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贺信彤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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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贺信彤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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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公开信——就申请建立《中国人权观察》事宜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并致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9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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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道准确的论述——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转载

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作者:钱理群

   原载《纵览中国》2009年5月15日

   时间愈久,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愈是能够得到彰显。而且其意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本文所要强调与讨论的是,1989年的这场有学生、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国家公务人员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在建国六十年来中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意义。

    (一)

   我们先要做一个历史的回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它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揭露与批判:“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

   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子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6年5月4日社论《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并且有了这样的“庄严承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人民不仅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的文章《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可以说,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中间派的知识分子,最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高举了以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旗帜;大权在手的国民党也就是因为剥夺了人民、知识分子的自由,终于被人民、知识分子所抛弃。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1954年所主持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居住与迁徙等广泛自由,强调“必须更加发扬人民的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这都是在履行当年的承诺,似乎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条“依宪治国”的道路:这也是许多善良的人们和知识分子所期待的。

   但以后的历史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阶级斗争为纲”的“专政”之路。就我们这里讨论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问题而言,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转折。首先是1955年5月(距离宪法公布不到一年)发动的镇压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以及随后开展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两个运动不仅开了一个剥夺知识分子、普通百姓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先例,而且提出了“舆论一律”的原则,从而为任意罗织“反革命”罪名,剥夺公民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违反宪法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1956年,又借所谓“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出版社、书店、报刊完全变成国营,实行国家对新闻、出版的全面而严密的控制,这就从根本上淘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经济基础。人们不免要想起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是怎样为民间出版自由而鼓吹、辩护的:“文明国家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为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出版事业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出版法之修正》)。现在,却要将民间出版事业根本摧毁,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权力,就需要国家垄断,而不要人民自由了。而这样的垄断,对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就是致命的。

   这样的违背承诺,违反宪法,在1957年的鸣放中就自然成了众矢之的。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提出“要向三个主义(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索还被它蹂躏的新闻自由”,“应该喊出‘民主办社’、‘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而打破党和国家垄断,办“同人出版社,报纸,刊物”更成为普遍的要求,南京的几位作家并且已经行动起来,筹办同人刊物《探索者文学月刊》,还发表《启事》,公开发表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办刊方针。(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在大学校园的民主运动中,学生除自出壁报,自办刊物外,还试图建立学生自治组织,像北京大学的《广场》,就不仅宣布自己是一个“同人刊物”,提出“舆论自由”,“取消出版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还提出要“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群众运动的核心”,“成为长久性的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直到“校外”去的设想;因此,我曾经指出:“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由青年学生发动的民间自觉的政治参与“(参看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1957年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这正是“六四”的先声:由此而开启了建国后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伟大斗争。

   而这样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所有提出“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要求的知识分子,以至同情者,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右派”。同时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批判,据说“不论用什么说法,主张新闻自由也好,主张办同人报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而不受控制的民间报纸,是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并存的”(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由此而确立了两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党对言论、出版、结社的绝对控制,国家对新闻出版的绝对垄断,这就是反右以后所确立的“五七新闻体制”,是一直坚持到今天的。

   这样的新闻体制,就为毛泽东所设想的“舆论一律”的统治秩序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一切具有独立思想,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视为“敌人”,而一旦宣布为“敌人”,就要实行“专政即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让他们“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毛泽东:《驳“舆论一律”》)。而且,这样的被“专政”的“敌人”是越来越多的,可以说,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运动,就增加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敌人”,从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1964年四清,直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从党外到党内,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到“修正主义总头目”国家主席,都被公开剥夺一切自由。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市民,在严密的思想控制下,也不可能有任何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就是毛泽东所追求的“全面专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里需要略作澄清的是,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大民主”,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不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为了达到发动群众反对党内反对派的目的,对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革命”的青年学生(红卫兵)和普通民众给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以后又发展为“大串联”的自由,成立“群众组织”的自由,等等,这对冲破反右以后所建立的党的官僚体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样的“大民主”,从一开始就具有“群众专政”的性质。我在分析了当时的“红卫兵宣言”以后,曾有过这样的判断:“这样的根本排斥‘人情,温情’的,反人道主义的‘造反’,这样的‘无法无天’(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斯诺说的名言),不受法律制约,不受限制的,以‘乱天下’为目的的‘造反’,这样的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的,将异己者视为‘右派’,要利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的‘造反’,和‘民主’和‘民主精神’可谓南辕北辙”(参看《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也谈不上真正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何况到了运动中后期当毛泽东已经不需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时,又收回了“四大自由”,不但将红卫兵赶到农村,还将一些坚持“造反”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集团”,实行专政,重新剥夺一切自由。

   因此,在人们起来反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时,又首先提出了“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提出“不应当害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真正维护“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1974年11月广州街头大字报: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由此开启的,是继1957年之后的第二轮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

   如果说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揭开了序幕,那么,中经1976年的“四五运动”,到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就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民主运动,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民间刊物和民间社团的大量出现,完全打破了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形成的“舆论一律”的局面,更加自觉地提出了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诉求,如《四五论坛》的《发刊词》所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让人民讲话,尤其不是不让人民讲真话”,“(我们)要行使宪法赋予人民监督和管理国家的权利,是宪法由一纸空文,变成我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打破“以言治罪”的禁锢。《四五论坛》曾发表《反革命和言论自由》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将所谓“反革命言论”纳入“反革命活动”的范畴,“宪法明确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权利,便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政治上的发言权是言论自由的灵魂”,要冲破“政治问题不许讨论”的禁区(郭罗基:《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这样的争取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呼声,在1979年12月邓小平下令封杀西单民主墙以后,曾一度受到压制;但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又迅速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9月,“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宣告成立;10月,《光明日报》召开的理论问题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要制定新闻出版法,保证人民通过报刊批评党和国家工作的权利”的要求;10、11月间的校园竞选运动中,北京大学当选代表胡平发表了《论言论自由》的长篇论文,明确提出要以争取言论自由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个“杠杆”;11月17日徐文立在他起草的《促进庚申变法的建议书》这一纲领性文件里,以三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组党自由)作为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要求,也就把我们所说的第二轮斗争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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