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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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張發奎上將回憶錄》的不實流言之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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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發奎扶植胡志明攀登北越元首寶座
·《張發奎秘錄》的史料價值
·海外第三勢力「自由中國抵抗運動」的開場與收場
·王蒙與玉蒲團
·王蒙在一九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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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張發奎上將回憶錄》的不實流言之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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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國煊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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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棺論定唐德剛
·從書海中探索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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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返了

   
    楊某接受韋慕廷的餽贈,只是一套張發奎口述之英文謄本縮微膠片而已﹔我親赴哥大(在自由世界,誰都可從大學圖書館聯網上查明藏品目錄與價格,見票付貨,根本不必依靠楊某的「建議」)購買這部口述史的中文版權,是連帶張發奎歷年日記、戰報、函電、戰區文件、作戰地圖、作戰方案、私藏相片、訪談草稿以及相關文件檔案一攬子買下的,這同洋人大掃除丟棄的所謂「贈品」不可同日而語。張發奎全檔是一部完整的文獻,在翻譯過程中,凡合適的資料都應該插入有關章節,儘管這麽多錄音帶在製作英文謄本過程中被刪去了一半多,但我仍是竭力把刪去的部份補還去,深信這是任何一位成熟的歷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歷史本身乃是客觀存在過的事實,然而總有一小撮人要故意隱瞞、毀滅或曲解這些事實。秦始皇燒毀除秦國史記以外的歷史記載、文學、詩書和百家語以及民間屬於政治性質的書籍,「有偶語詩書者棄市,有以古論今者滅族」,就是這類毀滅歷史的始作俑者;滿清乾隆帝監修四庫全書時,銷毀了對滿清不利的書籍583種,非但記述明清兩代史實的書,連牽涉到遼金元的歷史紀事都被刪或改得面目全非,便是繼承與發展秦皇暴政的典型;楊某人的所謂「摘要」「節譯」當也可作如是觀,其客觀效果便是扭曲、竄改、毀滅史料。
    從譯錯的句子來看,楊某的英文程度,大致是香港小學二年級的水準(按:大陸高教部門規定:博士生須懂兩科外文,博導要求更高),連簡單句都譯得語意全非,皆類似於呂叔湘教授所著《中國學生常見的英語錯誤》一書中的例句。然而他在歪曲字義方面卻頗為老練。譬如Nanchang Revolt,他一定要偏離中國現代史的既定名稱,故意譯為「南昌起義」。他可能會詭辯說,Revolt有多義性,可譯成暴動、反叛,也可譯為起義;那我可以告訴他:英文napkin可譯為餐巾、手帕,也可譯為尿布,如何定奪則端視上下文的語義。從張發奎自傳的第六章可知,叛軍殘酷殺害了北伐軍總司令部特使李某、軍參謀長陳圖南、團長柏家厚與廿軍(滇軍)的趙副營長;在廣州,暴徒用大炮殺死了大量警察總隊官兵與公安局文職人員,還命令五百多個人力車伕到全市各處放火,要讓廣州市陷入一片火海。根據文獻記載,南昌參叛的兩萬匪徒在三天半內殺死上萬人民、燒光七百多家店鋪、強姦了九千多婦女,把小小南昌城弄得哭聲震天;在兩湖,十一天殺了四萬三千七百多人,強姦一萬一千名婦女,焚毀房舍三萬八千多間,搶劫十三萬次﹔在廣州,燒毀了三十多條繁華街道,毀屋一千五百十三棟,殺死無辜民眾一萬五千多人、搶劫三十一萬二千五百多宗、強姦婦女一萬七千多人。這樣令人髮指的暴行能說是「起義」嗎?國民黨前身同盟會領導的辛亥革命,鬯匕不驚,連武昌清兵的最高指揮官黎元洪都被推舉為大都督,殺害秋瑾的滿清官吏貴福也未受追究,這才稱得上「起義」。中共建政初期,其史籍一直稱「南昌暴動」「兩湖秋收暴動」「廣州暴動」,到五十年代中期,為了遮羞,才易名「起義」,楊某是知道這一段過程的,但他未忠實於張發奎原著的語意。
    我們研究歷史,是為了探索史實真相,使悲劇不再重演。如果任憑楊某的「煽動仇恨」說自由氾濫,那麽《史記》作者司馬遷、《揚州十日記》的作者王秀楚、《嘉定屠城紀略》的作者朱子素,豈不是統統可以被誣為「煽動陝西民眾與其他三十個省市自治區民眾的仇恨」「煽動滿漢仇恨」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十年文革死難兩千萬人、迫害了兩億多民眾﹔最近中共民政部公開了三年災荒(59-61)期間非正常死亡(餓斃)的統計數字——三千多萬人,楊某是否要給葉劍英與現任民政部部長扣上「反共反華」「惡語傷人」「煽動仇恨」的大帽子呢?現在不少歷史學者鍾意選擇上古史,那是因為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一切都憑神話傳說,怎樣解讀都不會產生是非恩怨,不會得罪惡人﹔但現代史截然不同,步步都有陷阱,遍地皆是荊棘,一不小心就會被有心人批倒批透、鬥垮鬥臭。這幾年大陸逐漸開放,有些學者走出國門,接觸到美、日、臺灣等地的原始史料,他們漸漸明白:重提「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並不等於抹煞清初的乾 嘉盛世;回溯中共草莽時期的暴行也並不意味著抹煞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如果時時、事事、處處要以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尺寸來衡量歷史學家,豈不大家都要重回「焚書坑儒」的黑暗年代?這可能實現嗎?
