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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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亨廷頓廿四年批判文明衝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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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志士協助國軍退入諒山


   
   
   中國國民黨的閉目塞聽在於:她對胡志明早在一九二五年就擔任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翻譯以及他早已去過延安,還在葉劍英主持的武漢遊擊訓練班當過教官、曾多次出入延安等等一無所知。他在越南人中散佈:「蔣介石是反革命,真正的革命者在延安。」他回越後逼迫聯合政府成員阮海臣、武鴻卿等人出走,又殘殺了革命同志鄧有慶。直至中共攻佔華北二百多個縣城的一九四六年二月,胡還寫信給張發奎,邀請他訪問越南並繼續支援越南革命﹔同年十二月,中共已發動全面叛亂,胡志明猶致函張將軍,稱越南北方人民正在挨餓,越南革命處境艱難,他希望張將軍指導他怎樣取得革命成功。一九四七年秋,國府已經動員戡亂,胡志明還派遣越共政府工商部部長阮德臣等人來廣州尋求軍援,要求國府派一百多個軍官幫助他們訓練軍隊。胡志明要求張發奎搭橋,於是張介紹來人去見陳誠、吳鐵城、陳果夫,讓廣州行營後勤處少將處長蕭文帶了他們逐個拜訪。國府的中央大員們都認為胡志明是共產黨,不應該援助他。胡志明代表回到廣州時,張發奎又會見他們,帶他們購置通訊器材與醫療用品帶回越南,還送了一批藥品給他們。
    形勢變化了,張發奎的思想未變,他祗記得抗戰時國民黨的政策是同共產黨合作,尤其是外國共產黨。去南京述職時,他抽空拜訪了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委陳果夫,希望中央幫助越南建立聯合政府。「陳果夫問我是否知道胡志明是共產黨員,我說知道。他想知道為什麼我仍然想幫助他。我說,很簡單,他不是中共黨員,他是外國共產黨員,是印支共產黨的代表,他在反對帝國主義,而不是反對我們,他在為越南獨立而鬥爭,我們應該幫助他從法國統治下解放他的祖國。陳果夫斥責我左傾。我對這個問題看法不同,我堅持說,問題在於非共的越南人沒有能力同共產黨競爭。我向他解釋:越南人鬥不過共產黨是因為他們工作不夠勤奮。有人告訴我,那批越南人從廣西返回越南後,越南人民對共產黨的同情多於對其他黨派的同情。所以不需要擔心援助胡志明會引起什麼不良後果,他的政府不會支持毛澤東,他正在尋求我們的援助。」

    越南志士協助國軍退入諒山
    直到一九六七年,張發奎在香港還對夏蓮瑛說:「有人批評我支持共產黨、接近像胡志明那樣的共產黨人﹔還有人說胡志明能攀上北越共產政權的元首寶座是由於我的扶植。但我堅信,我奉行的對越政策自始至終是正確的。至於越南人之間的衝突,我相信中國的古話:『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胡志明實行社會主義而非共產主義,而且擺脫中共對他的束縛——現在他正被牽著鼻子——那麼他一定能取勝。」他始終認為,阮海臣等越南國民黨人離開越南只是因為鬥不過越共,而南越的領袖們,主要興趣是捍衛他們的個人利益,問題在於:美國人支持過與正在支持的南越領導人,沒有一個是確實值得支持的,沒有一位具備革命精神。這些觀點,被歷史的進程證明是正確的。
