瑞控制北平成立北洋政府,自恃为清朝旧臣,对李、易二人进行通缉。故宫一时无人顾暇。
   
   三年后,北伐军赶走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平,并派易培基接管故宫博物院。著名报人刘北汜先生在《故宫沧桑》中这样形容故宫职工的态度:故宫博物院职工欢迎这条决定,希望早日结束北洋政府统治下那种混乱与飘摇状态,使院里各项工作早日走上正规。
   
   局势不如人愿。1928年6月28日,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一项议案,认为故宫为逆产,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6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会议,讨论经亨颐的提案,竟通过了这一荒谬提案。
   
   当时尚在南京的易培基听闻十分气愤。他作为当时中央政治会议成员,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力陈故宫博物院单独建院的必要性。从多方面指出经亨颐提案的不当。最终经亨颐提案被否决,一致决议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原议决案。
   
   这样直言果敢的性格在后来的故宫管理中频频体现,这与易培基早年经历不无关系。这位前清武官的儿子在16岁的时候就敢上书为父伸冤,青年时加入同盟会,参与了武昌起义。1916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国文,上课爱标新立异的他甚得青年学生喜爱,毛泽东就是他当年的学生。
   
   1928年,易培基可谓风光无限。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同时,易培基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农矿部部长。但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位老院长最终因故宫一职,落得晚景凄凉。
   
   对于当时的易培基来说,故宫是他曾接手过也一直牵挂的地方。在故宫上任后他决心整顿院务,首先是架构调整,在原来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外,又增设秘书处和总务处,将故宫开始作为一个博物馆来管理。其次是文物保护。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案拍卖故宫文物以购买飞机500架,经易培基多方努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才议决保护故宫办法,否决拍卖文物提案。
   
   易培基在任上做的重要一事就是为年久失修的故宫争取修缮资金。一方面他发动党政军要员捐资,蒋介石、张学良等都积极响应,分别以私人名义捐献款项。另一方面他开始着手处理故宫非文物资料,为故宫筹措资金。但就是这一项举措,让易培基陷入了“监守自盗”的莫须有罪名中。
   
   1932年,日军攻占了锦州,东北三省全面沦陷。易培基意识到了故宫危险,开始在内部组织打包文物,随时准备南迁。但院内外反对之声甚重,当时院长助理吴瀛认为“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将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轻易做这样的决定”。院外反对派则认为,应护国土,安民心,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不可南迁以防丢失。
   
   原故宫职工梁匡忠在纪录片《故宫》中回忆,到了华北战事告急之时,故宫专门开了一次会 议,讨论南迁事宜。会上有人提到应牺牲部分重量过大的文物,被易培基否决,“国难中,虽然人人都具有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决心,但是这种表扬国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家精神的文物,却是断不可牺牲的;要是这种东西都可以牺牲的话,试问我们牺牲了一切,所争者何物。”
   
   1933年2月5日夜晚,板车拉进了宫,南迁开始了。吴瀛后来在《故宫尘梦录》中写到,易培基披着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挥。当晚,第一批南运古物2118箱装上火车,至1933年5月,故宫数十万件文物先后分四批被运出北平。
   
   而正在第五批文物准备运出的时候,有人以故宫出售非文物资料为由控告易培基贪污,且对方越闹越大,以至舆论哗然,以为易培基监守自盗,大发国难财。易培基多次反诉不成,最终只能辞职。1937年10月,他在上海寓所辞世,身边仅有两人简单料理后事。
   
   建国后,毛泽东对“易案”给予了特别关注,但当事人已或死或逃。在其关注下,故宫第二任院长马衡特别撰文证明易培基清白,吴瀛在《大公报》上也发表了《谈文物处理工作》一文,再次声明“故宫盗宝案”是一桩“凭空捏造”的冤案,此案才算在定性上落定。
   
   第二任院长马衡:战火中坚守国宝,却在晚年蒙冤解职
   
   易培基被诬告后,就官司缠身无法再顾及文物南迁事宜。1934年,原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继任院长。据幼子马文冲对《三联生活周刊》的回忆,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级别很高,和五院(行政院、监察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的行政级别一样,算是国民政府的大官。
   
   不过在马文冲眼中,父亲一直觉得做学问比做官重要。一开始接到委任时屡屡推辞,最终还是蒋介石发了话:“我看大家一致推举,马先生就不必过谦了吧。”平时一直寡言的父亲回家后把这句话学给孩子们听,“我觉得父亲心里也是觉得骄傲的吧。”马文冲说。
   
   当时马衡已经是金石研究大家,此前在北大任考古研究室主任,带北大国学门开展了第一次野外考古。后来马衡又升任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18岁就考上秀才的马衡上任前在上海的生活算得上豪华。马家在宁波鄞县是世家,马衡娶的是上海早期的工商巨子叶澄衷的女儿。结婚后马衡光是在岳父的公司里挂名每个月也有6000块大洋的工资。但在马文冲的记忆里,父亲钟爱金石,“在(书房)里面看书,看碑拓,有时整天不出来。”
   
   精通文物又曾参与过故宫管理,马衡在故宫上任后即进行了文物管理改革。在1934年6月呈行政院及本院理事会的报告中马衡提到,“院中最困难问题,厥惟文物之整理与保管。盖十年以来,半在风雨飘摇之中,点查则本甚粗疏,整理亦仅及局部,保管更责任难专。”为此他牵头制定了与文物保管有关的“出组规则”,针对各馆处科组制定分门别类的规章制度,成立“文物分类整理委员会”,对各个文物种类都设立了专门委员会。
   
   说起马衡在任期间最重要的贡献,还是成功护送文物南迁北返。1932年,日本铁蹄踏入上海,在沪文物不再安全。马衡开始组织将上海的文物运至南京朝天宫。当时马衡等人组成了“保存库建筑工程委员会”,将南京朝天宫建成了一个装有控制气温、湿度和防盗等先进设备的现代化库房,并建立了南京分院。
   
   然而,文物刚迁到南京没多久,抗战就全面爆发,南京也不再安全。马文冲被调往淞沪战场,父亲鼓励他“不要贪生怕死”。其实当时马衡的肩头的担子丝毫不比上战场轻,文物不得不向西迁移,而具体迁移的地点,在上路之前故宫人员并不清楚,都是一路走一路探。
   
   “其实就是逃难啊,当时大家的思想就是不能扔给日本人,就得赶紧运走。”原故宫职员牛德明之子牛晨在纪录片《故宫》中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当时故宫西迁分三路,马衡带领部分人员走中路,有9331箱文物,基本走水路,分19批经4个月运往宜昌,然后转运重庆。后又因安全问题转运乐山。
   
   一路上马衡亲临现场选址,他谨慎的性格也让文物多次躲过劫难。运送到湖南大学地下室的一批重要文物经他审查后,他觉得地点很不安全,要求加快运输。文物运走后不到一周存文物的图书馆就被炸平了。后来马衡在1947年的北平广播电台中说,“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其实,福命背后,是尽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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