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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論》(2006出版)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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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霸权论》的主要观点
·《霸權論》9章81節287頁全部書稿
·《霸權論》書頁中另行排版的85句短文
·《霸权論》目录和序
·1·1国家是一种活的“行为体”
·1·2“人——马系统”的智力和能力
·1·3“巨系统”和涌现特征
·1·4目的:“未来实现的事”对“现在的行为”有约束性
·1·5无脑动物、有脑动物和理性水平的高低
·1·6从“水母群体”到“极权体系”和“遥控机器人群体”
·1·7自主行为系统的层级与交错
·1·8兩个“自我”
·1·9“狡詐”是“政治行為體”的重要特徵
·2·1从“国家有机体論”到“地缘政治学”
·2·2 2·3每一个“國家”都有一个極难改變的「地緣環境」
·2·4「國家行為體」的模型
·2·5躯体的萎缩是拜占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2·6 2·7動亂:「國家動物」的「情緒爆發」
·2·8 動物的群聚和人的群聚
·2·9國家的“動物性”和“板塊性”
·3·1古代世界地图的变更
·3·2波兰的“再生”和“国土”的平移
·3·3 3·4 3·5 3·6国家的扩张、分裂、解体、倂合和一体化
·3·7国界的人为变动
·3·8“大马士革——哭墙”分界线
·3·9中日东海专属区的划界问题
·4·2狭义与广义战争
·4·3戰爭能量與戰爭意志
·4·4军事行为体的六项构成
·4·5 4·6軍力流動論
·4·7点目标和点击战
·4·8 4·9政治動物間的溝通障礙
·5·1三代國際體系
·5·2地域政治:離心力與向心力
·5·3「體系」與「國家」間的「中間態」
·5·4 島國主義與內陸主義
·5·5均勢平衡者角色
·5.6國際體系的簡化模型
·5.7國際體系結構的要素
·5.8國家間的四種作用力
·5.9國際體系的四項特徵
·8·1太空的范围和划分
·8·2航天时代
·8·3"高边疆”战略
·8·4太空资源和太空工业化
·8·5单向透明战场
·8·6太空战
·8·7NMD和TMD
·重贴:《霸权论》『全能战争网』和『战争脑』
·外星殖民:太空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國際秩序與國內秩序在表現形式上的区别
·太平洋五大板塊
·关于主权、主权权利和南海裁决
· 为何仲裁庭無權裁决南海那些问题
·南海的四种海域
·海牙仲裁庭的两项法律错误
·严家祺:耶路撒冷“一城两国”的分界线
·中国也应当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克里米亞戰爭與中俄邊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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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海外民运大分裂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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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刘晓波更扩大了《08宪章》的影响
·零八宪章和刘晓波面对中国的“非人政治”(2009-12-25)
·中国民主党人的“千年刑期”
·中共當局三次迫害高瑜
·釋放王炳章!“釋放”王軍濤!
·嚴家祺:王炳章和時代廣場的鐵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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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律师是缔造中国法治的中流砥柱
·严家祺: 维权律师是缔造中国法治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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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稀释和『心因』的扩散

“基因”的稀释和“心因”的扩散


    ——创造“多元文明”的五个半人
   『基因』的稀释和『心因』的扩散

    【按】本文题目和小标题作了修改,以突出本文主题思想,全文文字内容没有改动

① 『基因』和『心因』


② 『心因』突变和『心因』组合


③ 文明是最高层次的『心因』组合


④ 『宗教伦理心因』是『文明』的核心


⑤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心因』


⑥ 儒家是『人生海洋』中的『游泳术』


⑦ 马克思的『心因』没有创造新文明


   
   
    严家祺
    人类最早期的文明是单一的。在二千年前,人类文明变得“多元”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人口的广泛流动,在二千年後,人类文明很可能再次走向“单一”。“多元文明”是指“多种各具特色的文明”。
   