    無可否認,五、六十年代北越與南越的領導人於四十年代都曾在張發奎的四戰區受過庇護或訓練,胡志明、武元甲、范文同、黃文歡在北越掌權超過廿年,一九六七年在南越競選總統的阮文紹與武鴻卿也都是張發奎的部屬。後者曾派人到香港拜訪張發奎,表示:如果武鴻卿當選總統,就會派代表去同胡志明舉行和談,考慮到張將軍能影響胡志明,武鴻卿希望張派一位代表同他一起做事。這顯然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胡志明根本不願和談。幾年後,美軍撤出南越,胡志明的繼承人揮軍南下,數十萬越南難民投奔怒海,釀成了人間罕見的慘劇。
    越南人雖然擅於內鬥(中國人也同樣如此),但他們對張發奎是感恩知報的。一九四二年夏,一批特訓班學員結業時,主動要求四戰區提供建築材料,在長官部附近為張發奎修建了一座越式房屋留作紀念,使這位戎馬倥傯的將軍從河邊的一艘帆船遷到了那座具有異國風味的房屋定居。直至張發奎去世,從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杪,一直有越南人寫信給張,贈送他香檳酒、邀請他訪越。河內商會會長的函件指出:中國是唯一幫助越南人民爭取自由獨立的國家,這個中國自然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後者承繼了前者開創的援越大業。
    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張發奎對越南人民的鼎力相助是結出豐碩果實的。一九四四年八月,盟軍解放巴黎推翻貝當政府後,法越當局在日本與越盟的雙重壓力下,對中國的態度由挾敵自重、傲慢無禮轉變為請求援助——越督德古曾多次向中國外交部與第四戰區長官部提出相當具體且對中國有利的建議,如:承認中國在越南擁有種種特權、華僑在越南有特殊地位﹔法國願以其人力技術修復滇越、桂越兩鐵路供中國自由使用,中國人民與貨物可以自由出入,由中國在海防設立海關自行征稅等,這是中國屈辱外交首次揚眉吐氣的例子。
    一九四九年冬,隸屬白崇禧華中剿總的國軍第一兵團黃杰部三萬多官兵,在向海南島轉進途中受共軍重創,被迫越過邊境退至越北,其中一半人馬就是由越南國民黨黨員武鴻卿率領的。他臨危受命,將第三、十、十一、十七兵團以及華中長官公署直屬部隊、突擊總隊、桂西師管區等撤至龍州的零星部隊收容整編,加上未經戰陣尚屬完整的廣西省政府警衛大隊,編成越南志願軍。受白長官加委為總司令後,他將國軍官兵、地方團隊、軍眷、義民、省府警備大隊等一萬五千人編為一個師與一個警備旅,經廿天長途跋涉,不停與法軍、越共軍激戰,最後由越南保大皇帝擔保,遷往富國島,一九五三年夏全部遣返回臺。武鴻卿協助中華民國保存了一支一萬五千餘官兵的勁旅,堪稱濟困扶危、高義薄雲,張發奎對越南流亡者的一片苦心總算沒有白費。
   
    *由於此一對策的延續,抗戰勝利後第一方面軍入越受降,曾一舉懲戒了投降日寇又殘害越南人民的駐越法軍,斃傷法軍官兵三千餘人(單是送入海防醫院急救的法國傷兵就逾八百人),並迫令法軍司令巴龍在道歉、賠償、撤退等協定上簽字。
   (張發奎扶植胡志明攀登北越元首寶座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中國國民黨的閉目塞聽在於:她對胡志明早在一九二五年就擔任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翻譯以及他早已去過延安,還在葉劍英主持的武漢遊擊訓練班當過教官、曾多次出入延安等等一無所知。他在越南人中散佈:「蔣介石是反革命,真正的革命者在延安。」他回越後逼迫聯合政府成員阮海臣、武鴻卿等人出走,又殘殺了革命同志鄧有慶。直至中共攻佔華北二百多個縣城的一九四六年二月,胡還寫信給張發奎,邀請他訪問越南並繼續支援越南革命﹔同年十二月,中共已發動全面叛亂,胡志明猶致函張將軍,稱越南北方人民正在挨餓,越南革命處境艱難,他希望張將軍指導他怎樣取得革命成功。一九四七年秋,國府已經動員戡亂,胡志明還派遣越共政府工商部部長阮德臣等人來廣州尋求軍援,要求國府派一百多個軍官幫助他們訓練軍隊。胡志明要求張發奎搭橋,於是張介紹來人去見陳誠、吳鐵城、陳果夫,讓廣州行營後勤處少將處長蕭文帶了他們逐個拜訪。國府的中央大員們都認為胡志明是共產黨,不應該援助他。胡志明代表回到廣州時,張發奎又會見他們,帶他們購置通訊器材與醫療用品帶回越南,還送了一批藥品給他們。