    依附草木者 其人格不足觀


    清初史學名家章學誠在〈史德〉一文中指出:「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慎辨於天人之際,是指治史者應當慎辨自己主觀與史實客觀之間的關係,劃清哪些是自己的主觀意圖,哪些是客觀史實;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則是要求治史者儘量尊重客觀史料,如實反映客觀史料,不要隨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主觀意圖摻雜到客觀史料中去。楊某苟無倖進之心,也就不會把張發奎的口述自傳抄本(僅一處就)大刪特刪677字之多。楊某侈言「新聞法令和管理規定」「社會環境風習」,我相信在改革開放年代,他若不刪張發奎原文絕不會成為「現代崔杼」(2)。君不見那個在陳炯明文集扉頁題詞「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妄人彭禹賢還不是高踞中共汕尾市委書記的寶座嗎?那本把堅持民族氣節抗清三十年的鄭成功父子誣為「民族敗類」的《文史精華》月刊至今未受停刊整頓處分﹔為殺害數十萬愛國官兵的大漢奸施琅修建紀念館的晉江龍湖鎮地方官不也平安無事嗎?我不知楊某人的生涯規劃,但我確信宋代大儒陸象山的名言:「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價值便不足觀。胡適大師生前就把這種刪書行逕喻為「塞住耳朵吃海蟄的辦法」。楊某所崇拜的唐德剛先生曾披露,顧維鈞回憶錄耗資25萬美元譯成600萬字13巨冊,但是被洋人編輯刪除投籃棄之如敝屣的遠遠多於最後的謄本。唐先生在本刊471期大作中說,抗戰初期一名俄國外交官酒後吐露真言,稱斯大林擬訂的戰略是:乘中國敗退時,迅速派蘇軍侵入蒙古、新疆,繼而佔領我西北、西南國土,同侵佔東北、華中、華南的日寇妥協,一舉瓜分中國。幸虧當年 蔣公堅持抗戰、誓不低頭,這條奸計才未得逞。顧維鈞從其他俄國、東歐、土耳其外交界數十年的老友中證實確有此計,這確是斯大林「援華」的底牌。顧大使將這些資料都寫入其回憶錄,可惜哥大的洋人編輯為節省謄錄、打字費用,把這段珍貴史料全部刪掉了。陶希聖的《八十自述》也記述了日本以潼關為界,與蘇俄瓜分中國國土的奸謀。
    如果有人將這一段鮮為人知的奸謀補充寫入《中俄關係史》,楊某會不會指其「大逆不道,反蘇反共」呢?恢復其原狀難道不是歷史工作者應盡的職責嗎?難道除了抄襲吳相湘、梁敬錞等人的原作,歷史學者就無所事事了嗎?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有關楊某誣指我「均為原文所無」的周士第一段,在張發奎口述錄音帶、日記與其他著作中都出現過,只是在編輯過程中被洋人刪了。我倘若出示原件,楊某又會咆哮一番,好在這一段言語也出現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的《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19輯第865頁所刊謝膺白文〈張發奎傳略〉(見附圖),而這部叢書的顧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選平、楊汝岱,編委會副主任是龔育之、宋堃,編委與編審等多達212人。倘若楊某斷言這部叢書是「反共反華的偽書」,那我就無話可說了。事實上,去年四月十三日,在去惠州的時速一百公里遊覽車上,海豐幫李 ×奎、袁×時、趙×人等突然發難批鬥我,逼我承認「陳炯明偉大、孫文是賣國賊」,還說「政協文史資料全不可信,全是假話」,我當即向帶團的外派幹部劉某提出抗議。我在惠州,見陳逆炯明墓旁的聶榮臻題字碑上鐫著黃埔軍校師生東征敉平陳炯明叛亂的字句並未被剔除,頓悟這先前在旅遊車上的一幕是個別人對我施行「私刑」,當晚即電告大陸史學界的最高權威、中國史學會會長金沖及老先生。他否認那場批鬥會有官方背景,認為各人須為自己言行負責。我說:如果孫中山也被醜化成壞人,那麽這個國家根本就不值得愛了,兩岸的統一是不可能的了。
(2020/01/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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