『基因』和『心因』


    我们每个人的每一个细胞中都有四十六条染色体。基因排列在染色体上。所谓“基因”,就是能延续许多世代的染色体。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二百多个三百年前的祖先,其中每一个祖先都向今天活着的后代提供了不到一条染色体。
    每一个人的基因一代又一代向下传,愈来愈稀释。孔老夫子传了八十代,他今天的后代子孙的子孙的某一个子孙,实际上只有孔老夫子本人一点微不足道的“基因”。孔老夫子数以千万计的后代,除了有孔老夫子基因外,还有母系的“基因”,有更多的爱新觉罗氏、王氏、曹氏的“基因”。孔老夫子的“基因”历经二千四百多年,到今天,已经完完全全稀释了,但孔老夫子的“心因”——儒家思想,不仅没有稀释,而且,完完整整地传到了今天,并在中国、日本、韩国和全世界四处扩散。许多没有读过孔老夫子书的中国人,他们受亲友影响,在头脑中也有许多孔老夫子的“心因”。
    “文明”一词可以在不同意义上运用。“文明”首先是对“野蛮”来说的,人类最早的文明是定居和农耕的产物,不是某一个人“心因”的产物。最早的文明产生于公元前第四千纪到公元前第三千纪,有古埃及尼罗河文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国古代的黄河文明。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别,不同地区的文明呈现了不同特征。大体上说,在大河流域的文明,通过战争和征服,形成了较大的帝国和专制政治制度,唯有希腊爱琴海地区、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地区在发生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前的几百年中,各个城邦保持了他们各自的制度,这就是古代希腊文明。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人的“心因”在创造文明中的作用变得愈来愈重要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转型时期”,比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说的“轴心时期”(The Axial Period)长几个世纪。在今天仍然有广泛影响的“多元文明”(多种各具特色的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都是在“大转型时期”和稍後产生的。这些有千年以上历史、有广泛影响的文明,之所以延续到现代,重要的不是靠“基因”的延续,而是靠“心因”的扩散。犹太文明靠犹太人“基因”的延续,使犹太文明难于扩散,而犹太教“心因”的延续也是犹太文明延续的根本因素。
   

『心因』突变和『心因』组合


    “心因”(Memes)是情绪、感觉、动机、潜意识、思想的“单元”、“片断”或“片断的组合”,“心因”的不同排列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思想、文化,就像“基因”的不同排列组合,形成不同的染色体一样。“基因”一代遗传到下一代,“心因”通过语言、文字、报刊、网路从一个大脑传向另一个大脑。
    “心因”千变万化。新观念、新思想都是“心因突变”或“重新组合”的结果。能广泛传播的新观念、新思想能创造新事物、创造历史,也能创造新的文明。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大转型时期”,中国产生了孔子、老子,喜马拉雅山南麓(现尼泊尔境内)产生了释迦牟尼,波斯产生了琐罗亚斯德,希腊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思想家。他们为中国、印度、波斯、希腊文明注入了新的、能广泛传播的、各具特色的“思想种子”。
    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南到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达多瑙河下游。亚历山大东征传播了希腊文化的“心因”和“思想种子”,在亚历山大帝国分裂瓦解後,在亚历山大征服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希腊化的世界。
    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西征的结果,不仅把蒙古文化,而且把蒙古人的基因传播到欧亚的广阔地带。俄罗斯被蒙古人统治了二百四十年,俄罗斯许多人开始混进来蒙古人的基因,而且俄罗斯后来的政治制度中,也包含了蒙古人的“心因”,沙皇伊凡雷帝的暴虐,也许与以往俄罗斯的蒙古统治者有关。中国元朝是蒙古人统治的王朝,因为汉族人口众多,蒙古的“基因”和“心因”反而被汉人“稀释”了。
   

