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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论》连载之5 第四章《国家行为与战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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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论》连载之5 第四章《国家行为与战争(上)》


   2006香港Thinker 出版社出版 作者:严家祺

第四章 國家行為和戰爭


   

§4·1 國家行為及動機


    國家是大量或巨量人類個體的聚集體。國家行為必須通過特定的、具體的人的行為才能表現出來。普通公民的行為不是國家行為,但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政府官員或代表國家行事的個人的政治和公務行為是國家行為。然而,普通公民在同一時間表現出會對其他國家產生重要影響的同一行為,如大量人口涌出國境進入他國,一國對他國貿易數量的急增或驟減,也會影響到國與國的關系,從而影響到國家行為。
    國家行為可以分為對內行為與對外行為。對內行為最重要的是國家行使其管轄權而作出的行為,但國家管轄權也可以用于對外方面。由于國家能自主地作出對外行為,國家才在國際社會中表現為一個自主行為體。國家對外行為按活動領域劃分,可以分為軍事行為、政治行為、政治經濟行為、經濟行為等。
    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是軍事行為。任何使用武力的行為、一國侵略與另一國自衛、派兵維和都是軍事行為。武力威脅、軍事演習、炫耀軍力、軍力流動、駐軍、提供軍援也都是軍事行為。
    與他國結盟、締約、毀約、對他國的承認、接受或派遣外交使節、國事訪問、履行國際義務、不履行國際義務,都屬于政治行為。締結貿易、經濟協定,可視為政治經濟行為。
    許多經濟行為在國與國的關系中帶有政治性,但主要采用經濟手段的行為可視為經濟行為。禁運、提高關稅、凍結資產、控制資金出入、給予最惠國待遇、提供經濟援助、作出投資保證等都是經濟行為。
    干涉他國政權更迭、或以其他任何藉口干預他國內部事務,則是政治行為。在有些情況下,干涉他國內政,會發展到軍事沖突、甚至戰爭。國與國之間軍事沖突或戰爭,這是“國家板塊”之間的撞擊現象。戰爭會使國家改變形體。板塊的撞擊、移動、變形、斷裂等與板塊活動相聯系的行為,稱為“板塊行為”。企業和一般國際組織并不具有板塊行為能力,而國家聯盟、國際軍事條約組織在一定情況下,也具有板塊行為能力。
    “國家情緒”不等同於“國家行為”。“情緒”是一個“自主行為體”未經“腦”作出決定的情況下為自我保護而作出的即時反應(§2·7)。1898年當中國的“義和拳”舉起“助清滅洋”旗幟攻擊洋人、占領教堂、并受到清政府剿捕時,這時的“義和拳”行為,不是中國的“國家行為”,而是“國家情緒”。然而,清政府對“義和拳”的暴力行為不全制止,對有些針對洋人的暴力行為實際上默許,從國際法上說,這種“不作為”,大清帝國的“國家責任”就不能推卸了。當“義和團”提出“扶清滅洋”、與清軍一起抗擊侵入中國國內的英法等“八國聯軍”時,“義和團”的行為就成了清王朝中國國家行為的一部分了。
