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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之死


   
    據《崇禎實錄》記載,崇禎三年(1630),明廷以「通虜謀叛」「擅主和議」等罪名判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袁崇煥凌遲處死。當時北京百姓對通敵漢奸恨之入骨,「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頃間肉已沽清。再開膛出五臟,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事隔七十二年天下大定後,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廷內務府才洩露了皇太極的宮廷秘密——是崇禎帝誤中後金的反間計,輕信建州遣回的被俘楊太監,誤以為袁督師與後金訂有密約故意引建州兵入侵中原。此事在《清太宗實錄》、《明史紀事本末》、《國榷》、《嘯亭雜錄》等典籍中都有記載。
    現代史疑案之一是「八九‧六四」,據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張工一再揚言:「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眾」。然而十年後,一位曾參加六‧四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戒嚴部隊少校軍官,退伍後留學澳洲,撰文揭露了那一幕慘絕人寰的殺人、碾人真相。
    上述兩個案例表明,紙是包不住火的,山高遮不住太陽。拙文曾提及文革期間李震、陶勇、譚甫仁、閻紅彥、劉培善、朱德、皮定均、李天佑、謝富治等九人的離奇死亡案,以李震為典型,當局為了遮醜,扯上了明代的三大宮廷疑案,遂草草結案,不了了之。然而,歷史老人是無情的,各該案件的知情者,當年心存恐懼,不敢聲張,但事過四、五十年,陸續有人捅開了馬蜂窩,這就是梁任公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所提倡的「發潛闡幽」。

   
   
    有關陶勇之死的幾種版本
    最早提出「陶勇之死」的是一九八四年六月號《九十年代》,在萬言長文〈上海性污染大觀〉中提及「大名鼎鼎的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就是一個有名的姦淫司令。陶勇對凡是東海艦隊屬下看得中的女兵女官、女演員,均要弄到手,以滿足其獸慾。更令人髪指的是,為了強壯其陽本,竟然以軍令強抽警衛兵士的骨髓,注射己身作補,致使年青力壯的小伙子,不久便身軀傴僂如垂死老翁。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許多被抽骨髓或遭其害的兵兵官官,憤起哭訴揭批其淫惡野蠻的法西斯獸行。陶勇自知民憤極大,最後畏罪跳入東海艦隊司令部大院一井中而死。堂堂海軍司令歿於一泓井水,不死戰場死色場,也可謂草莽英雄之末路」。同年九月,陶勇之女張綺(陶勇原名張道庸)與女婿李樂德投書《九十年代》編輯部,指該文「對先父陶勇的造謠毀謗,使人難以容忍」,還以該文所述四人幫倒台後花花政委蘇振華為色場戰友陶勇補辦葬禮「滿載兵士、官員的送葬汽車近千輛」為「編派失實,八十二輛汽車尚不足百」。