    形勢變化了,張發奎的思想未變,他祗記得抗戰時國民黨的政策是同共產黨合作,尤其是外國共產黨。去南京述職時,他抽空拜訪了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委陳果夫,希望中央幫助越南建立聯合政府。「陳果夫問我是否知道胡志明是共產黨員,我說知道。他想知道為什麼我仍然想幫助他。我說,很簡單,他不是中共黨員,他是外國共產黨員,是印支共產黨的代表,他在反對帝國主義,而不是反對我們,他在為越南獨立而鬥爭,我們應該幫助他從法國統治下解放他的祖國。陳果夫斥責我左傾。我對這個問題看法不同,我堅持說,問題在於非共的越南人沒有能力同共產黨競爭。我向他解釋:越南人鬥不過共產黨是因為他們工作不夠勤奮。有人告訴我,那批越南人從廣西返回越南後,越南人民對共產黨的同情多於對其他黨派的同情。所以不需要擔心援助胡志明會引起什麼不良後果,他的政府不會支持毛澤東,他正在尋求我們的援助。」
    越南志士協助國軍退入諒山
    直到一九六七年,張發奎在香港還對夏蓮瑛說:「有人批評我支持共產黨、接近像胡志明那樣的共產黨人﹔還有人說胡志明能攀上北越共產政權的元首寶座是由於我的扶植。但我堅信,我奉行的對越政策自始至終是正確的。至於越南人之間的衝突,我相信中國的古話:『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胡志明實行社會主義而非共產主義,而且擺脫中共對他的束縛——現在他正被牽著鼻子——那麼他一定能取勝。」他始終認為,阮海臣等越南國民黨人離開越南只是因為鬥不過越共,而南越的領袖們,主要興趣是捍衛他們的個人利益,問題在於:美國人支持過與正在支持的南越領導人,沒有一個是確實值得支持的,沒有一位具備革命精神。這些觀點,被歷史的進程證明是正確的。
    無可否認,五、六十年代北越與南越的領導人於四十年代都曾在張發奎的四戰區受過庇護或訓練,胡志明、武元甲、范文同、黃文歡在北越掌權超過廿年,一九六七年在南越競選總統的阮文紹與武鴻卿也都是張發奎的部屬。後者曾派人到香港拜訪張發奎,表示:如果武鴻卿當選總統,就會派代表去同胡志明舉行和談,考慮到張將軍能影響胡志明,武鴻卿希望張派一位代表同他一起做事。這顯然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胡志明根本不願和談。幾年後,美軍撤出南越,胡志明的繼承人揮軍南下,數十萬越南難民投奔怒海,釀成了人間罕見的慘劇。
    越南人雖然擅於內鬥(中國人也同樣如此),但他們對張發奎是感恩知報的。一九四二年夏,一批特訓班學員結業時,主動要求四戰區提供建築材料,在長官部附近為張發奎修建了一座越式房屋留作紀念,使這位戎馬倥傯的將軍從河邊的一艘帆船遷到了那座具有異國風味的房屋定居。直至張發奎去世,從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杪,一直有越南人寫信給張,贈送他香檳酒、邀請他訪越。河內商會會長的函件指出:中國是唯一幫助越南人民爭取自由獨立的國家,這個中國自然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後者承繼了前者開創的援越大業。
    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張發奎對越南人民的鼎力相助是結出豐碩果實的。一九四四年八月,盟軍解放巴黎推翻貝當政府後,法越當局在日本與越盟的雙重壓力下,對中國的態度由挾敵自重、傲慢無禮轉變為請求援助——越督德古曾多次向中國外交部與第四戰區長官部提出相當具體且對中國有利的建議,如:承認中國在越南擁有種種特權、華僑在越南有特殊地位﹔法國願以其人力技術修復滇越、桂越兩鐵路供中國自由使用,中國人民與貨物可以自由出入,由中國在海防設立海關自行征稅等,這是中國屈辱外交首次揚眉吐氣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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