    從高空或衛星軌道高度來觀察地球表面上人類行為時,當無法區分一個個具體個人的身份、地位和職位標志時,一國國家元首的國事訪問和一個普通公民旅行團的出國訪問,兩者之間的區別是難以識別的。從宏觀上說,國家行為可以分為“宏觀可見行為”與“宏觀不可見行為”。戰爭、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國家核試驗是“宏觀可見的國家行為”,而國家元首、政府官員的國事訪問、召開國際會議、簽訂國際條約、協定、外交承諾或通牒都是“宏觀不可見行為”。跨國公司、國際非政府組織、大多數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行為也是“宏觀不可見行為”。所以,國家行為體與國際社會中的其他行為體相比,國家行為體的行為具有明顯的“宏觀可見性”。
   國家作為行為體不同于人的“個體行為體”。當國家作出“宏觀可見行為”時,國家行為體的“動機”是人類可以觀察到的,而人作為“個體行為體”的“動機”往往是不易觀察到或觀察不到的。“心懷叵測”并不適用於國家行為體。國家在作出“宏觀可見行為”前,它的行為動機或行為意向通常已經由一個個事件或人的行動表現出來了。這種例子不可勝數。舉例來說,在1853年俄土戰爭爆發前,俄國特使亞歷山大·緬什可夫訪問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要求由俄國來充當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東正教徒的保護人。緬什可夫代表俄國向土耳其政府提出要求,是一種國家行為,但并不是一種“宏觀可見行為”,這種由緬什可夫個人作出的行為,事實上透露了日後俄國對土耳其戰爭的動機。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拒絕了俄國利用宗教干涉土耳其內政的要求後,俄國派兵占領了多瑙河兩公國——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這時,俄國作出了“侵犯他國領土”的“宏觀可見行為”。在中美建交前的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這一事件談不上“國家行為”,但明確透露了中美兩國由敵對走向友好交往的國家行為動機或行為意向。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多次參拜存放著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這一行為,可視為日本的國家行為,但尚不是“宏觀可見行為”, 小泉純一郎的行為表達了日本作為國家行為體的一種動機,表達了日本對那些在二戰中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一種不友好的意向。從日本首相一次又一次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可以看到,未來日本仍有重蹈它在二戰中行為的可能性。
   “國家行為動機”的可見性說明,“心懷叵測”是人類個體的特征,卻不是人類個體組成的“聚合體”——國家行為體的特征。人類個體的許多行為難以預測,而國家行為體的“宏觀可見行為”一般都可以預測。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爆發有的不宣而戰,有的偷襲奇襲,但戰前一般都可以觀察到一國的戰爭動機或戰爭意向。當一個恐怖分子攜帶著一種大規模殺傷武器而針對另一國作恐怖襲擊時,作為人類個體現象的“心懷叵測”又成了事實。
   按照國際法,國家行為還可以分為“國際正當行為”、“ 國際不正當行為”、“國際不法行為”、“國際罪行”。發動侵略戰爭則是最典型的“國際罪行”。
   

