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九九三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外交事務》刊物上發表《文明的衝突？》長文，聳人聽聞地提出，今後文明衝突將取代意識形態或經濟衝突成為未來國際鬥爭的主線，而西方文明要防範儒家與伊斯蘭兩大文明聯合。此後西方盛行「黃禍」論調，成為中共進入國際社會的一大障礙；去年紐約發生九‧一一慘劇，某些蛋頭學者侈言這是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之衝突，而抹煞了其「恐怖活動」之實質，這同樣困擾著世界首強的美國。其實，早在廿四年前錢穆在《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一書中已預先回答了亨廷頓式的憂慮：「我們講文化沒有一個純理論的是非，……今後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從所好的路，並不主張文化一元論，並不主張在西方、東方、印度、阿拉伯各種文化內任擇其一奉為全世界人類唯一標準的共同文化……將來的世界要成一個大的世界，有中國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歐洲人、非洲人……各從所好。各個文化發展而能不相衝突，又能調和凝結……我不反對西方，但亦不主張一切追隨西方」。他批評西方文化所造成的社會、政治、倫理異化與人的異化，科學為權力意志服務，個人主義與個性自由惡性膨脹，民主政治的平面化以及其他負面等等，由此反思傳統中國人文精神，並加以重建，這種努力有極高的價值。他在四十年代就著力批判全盤西化或蘇化，然而中共執意「一邊倒，倒向蘇聯」，六十年代與蘇共分裂，八十年代盲目西化，到九十年代才返回錢穆思想，付出幾千萬人命的慘重代價，把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押後了整整半個世紀。
（2020/01/16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