文明是最高层次的『心因』组合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形成“文明”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价值观”、文化和思维方式,而是地理因素。他说:“讨论文明就是讨论空间、土地及地貌、气候、植物、动物种类,以及自然方面或其他方面的优势。讨论文明也就是讨论人类是如何利用这些基本条件的。” 布罗代尔的“文明观”可以用来分析古代文明之间的不同,但对分析“跨域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分析同一地区文明的变更、分析文明的传播就有困难了。
    “文明”的定义,需要符合一般人的看法。有较多共同“心因”的人往往会乐意聚集在同一个机构或社团、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国家。一个武汉人,他可以对自己有不同的“定位”,他可以说自己是湖北人、马克思主义者或佛教徒、中国人、东方人。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谈到“文明”时说:一个人“所属的文明”是“在我们觉得有归属感的文化中最大的‘我们’,和外面其他那些‘他们’不同。”“除了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外,文明是最高层次的文化组合。”由于“心因”是组成“文化”的基本“单位”,我在这里把亨廷顿对“文明”的定义用“心因”来表达,可以说,“文明是最高层次的‘心因’组合”。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觉得“有归属感的文化中最大的‘我们’”是“中国”或“中华文明”。而对一位伊拉克、也门、埃及的穆斯林来说,他觉得“有归属感的文化中最大的‘我们’”是“伊斯兰文明”。事实上,“儒家文明”是比“中国”更大的一个“文化圈”,“儒家文明”也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极大多数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中国也有数以亿计的基督徒、佛教徒和穆斯林。中国的基督徒,在不同时间,会有两种“归属感”,即“中华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在人类史上,有悠久历史并延续到今天的文明,除了“犹太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外,还有“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等等。
    从一个人的“心因”在后世的传播和延续来说,全人类中有五个半人,他们的“心因”传播得或是最久,或是最广。这五个人是摩西、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另外“半个人”是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发起者马丁·路德。由于他是整个基督教文明的“新的分支”,只是基督教文明的“局部创新”,所以,马丁·路德不好与耶稣基督并列,只算“半个人”。
    当然,在这五个半人前,人类文明就已存在。中国的商代文明不是孔老夫子创造的,古希腊文明也不是耶稣基督创造的。这五个半人以外,还有其他人创造了其他文明。就是这五个半人的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生“心因突变”而形成的。最重要的是,新文明的最重要因素与这五个半人的“心因突变”密切相关,这种“心因突变”导致了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当他们的思想传播开来、形成不同文明的过程中,不同时期还会有一些“心因”汇入,丰富发展这些文明。摩西的“一神论心因”为基督教、伊斯兰教接受。耶稣最早在他家乡巴勒斯坦传教,他的门徒把基督教传到了罗马帝国的广大地区。而罗马帝国正是古代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终结。但中世纪的基督教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保存了下来。所以,後来逐渐成长的基督教文明融入了希腊文化的大量“心因”。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基督教神学有很大影响。可以说,基督教文明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但基督教文明的创始者是耶稣基督。
    许多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探索者的发现、发明和创造,改造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存条件,许多诗人、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传播了几千年、几百年,许多政治家、军事统帅的行为改变了人类历史,但他们的影响范围,或是某一地区、或是某一时期、或是某一领域,无法与创造各具特色文明的五个半人相比。
    『宗教伦理心因』是『文明』的核心
    在五个半人中,四个人是新宗教的创始人,“影响只及一半”的那个人是宗教改革家。现在全世界总人口为六十八亿,而各种宗教的教徒就有五十多亿人。在五个半人中,只有中国的孔老夫子不是宗教人物,而是中国最有广泛影响的伦理传统的“思想种子”。
   
   
    (图1)传说中的摩西用手杖劈开红海海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红海,向海伸出手杖, 红海便分开一条道路,摩西便带领以色列民行走这条路逃离埃及人的追捕
    摩西是犹太教的创始人,公元前十三世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圣经·出埃及记》记叙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後的经历,记叙了摩西在西奈山传授律法。律法“十诫”就是犹太教的核心教义。释迦牟尼是佛教创始人。耶稣是基督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是基督新教的创始人。孔老夫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每一种宗教都是人所信仰、所期盼的一种秩序,一种活的传统。儒家不是宗教,是一种伦理思想,一种关于“人生意义”和“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伦理和宗教一样,也是一种活的传统,遵循它就会在人类社会中造成一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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