    新浪網有一篇〈東海艦隊政委劉浩天與東海艦隊司令陶勇之死〉說:「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一日上午,陶勇還和老戰友、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一起「罵文革的娘」,還說要帶一個排,把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從造反派手中搶出來。下午兩點半,發現陶勇落入一口寬不及人肩、深不及人頭的水井。事發不到兩小時,醫生還在搶救陶勇時,劉浩天在辦公室迫不及待的宣佈:「陶勇一貫爭強好勝,才走上這條絕路,是畏罪自殺,抗拒運動,是叛徒行為」。並審定「陶勇自殺的經過和初步分析」電報發往北京。不到四個小時,李作鵬以海軍黨委名義對陶勇作出「自殺」、「叛徒」的結論。後來又逼瘋、逼死陶勇夫人朱嵐。
    據陶勇的警衛員說「上午劉浩天政委、高志榮副司令和海軍派來的工作組在司令部一號樓開會,不讓陶司令參加。午後,他在招待所院子裡散步,見到曹所長,讓他叫理髪員,曹所長叫我去。十分鐘後我叫來了理髪員,陶司令不見了,曹所長也不見了」。按照規定,首長的貼身警衛是不許隨便離開的,將警衛員支配開,在十分鐘內對陶司令下毒手,這顯然是預謀籌劃的具體步驟。據陶勇的秘書在〈開國中將陶勇死亡之謎〉一文中說:招待所花房井面上有一頂海軍幹部帽,只見井裡一雙腳朝天,幾個人拖上來,但見口角鼻孔還流著鮮血。這口井不深,井底有一塊大石頭突出水面。艦隊衛生部劉振民部長向劉政委請示開膛搶救,劉政委不當一回事說:「得開黨委會研究後再定」,由於拖得時間太久,陶司令返魂乏術,劉政委與高副司令都沒有露面。陶勇的切口還沒有縫合好,艦隊體工隊、文工團、護士學校的造反派四、五十人已衝進了招待所大院,高呼:打倒大叛徒陶勇。陶勇穿的棉衣血跡很多,管理處沈處長拿了件新棉衣給陶遺體穿上,被造反派瞅見,即押著沈處長遊街,逼他敲著面盆喊:「我是陶勇的小爬蟲」。造反派將陶勇遺體拖到招待所內草坪上,將早已準備的大牌子掛上,高帽子戴上,一手拿酒瓶,一手拿稻草,帽子上寫著:罪大惡極陶勇,牌子上寫著:打倒大叛徒陶勇。造反派不僅拍照,還向遺體吐痰,用腳踢。據其秘書回憶:陶的後腦部有一個大血腫,像是用硬物擊傷的,衛生部劉部長也認為是先打昏了再扔到井裡,造成自殺現場,這一行動沒有三五人是完不成的。人們都認為這口井不深,井底面不大,水很少,就是自殺,跳進去也淹不死人,根據陶勇的個性,他絕不會自殺的。陶勇的死,造反派馬上知道,拖死人遊街以及第二天召集大會批判陶勇,這一切都是有預謀的。一般認為,陶勇之死與海軍副司令李作鵬派來的工作組有關。
    然而,李作鵬在其回憶錄中說:「中央專案組硬說陶勇是我迫害致死的,這是胡說八道!一九六七年初,在誰也沒有決定打倒他、誰也沒有揪鬥他的情況下,此人就跳井自殺了。當時我尚在被群眾圍攻揪鬥的焦頭爛額之中。事後,(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曾對我說:陶勇是被文化大革命嚇死的!不信,你們去問許世友」。
    傳記作家葉永烈在〈陶勇將軍之死〉一文中說,上海第一醫學院的法醫解剖陶勇遺體後,發覺他胸部有水,遂作出「生前溺水而死」的結論,他說:「究竟是自己投井溺死還是被人推入井,我無法定論。要判斷自殺還是他殺,必須勘察現場,而死者被拉出水井之後,現場就已遭到破壞,無法深入追查……」但東海艦隊當權者堅持「投井自殺」之說。
    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在《緬懷戰友陶勇同志》一文中說:「陶勇屍體的頭上有明顯的硬傷和瘀血,一個人是不可能自己弄成這個樣子再去自殺的,他那樣一個性格堅強的人是決不會自殺的,一定是死於一小撮陰謀家之手!」
    可是,四人幫倒台後,陶案未再予追查,劉浩天無災無難,繼任東海艦隊司令兼政委、黨委第一書記。由於劉浩天沒倒,那些造反派也平安無事。劉浩天的女婿丁一平還當上了中將海軍副司令。
    葉劍英、聶榮臻、陳毅、徐向前、粟裕等將帥都堅持要偵破陶勇命案,可是總有一只神秘的手,不讓該案水落石出。
    陶勇反對文革 冒瀆「天威」招禍
