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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近现代史观与世界主流正好是双峰对峙的


   
    对同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会出现多种不同的价值评判,中国历史学术界的一个主要的任务是提出、或者选取、或者确认某某人对一个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为最正确的价值评判。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只有使自己站在更高的视野与维度,才能······才能······。
   
    这就是说,唯有站在了更高的视野与维度,特别是比余英时、欧阳哲生、张灏、林毓生、费正清、等等这些人更高的视野与维度来审视中国近现代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

    当然,我提出的“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以及我在《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四)》中的一段话,“中国从新文化运动起的一百多年来历史,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过列宁斯大林改造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种世俗政治宗教阶段的政治救世主主义,这种“独断论”,以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领下的苏俄文化和列宁民主集中制为主体的政党与整个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模式,(我们称之为“列宁三个招法”)借力于属于“怀疑论”的实用主义之支持和全盘西化的蛊惑下,借助于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科学崇拜、科学迷信之邪风,趁着由打倒孔家店与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尼采思潮所带来的中国整个社会道德伦理、仁爱与信仰、思想上的“高度真空”,造成了“高度学术真空”,天下失鹿,国共两党共逐之,致使斯大林支持下的毛泽东通过世俗版式的宗教征伐战争(又被称为解放战争),夺取了大陆全部政权,进而肆虐整个大陆中国,而蒋介石国民党兵败入台,至今也没有彻底地反省(主要是指蒋介石国民党至今对“列宁三个招法”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清楚,也没有真正地创建自由民主主义的新秩序,依然普遍地推行着列宁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我从康德三分法认识中国近现代史观出发,给出的从辛亥革命到当下的中国所走过的百年历程,近现代历史百年历程的一个总评价。”这就表明了,我采用的是比余英时等人更高的视野与维度来考察梁启超的五四运动与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这里讲的是历史观的维度。
   
    张灏为余杰《徬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一书写的序《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中写道,“这本书使我产生思想共鸣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余杰在书中强调: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剧变主要是发轫于由戊戌到五四这一段时期。这也是我近些年来的一个基本看法。如今读了余杰这部书,更增强我对这看法的信心。”在目前统治台湾香港的所谓拥护胡适“自由主义”派余英时是主帅,而张灏是付帅。在这段话中,张灏表达了他的“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剧变主要是发轫于由戊戌到五四这一段时期”思想。张灏对由戊戌到五四这一段时期历史错认颜标。在“戊戌到五四这一段时期”中无论张灏怎么生拉硬拽牵强附会也找不出来任何“剧变”的因由。因为,张君劢《廿世纪革命之特色》的题目和文章中的一句话,“若以一七八九年至一八四八年间欧洲各国之革命,为十九世纪之革命,则欧战以来,俄国之共产革命、意大利之法西斯主义,可谓为廿世纪之革命。取此廿世纪之革命而比较之,确有绝不相同之点为吾人所不容忽视,今举其最显者言之”为证。 廿世纪革命之特色是以前的世界上的革命,包括十九世纪革命,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的事。这是其一。
   
    张君劢发表于1928年的文章指出的《廿世纪革命之特色》,是与“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的主题精神完全一致的。我的《二零一八宣言》附文中说,“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第一次全面地肯定、承认了世界极权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希特勒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极权主义,它们的极权主义的本质是世俗政治宗教阶段的政治救世主主义。
   
    这个由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确认了的世界极权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在人类认识自已的历史中是具有世界历史上“标杆”意义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1928年,希特勒还未上台,当时西欧主要只是意大利之法西斯主义, 希特勒纳粹主义是与意大利之法西斯主义一样的货。因此只有承认张君劢思想的正确性,批判胡适思想的错误处,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学术界与学术思想,才能与当代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欧洲议会一系列历史性宣言事件、与当代世界政治学学术史、世界历史学学术史(下面我还要专门提一下美国当代世界历史学学术史)、、、实现“四通”中的“中外相通”。这是其二。
    余杰在《「五四」思想三大病灶:何以未能締造出民主中國,反而墜落為文革?》(2019/10/-8) 文章中发挥张灏的论点,他说,“「五四」思想的第三個「病灶」是「徹底改造世界乃至人心」的激進理想主義。林毓生最早意識到五四的這一負面遺產。······張灝指出:「毛版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激進理想主義的心態為基礎去吸收馬列主義,因此在中國共產主義思想裡,凡是與激進理想主義心態接近的馬列主義觀念,如階級鬥爭,革命實踐,演進史觀等,就被收入毛版的中共思想核心。」(張灝,《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版,頁224-225。)中國古代的統治者至多聲稱「奉天承運」,還不敢取「天」而代之;而毛澤杔與中國歷代統治者,包括民國時代最具野心的袁世凱、孫文和蔣介石等現代獨裁者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試圖竊取「天」所具有的超越性和神聖性,然後隨心所欲地改造人的思想和靈魂。毛發動文革,原因之一是是要對全黨全民進行思想控制和思想改造。這是毛青年時代就存在的「豪傑兼聖人」之志,即「偉大導師」之冠冕。······
   