§4·2 狭义与广义战争


   
    在各种各样的国家行为中,战争是最明显的、会影响国家存活的行为。
   战争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原始战争发生在部落之间,往往有全体部落成年男子参与。在国家形成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离不开军队或武装力量,但军事冲突或武装冲突并不都是战争。一些偶然发生的、短暂的军事冲突或武装冲突不能视为战争。战争是兩個或兩個以上有敌对意识的群体,持续相当长时间并以相当大规模进行的武力或军事冲突。
   人的群体之间会发生战争,同一物种的动物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呢?
   一些动物有群聚的习性,一种无翅的昆虫——潮虫,总是群聚在潮湿的地方。棉铃虫则群聚在棉田里。野外的灯火则易引来飞蛾的群聚。蝗虫群聚的规模可大至几十億只,在同一片农田上空飞翔盘旋。这些群聚的昆虫具有相同的生态特性,却没有因为争夺同样的资源而发生自相残杀和战争。
   动物的群聚常常是由于对棲息地的选择或由于食物源、水源的吸引而形成的,但群聚并不就一定形成社会。白蚁、蚂蚁、胡蜂、蜜蜂、熊蜂、海象、一种非洲四趾猎狗、狒狒、大猩猩、黑猩猩等都是社会性的群聚动物。蚂蚁中还有“奴役行为”,即征服并强迫同种或异种蚂蚁产生劳动。动物有爪、牙、角、刺等防御和进攻性器官,作为自己的武力,动物的毒液可视为“化学武器”。一些社会性动物还分化出专门从事战争的“军队”,如蚁群中的“兵蚁”。
   在生物界,存在食物链,一种动物吃另一种动物。当狼群追逐并吞食羊群时,不能认为这是“羊狼战争”,当人类大量捕鱼、宰杀牛羊時,也談不上是“人魚大战”、“人牛大戰”。所謂戰爭,必須發生在同一物種內部,而且必須是大規模的群體行為。
   蟻群之間因爭奪地盤和食物會發生大規模衝突。在食物短缺時,螞蟻之間的戰爭會非常厲害,激烈的戰爭會把對方全部殺光、吃光。螞蟻的武力是大顎、毒針、毒液和肢體。有一種大頭家蟻(Pheidole dentata)的兵蟻長著一對大剪刀般的大顎,在戰爭中,它們有能力用大顎剪下敵對螞蟻的頭、腳及身體其他部位。還有一種螞蟻會用大顎檢起小圓石塊,藉此堵塞敵對螞蟻巢穴的出口(圖4.2.1)。螞蟻中也有「蟻身炸彈」,有一種螞蟻在參加戰鬥時,如果受到敵對螞蟻強力擠壓,牠們會自我爆裂體壁,將自身所帶的毒液噴灑到敵對蟻群中。還有的螞蟻在侵入敵巢後,會將對方幼小個體搬回自己巢中,供日後食用。
   在所有動物中,在形態特徵和生理現象上最接近人類的是黑猩猩。黑猩猩會使用工具,有喜怒哀樂各種情感,而且在臉部能表現出來。一個黑猩猩群體往往會分成兩個集團,內部有等級和從屬關係。美國動物行為學家珍妮.古道爾在非洲研究黑猩猩行為時發現,黑猩猩兩大群體間會發生殘酷的戰爭。珍妮.古道爾在坦桑尼亞坦亥尼卡湖畔,曾觀察到湖的南北兩岸的黑猩猩群體的一次戰爭。這次戰爭起因於南岸黑猩猩侵佔了北岸的地盤,北岸黑猩猩則發動襲擊,全殲南岸黑猩猩。
   一般地說,戰爭是同一類型的自主行為體之間的、大規模的、以消滅對方為目的的暴力衝突。在這一意義上,螞蟻群體間、黑猩猩群體間會爆發戰爭,這是「沒有武器的戰爭」。人類與動物的不同在於,人能製造武器,而且人類能不斷提高武器的殺傷力,所以,人類社會的戰爭遠遠超出螞蟻、黑猩猩的戰爭,會造成地球表面的嚴重破壞和大量死亡。當自主行為體是各種衛星和各種太空武器時,這時的戰爭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太空戰」。
   如果把社會性動物、人類和各種自主行為體之間的大規模暴力衝突都包括進去,這就是「廣義戰爭」概念。
   「狹義戰爭」則是指人類社會中的戰爭,按照國際法,通常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間宣告或不宣告的大規模武裝衝突及一國國內戰爭稱作戰爭外,還包括一國對他國領土的佔領。這種佔領即使沒有受到被佔領國的抵抗,也視為戰爭。
   九一一事件後,戰爭概念是否有新的變化?這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4·3 戰爭能量與戰爭意志


   
   在人類歷史上,已經發生了一萬五千次有記載的戰爭。自從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問世以來,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都在不斷地探索人類社會中存在戰爭的原因。修昔底德認為,在希臘諸城邦國家中,一個城邦國家(雅典)的崛起和雅典統治者的野心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最為深刻的原因。法玆格拉夫(Rofent.L.Pfaltzgraff)和道弗(James E. Dougherty)列舉出十九種「戰爭原因」,如奪取領土、獲得財富或威望、維護或擴張王室的利益、削弱敵國力量、傳播某種意識形態、經營或維持殖民帝國、介入國外衝突、保護本國在海外的重大經濟利益、對他國進行報復、維護本國公民安全、維護國家榮譽等等。 哥倫比斯和沃爾夫在《權力與正義》一書中則列出七種「促發武裝衝突」的因素或條件,這七個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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