    陶勇的死同潘漢年有關。一九三九年,斯大林為了把德國法西斯的侵略戰火引向西歐,乃與希特勒簽訂了「友好互助條約」,於是在莫斯科的共產主義國際執行局通知中共:可以和侵華日軍卵翼下的南京汪偽政權打交道,從中套取情報,必要時聯汪反蔣,實際上是聯日反蔣。毛澤東便派遣最出色的情報幹員潘漢年潛赴上海,建立新的情報據點。毛澤東早在一九二五年做過汪精衛的秘書,由汪提攜接替汪原任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毛當時奉汪為「恩師」。所以毛囑咐潘漢年設法與汪精衛取得聯絡,轉達他的口頭致意。這才有一九四二年九月,潘在汪偽特工頭子李士群安排下赴南京覲見汪精衛兩次之舉。翌年李士群被日本憲兵毒死,一九四四年汪精衛去世,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由於勝利來得太快,毛澤東為聯日反蔣後悔不已。中共建政後,在上海提藍橋監獄關押的敵偽人員中,已有人揭發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曾經會見汪精衛之事。毛澤東為了遮醜,乃誘捕潘漢年,判處無期徒刑,把他關到死,以圖封口,那件與日偽私通款曲的事便可以成為永遠的秘密。
    據周佛海的兒子周幼海回憶:
    毛澤東聯絡他的恩師汪精衛有三條渠道:1.由新四軍政委劉少奇派遣他的表外甥女楊宇久到南京聯絡她的乾姐夫周佛海。2.由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饒漱石派遣馮少白到上海聯絡偽財政部稅務司司長邵式軍,由邵引見周佛海,互相交換日寇、國府情報、採購共區所需物資、約定中共與日偽互不攻擊,保存實力。馮少白生前發表的回憶錄表明這一切都是遵照毛澤東從延安下達的指示。3.由汪偽特工總部二處處長胡均鶴帶領潘漢年見李士群,進而會晤汪精衛和日本梅機關頭子影佐禎昭、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日本大使館情報部主任岩井等日酋。潘漢年還以化名胡越明,每月從岩井手裡領取二萬大洋的特務津貼,獲日方頒發特別通行證。
    陶勇死後,造反派關押其遺孀朱嵐,日夜輪番審訊,嚴刑拷打,逼迫她承認是「日本特務」,要她交代陶勇的通日罪行。朱嵐遍體鱗傷,跳樓身亡。可見陶勇在新四軍當旅長時,對中共私通日偽一案是有所參與的,再加上一九三七年他跟隨紅四方面軍往新疆開拔時,曾被回族馬家軍俘虜。在毛澤東眼中,歷史上曾經被俘、又在劉少奇、饒漱石手下得到重用者,自然要列入清除的名單,再加上文革初期陶一再違抗「中央」命令,反對文革,其妻子也對江青穢史有所非議,那這對夫妻自然必死無疑。這使人想起孫元良將軍102歲時對一位香港記者所說的一席話:「民國三十六年我當重慶警備司令時,偵悉中共地下市委準備在六月二日暴動,企圖煽惑青年學生擾亂治安。我搶在他們前面,於六月一日深夜一舉拘押了中共地工人員167人,原擬遣送他們回共區。他們對共諜身份都供認不諱,但誰也不肯離開繁華都市重慶去貧瘠遙遠的陝北承受審查。於是我接納他們悔過自新,一律予以開釋,其中有個叫曾敏之的大公報記者……」
    中共根據擄獲的國府警政檔案,文革初期把曾敏之打成「叛徒」,整得狼狽不堪。所幸四人幫倒台後,胡耀邦實施「一風吹」,不究既往,曾敏之還奉派來港,當上大公報代總編輯。八九‧六四時,曾敏之在大公報社論欄開天窗,印上「千古奇冤」四字,遂被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撤職。曾敏之流亡加拿大一年多,終於寫了悔過書回港「歸隊」,最後得了個黨內警告處分辦理退休。曾敏之的開天窗,如果是在文革十年,其下場大概與陶勇差不多,共產黨畢竟進步了,已不像文革年代那麼血腥。
    我援引曾敏之的例子,是回顧文革期間紅衛兵、造反派總是先衝擊檔案室,再以歷史紀錄為憑,揪鬥叛徒、漢奸。姑不論行動是否過火,但多多少少還是有所依據的。陶勇對文革造反十分反感,便很容易惹得造反派捏住他的把柄置他於死地。然而,打倒與否,都是由「中央」圈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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