    毛澤杔那一翼的「五四」,即張灝所說的「不斷革命」、「永遠革命」,將「靜態的烏托邦」轉變成「動態的烏托邦」,成為中共黨史的主軸。「從這個觀點去看,不但可以了解到為何共產主義革命思潮以五四到自由民主思想為出發點,而最後卻接受馬列思想到權威主義與集體主義;也可以了解為何這革命思潮會走上狂熱的烏托邦主義與個人的神化思想道路。從這個觀點也可以認識為何毛澤東的革命觀念,對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人有這樣大的魅力和影響力。為何這革命思潮能長期掀起高度的狂熱與激情。為何中共的革命思潮在毛澤東思想籠罩下,呈現強烈的宗教性。」(註10)(註10:張灝,《時代的探索》,頁225。)”
   
    这就是张灏作为一个以思想史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家作出的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分析结论。
   
    而中国共产党自己总结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原因,却大不相同。如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柳建辉教授的文章《毛泽东思想时代价值再认识》中说,“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只具备一个要素即理论来源或理论基础是进行不下去的,必须是两个要素的互动,即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来源或实践基础(这个实际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当时的中国国情、当时的中国革命运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精华,在毛泽东思想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像“实事求是”,本是《汉书》中的一句话,中国古代的一句成语,毛泽东却赋予它新的时代含义,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把它提升到新的学风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熟悉”。
   
    由张灏的探索,人们看不出毛泽东在哪一个思想环节上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差错?!
   
    我则是从对毛泽东《实践论》所讲的人类认识世界、自然与社会认识论的分析出发,将毛的认识论解剖为二个阶段,从余英时张灏的主要论文立论的方式看出,张灏余英时们的认识论则是一个阶段,而我们所提倡的是三个阶段的认识论;毛泽东的错就在于缺少了一个是否正确认识的判别阶段。这是我以后要书写的《对实事求是的批判》的一个预告吧!在这里我还要宣布一个消息,我发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含有很大一部分的胡适思想与胡适哲理,像众所周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要否定毛泽东,就必须首先否定胡适,这是一条定理。这是其三。
   
    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我们要像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大法官大检察官们拿出纳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这一能经得起亿万年考验的AAA顶级证据。另外一方面,在处理所有有关当今中国事件的最具争议与最易发生争斗中要能够明确地划清最后的分界线,并且能够以一贯之的、公平的执行之,这是判断一个法官检察官或者历史学家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志。而我找到的这个分界线,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及儒家那时代,也是中国所有皇朝时代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新型的国民组织技术与组织方法。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这种组织方法,连同列宁的哲学思想和苏俄文化一起,为什么能很快地占领中国这片幅员广阔的土地,我们必须要究其原因所在,孙中山国民党和陈独秀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胡适也是难辞其咎的。因此,将中国的“党天下”、“专制制度”、“专制思想”等等来源推之于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及儒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胡说”。余英时必须认真对待之。更重要更现实的是,从余英时所实际掌控的《台湾中央研究院》、一直到陈奎德掌控的《纵览中国》、陈维健掌控的《北京之春》等等目前海外大多数挂着民主招牌的组织全都实行的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离开以色列历史学家塔尔蒙《极权主义理论》的论述要求太远太远。
   
    以色列历史学家塔尔蒙指出,
    1,“民主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和极权主义的民主”。
   
    2,“民主思想的这两种流派的本质差异——如同其演进所表明的那样——并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其区别在于前者承认自由的价值,而后者则拒绝自由的价值。这在于它们对于政治的不同态度。自由主义的观点总是一种新一次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它将政治系统视作为人类创造力(Schöpferkraft)和自发性的实用型的人造设置,它同时承认完全处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各种不同层次的个人的和集体的推动。 ”
   
    3,列宁首创的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一切服从领袖,按基督教宗教的等级僧侣制模式,建立严格的金字塔形状的等级共产党干部(实为马克思主义真理教世俗传教士兼官吏)组织体制。塔尔蒙在他的第三卷472页上写道,“Sein Konzept der Sozialister Partei kann mutatis mutandis (mutatis mutandis 为以色列语,简言之,也可译为,换句话说,换言之)dem katholischen Konzept der Kirche nahe。”“社会主义政党的组党计划,换言之,是与天主教会的组教计划相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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